童 年 往 事

——谨以此文追忆我的故乡和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从来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曾经历过这样那样的人和事，有的人见过面吃过饭，一转过背也就忘了；有的人即便工作关系在一起经年，分开没有几年也就彻底淡忘。人到中年，难免会对人生有一些思考和回味。不久前看到有一段微信段子这样说：“怀旧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么美好，而是那时候，我们年轻。”我觉得编这个段子的人，肯定有过和我一样难以忘怀的经历。

滇西北的小村落

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生在滇西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辛屯镇一个名叫寺庄的小村子里，在中国的版图上，乃至于在云南省、大理州的地图上也不可能找到她的存在。由于白族自古以来就没有文字，语言都是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来传承。在我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我们那个村至少有三种写法：一个叫四庄、一个叫寺庄、还有一个叫士庄，叫四庄是因为数字好写好记、叫寺庄是因为村背后西山脚下过去一坐宏伟的古寺庙建筑群而得名、叫士庄是因为建国后国家实行简化字，于是村里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寺”就相当于“士”，尤其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时期，能够勉强吃上饭就不错了的年代，有谁还会认真计较一个字的正确写法和探究它的出处，然而就是因为“士”字，在我们村里就闹过一个大笑话。

有一年，从洱源县入赘到本村张家的一个外乡人，名字叫张定龙的老先生。由于他给老家写信时一马虎，误将“士”字写成“土”字。过了不久，他洱源家里人有急事过来找他。那个年代交通闭塞，从洱源县城来到鹤庆县城，得需要坐一整天的班车才能抵达，还不计算两头从村子里到县城走泥泞山路需要赶路程花费的时间，不像我们现在交通四通八达，从高速公路坐车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张老先生家里的人拿着他寄回去信封，依照他写的地址，按图索骥，从鹤庆县城出来从南找到北，在辛屯区范围内（那个年代辛屯叫区）一个村一个村地问，就是没有打听到鹤庆坝子里有一个叫“土庄村”的村子。就在他即将要放弃寻找，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坝子中心小妙登村有一热心村民把他的信封拿过去仔细琢磨，初步判断是地址写错了，应该叫“士庄村”吧。于是告诉他沿着田间小道一直往西到山脚下的士庄村，估计应该能找得到他所要找的人。

果不其然，这位洱源老乡背着从老家带来的一袋核头、板栗等土特产，咕咚咕咚往西行，走了40多分钟就打听到了当时正在地里埋头干活的张老先生。想想那个时候的人阿，真是非常重视亲情的。也许我们现在的人难以深刻理解，跑那么远路送几个核桃、板栗有这个必要吗！可他们又怎么能够理解，亲情是一根把远隔千山万水将两个家人连在一起的感情线阿！

村小学李、杨二先生

在我的记忆中，村小学就在现在的村文昌宫里，说文昌宫其实有点夸大的成分，面积不大，里面既没有文昌帝君像，也不富丽堂皇，其实就是三间东西朝向的小土坯房。房子最南端的一间为一年级教室，最北端的一间为二、三年级教室，中间一间为雨天学生的活动场地。由于学生少，二、三年级的教室共用，学生分两排并列，二年级在里面，三年级外面。教学过程中，二年级上课时，三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虽然互相干扰，但是节约了教学成本。用木板拼凑而成的黑板靠在两端的土墙上，学校操场上没有一棵树，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成为烂泥巴地，只有唯一的体育活动设施——跳远用的3米多长、2米宽的一个大沙坑。学校里没有上课打铃的铃铛，老师就地取材找了一块烂锄头铁片挂在横梁上，到上课时间拿一根木头棍子敲几下，就算上课铃声。听到上课铃响，学校里嘈杂的热闹场面，瞬间就切换成喃喃读书的声音模式。由于没有钟表，当然也就没有准确的上课时间，我们一般是出太阳了就开始上课，肚子饿了就下课，中间什么时候该课间休息，休息多长时间，完全由老师自主决定，学生也可以跟老师协商一下差不多下课的时间，非常地自由。

村小学里有两位民办老师，一位是李嘉顺老师，读过私塾；一位是杨灼华老师，高小文化水平。

李嘉顺老师是一个干而瘦的小老头，眼睛很黑，炯炯有神，非常严肃，不苟言笑，衣服整洁，特别爱干净。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一不听话，他就会用自己特制的——刷过清光漆的教鞭轻轻地敲打在我们的手心上。我现在还记得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打架时伤了一个女同学的面部，导致她鼻血流了出来，我当时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李老师知道后，立即带着受伤女学生用棉布团堵住流血的鼻孔，非常严厉地把我叫到他跟前，先是大声教训，然后就拿起他那根漂亮的教鞭，高高地举起来，响亮清脆地落到我前面的课桌上，严重地警告我今后不准再欺负女同学。由于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重男轻女观念十分严重，女孩子很小就辍学帮助家里大人干家务，带弟弟妹妹，读书的非常稀少，因此老师一般都非常照顾和宠爱她们。经过这次教训，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与女同学在一起玩，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失手又打着那个女同学，被老师和家长们喊去教训和恐吓。

最让我佩服的是李老师写的毛笔字，李老师写的正揩毛笔大字非常漂亮，一笔一画顺手就来，不加任何修饰即可拿得出手，可见他念私塾时在练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村子里的大部分革命宣传标语都是出自李老师的大手笔，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在生产队两边竖墙上的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句子，字体雄健，力透纸背。那个时候生产队是全体社员的生产中心、活动中心，生产队打粮食、分粮食、开会、批斗、看电影就在里面组织开展。因此我们虽然才两、三岁就跟着大人学会了背这些标语和语录，尤其那几个漂亮的正揩大字及其结构，至今仿佛还清晰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杨灼华老师是一个清瘦的中年人，肤色白净，鹰勾鼻，瘦瘦高高的个子，文静而持重，面带微笑，非常喜欢与同学们开玩笑，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我们小时候上学，不像现在的孩子只管读书，别的不用操心。由于大人们都要到生产队下地干活，孩子又多，每家每户普遍都有四、五个孩子，我们家就有八个孩子。于是只有通过大一点的孩子带小一点的孩子办法来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上课时老师经常把我们几个背弟弟妹妹的安排在最后面，那个的小弟妹上课时间哭闹起来，就让我们离开教室到操场去哄弟妹玩，直至哄到不哭了再返回教室继续上课。想想现在的孩子，上学有父母接送，吃饭端到面前，这样的待遇当时对我们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做梦。

我小时候最调皮，鬼点子多，每到天气炎热的季节，趁老师专注讲课的间隙，便邀约几个同学从教室后面破墙洞里溜出去，偷偷跑到寺庄龙潭里游泳。等两位老师反应过来，就带着其他同学到龙潭边来抓我们回去上课。有一次为了惩罚我们，两位老师把我们脱在龙潭边的衣服抱回到教室，让我们几个逃学的同学没有衣服穿，赤身裸体一直浸泡在水里不敢上岸，直到我们认真诚恳地承认了错误，并发誓以后保证不再犯，老师才同意把衣服还给我们。

李、杨二老师祖祖辈辈是本村人，不是正式的教师编制，属于民办老师序列，工资是生产队记工分，相当于一个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价值。那个年代，农村生活非常清苦，大部分家庭粮食仅够半年糊口，还得加上包谷、蚕豆等杂粮。为了拉饥荒，村里人大多数在自家房前屋后和自留地里种瓜种豆，想方设法上山挖野菜，下河刨海菜根来对付一家人的生存危机。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上学要是在自己的小裤包里揣有一小把炒蚕豆或者瓜子，那份满足感，那份幸福感，我至今都没有办法用几个字来形容，我想应该比现在的孩子吃肯德基、麦当劳还要幸福一百倍吧。

我记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有一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我们课间休息时靠在小学校土坯墙上烤太阳，杨老师也跟我们一样挤在一起烤太阳，他在最中间的位置。在跟我们开玩笑的间隙，杨老师不经意间从裤包抓起一小把南瓜籽吃了起来，我们几个小同学很羡慕，也想吃，有胆大的同学就主动提出跟他要南瓜籽吃。我估计当时杨老师裤包里的南瓜籽少，学生多分不过来。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你们小孩子岁数太小，消化力弱，生瓜籽尽量不要吃，吃进去到胃里会从鼻孔、口腔长出南瓜苗来，那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哦。我们那个时候年纪也就7、8岁左右，觉得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于是就不再跟他索要瓜籽吃。现在想来，那是一个多么善意和荒谬的谎言阿！

从现代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李、杨二老师文化水平的确不高，在当时课外书极度困乏，只有语文、算术两本课本外，没有现成的同步练习和辅导材料，他们只能尽其所能照本宣科地教育学生。虽然他们没有非常高深的理论知识，没有能够讲出华丽的词章，但他们秉持本真，凭良知做事，循循诱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要去做，教育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一个知善知恶，对社会有用的人，尤其不要做坏事等等。我的童年就在他们的引领和关爱下，一天天长大，一步步走出小小的寺庄村。

然而，非常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从事教育事业接近40年的李老师一直到退休，都没有被转为公办教师的正式编制，至死前都没有领过国家一文钱的退休工资，清苦贫寒了一生，盼望转正是他一生的夙愿。李老师一辈子扑在少数民族儿童教育事业上，为贫穷落后的农村少年开启智慧，点灯引路，为愚昧无知的少数民族培养下一代。站在时代的角度来看，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那样的人物，也不会成为成果丰硕的教育名家，但是对比当下教育界被普通老百姓所深恶痛决的一些教师上课不尽职尽责，下课去办补习班搞有尝服务的诟病和行为，与这些人比起来，李老师的灵魂是高尚的，人格魅力是伟大的，是一个恪尽职守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杨老师在临近退休前，通过考试和考核，终于被国家转为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已经光荣退休，如今也已经70多岁了。他退休后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经常主持老年协会的日常事情，村里一遇红白喜事，他就跑去帮忙写写对联，招呼招呼客人，开始了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我非常感谢他们，尊敬他们，怀念他们。

远征军人老李

老李名字好像叫李永厚，是鹤庆县城北门街人，只会说汉话（汉族语言）。老李这个称谓从我们小孩子口里叫出来有对他不尊重的嫌疑，反正这是一个经历非同寻常的人，我生怕这里不提他一笔，村子里今后再也没有人会记得寺庄村有过这么一个人物。

老李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青年时期就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抗日战争期间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陆军，在远征军防化兵团好像当到了营长级别，立下赫赫战功。缅甸作战失利后，随中国远征军孙立人将军领导的新38师绕道胡康河谷进入印度野人山。一次，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他们转战野人谷的故事，说他们的部队进入野人谷，后勤补给跟不上，他们就抓山谷溪流里的鱼、青蛙、蛇、蜥蜴、螃蟹生吃，很多战士因此得了痢疾及消化感染类疾病，埋尸异国他乡。老李命大，在那么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回到中国。

在今天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专题节目——美国探索频道贝尔·格里尔斯主持的野外生存里的一些故事，吃昆虫、生鱼、野菜等细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后来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老李跟随部队到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于1942年正式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缅甸战争结束前协调反攻缅甸，为战争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因此说，老李是一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抗日军人。

抗日战争结束后，老李回到云南被编入国民党部队，云南解放前他所在部队起义投诚，然后被遣返回原籍。在当时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下，老李阴错阳差被疏散安置到我们寺庄村。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20米左右，住在我们家前一排的一个小院里，与别人家合住。他自己有两间，一间作为卧室，一间是没有门的厨房。村里还给他分了一块自留地，可以不跟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出工下地干活，一有空老李就到自留地里侍弄庄稼，精心耕种，辛勤劳动，他种植的农作物收成往往比村里其他人家的好。

老李没有媳妇，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娶过媳妇，反正从我记事起他就孤零零一个人，成为寺庄村里的一个特殊公民。由于有政府供应，他的经济条件属于当时村里是比较好的，加之他没有媳妇和孩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因此过得很是逍遥自在。最大的问题是老李同志不会做饭，我估计他从小就没有过做饭的经历，到部队后吃的是集体伙食，没有学会平常人家的炒、煮、蒸、炖等做饭习惯，平时做饭他就把米、洋芋、豆子、蔬菜、鱼或肉等，杂七杂八大杂烩一锅煮起来，用柴火烧熟舀一大碗端起就干，他一口气能甩两、三大碗，饭量很大。应当说饭菜的营养是比较好的，但估计味道不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一放学就去看他做饭吃饭，如果谁想吃，他也会挖给你一小口吃吃。老李的“牛头饭”是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往往被村民戏称为不会打理日常生活的人的笑柄。

老李是我们村唯一有手表的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牌手表，反正是天天戴在手上。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能够拥有一快手表对一般农民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村里的人日常劳作，也没有个准确的时间点，有时候大人们出门干活从他门前经过，看见他在门口的柿子树下纳凉时，就会主动跟他打招呼：“阿老几点啦？”。他会台起手碗，认真看一下时间，然后告诉问他的人：“现在是几点”。我们小孩子在一旁见惯了，慢慢也就学起大人有事没事经过他的门前，就问他一句“阿老几点？”。刚刚开始他也没有反应过来，还认真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时间一长，他就发现我们是在逗他，跟他开玩笑，他也就随口就告诉我们“现在是鸭子点（也就是鸡点的意思）”，于是我们就哈哈大笑，觉得很是满足的样子。

老李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当兵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每天都坚持早睡早起，天刚亮他就会跑到村北边的梨园空地里练早操，拿起锄头棒子练习刺杀动作，平时很不爱说话的他，这个时会随着刺杀出枪动作吼出“杀、杀、杀”的声音。实事求是地说，老李从军是接受过正规部队训练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军事素质和身体素质，接近60岁了他的身体还非常硬朗，走路身轻如燕。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当时对于我们村子里那些为了吃饱饭而忙忙碌碌的村民们来说，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生产队里安置来的这个老头，居然是一名威震小鬼子的抗日英雄。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老李如果能活到今天，说不定会被邀请去参加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大阅兵的抗战老兵方阵，当然这是我假设的一个良好愿望，但是已经永远也不会实现啦。

我的导师

从洱源县入赘到本村的张定龙老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为人忠厚老实，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独立特行，非常有智慧的长者。他入赘到本村张家与妻子结婚生下两男一女后，妻子早早就患疾病去世，给他留下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可以想象，一个外乡人，举目无亲，没有任何依靠，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顽强地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养大成人。

按照我们当地农村干农活的习惯，男人干活一般是用肩膀扛和挑，女人干活一般是用背篓和背带来背，这是约定成俗的基本常识。由于家里没有女人，张定龙老先生为了方便干多种农活，就一直采用女人们干活的方式，用背篓和背带来运输劳动需要的生产资料。每当看到他下地干活经过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会在背后笑他干活像女人一样的动作，可她们又怎么能够体会一个中年男人生活的辛酸呢！

尽管生活过得十分困顿，张定龙老先生却非常乐于助人，只要他有的东西，你要是跟他要或者借，他都非常慷慨，绝不吝啬。谁家有困难，他也乐意相助，绝不爱惜自己的力气。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估计也就三、四年级左右的文化水平吧，但是他非常热爱学习，喜欢买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看得如饥似渴，反反复复地学，真正做到了孔夫子讲的“温故而知新”。有一年，他按照农科书上的介绍方法，买了洋葱种子种到地里，经过科学耕种，长势良好，一派丰收景象。由于洋葱是外地品种，我们本地没有种过，村民看到后感到很希奇，这东西给能吃，味道是什么样子……。还没有等到成熟透，大部分洋葱就被部分村里的人拿了去试验做菜，最后收成虽然不理想，但是他给村里的人做了“敢于吃螃蟹”的农业生产试验。之后，他还种了很多种希奇少见的蔬菜品种，虽然都获得了成功，但由于种植面积小，护理成本高，这些新品种一直不被村里的人所接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老先生是村子里第一个采用科学方法种田的人。他将本地一直沿用的“梅花秧”栽插秧苗的方法改为“路路秧”的新栽法，曾经一度被全体村民笑话成他是一个不会种田的人。因为“梅花秧”栽插随便，可以乱栽乱插，秧苗疏迷密不均匀，生长期间透气性差，秧苗过密导致水稻颗粒不饱满，稳产增产比较困难，但是村民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栽插方法，要想改变过来谈何容易。而“路路秧”的栽插秧苗方法比较科学，一排一排地栽插，有利于控制秧苗栽插密度、阳光吸收和空气流通，只是比“梅花秧”栽插多一道拉直线的工序，大家嫌麻烦，刚刚开始时都不适应。为保证农业增产，农科部门后来采取了强制措施，要求农民必须全部改为“路路秧”的栽插秧苗技术，但农民根本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沿用“梅花秧”的栽插方法。听说许多年以后，有一次当时的大理州一个大领导到田间地头考察农业，发现我们村有些人还在用“梅花秧”栽插方法，他二话不说，卷起裤腿下到秧田里，把那家刚刚栽插好的部分秧苗拔了起来，要求村干部负责督促必须全部完成“路路秧”的栽插。现在看来，张老先生的眼光是那么的长远。歇遐时间，他曾经跟村民交流过农业技术推广，但是没有谁会把他的经验当一回事呢。

张老先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在那个年代，《参考消息》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才能看得到的报纸，而张老先生在家庭生活十分窘迫的前提下，仍然坚持每年订报纸，一订就订《参考消息》这样政治色彩浓厚，起点站位很高的国家级大报纸。由于我和他的小儿子张玉光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于是天天跑到他家里玩。他很喜欢孩子，从来不对我们发脾气，劳作间歇他就端做在堂屋里的凳子上，正襟危坐地卡起一副老花镜看书读报纸，我们就默默地在一旁听他读报。有时候他还和住在隔壁的老李一个在墙这边、一个在墙的另一边，隔着墙扔话，蹲在各自屋沿下就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一些他们自己想当然的议论和评说，谈论什么美国政府太坏、苏联卫星上天、两伊战争打的时间太长老百姓受苦啦等等话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当时我不知道云南省，以至大理州、鹤庆县内发生了些什么大事情，那个当了书记、省长、州长、县长，但是我们对国际上什么肯尼迪遇刺、两伊战争爆发、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中国重返联合国、里根当选总统、星球大站计划、卡扎非上校发动军事政变、粉碎“四人帮”、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很早就有所耳闻，虽然不知道具体事件背景是怎么回事情，但毕竟曾经有过一小片模糊的记忆。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常常与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还没有读书就开始关心起国际大事啦，这一点你们谁都无法跟我比！

张老先生虽然生活很穷困，但是非常有骨气，家里再困难他都从来没有伸手跟国家和集体申请过救济。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富翁，生活的贫穷在他看来简直不值一提，而他的身上随时体现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忧患意识，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从他的身上使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具有文化知识和涵养的人的人格魅力，因此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做像他一样的人。

张老先生对孩子的教育很有一套办法，经常循循善诱地教育我们，一个人要有理想、有志气、有追求，要志存高远、不怕吃苦、敢于牺牲等等。我从小就非常顽皮，爱淘气，喜欢打架，如果没有他的正确引导，说不定会与读书这件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头等大事分道扬镳。在我的成长进步中，一直从参军、到参加工作，我都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习惯，虽然没有接受过国家正规系统的全日制教育，但是通过自身努力先后考取了云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重点院校，获得大学文凭，这都与张老先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分不开的，直到今天我一直都把读书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乐趣。

我的小伙伴

说起我的童年小伙伴张玉光，我们俩之间的趣事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这里就不展开地讲，仅摘取几件小事来回味一下我们苦涩而又天真浪漫的童年。

穷人的孩子一般都早当家。作为农村孩子，我和张玉光从小就学会了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在家做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照明基本靠煤油灯，还得凭票供应。为解决做饭和取暖问题，不管大人小孩，一到农闲时间，就上山砍柴。那个年代，村民们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和那家女人勤劳能干的唯一标准就是院子里码的柴垛的多寡，男孩子找媳妇上门一看那家院子里柴垛码得越多，就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女孩子就很能干，上门说媒的人就越多。而不是现在的农村，院子里栽花、种树，装扮得像花园一样才显得富有和气派。时代不同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大家审美观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现在谁还愿意在院子里码上一堆堆的柴禾，别有洞天的花园洋房住着不是更加舒服么！

每到星期天，我和张玉光天不亮就跟着大人爬上西山，大人们到后山砍柴和砍建盖房子用的木料，我们就在半途检拾大人路边削下来的边角料，挑回家作引火用。有一次，我们从后山检拾材禾下山过程中，由于实在太饥饿，已经下到半山腰时，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提出张玉光在半道上等我，我先下山把饭吃了再上去接他。等我跑下山把午饭吃了再上山去接张玉光时，他已经将我们俩的两小挑柴禾一并挑到山脚下了。可想而知，张玉光是在比较饥饿的情况下，往返两次将我们俩的柴挑了下来的。回到家，我父亲就嘲笑我，说如果再坚持一下你们俩不就一起回家了嘛，说明你的吃苦精神比不上张玉光。事实证明张玉光从小是一个非常能吃苦、非常有毅力的人。

还有一次，我们俩跟随大人翻了好几座山，学着大人砍了两根3米多长的木材，修好枝，费尽吃奶的力气，翻越了一道道山梁，总算将木材扛到村后山顶上一段比较平缓的小路上，如果再沿着平缓小路尽头的山哑口沿古石道往下走就到山脚，我们村子就在山脚下。当我们俩到达西山顶平缓的山路上休息时，看到从平路直插下去就可以看到山下村子里的大梨园。我俩一合计，如果把木材顺着斜坡从山顶扔下去，然后再跟在后面从上往下滑到山脚下，将木材扛回家既省事又省力，无需费八力气扛起木材一步一步沿山路往下扛。

说干就干，我俩把木材一扔，只见木材一溜影就不见了踪影，可难题也紧接着就出来了。当我们顺坡往下滑时，由于山势太陡，人滑下去的同时有两旁的石头紧跟着滚下来，十分危险，稍不留神就会被落石砸伤，滑下去50多米左右我们就不敢再往下滑了。我们只好临时改变主意，攀爬回到山顶，从山路上下山回家吃饭，然后再从山下往上爬找我们扔下去的木材。等我俩吃完饭，再从山下往上寻找木材，找了大半个山头，直到天黑都没有找到我们扔下山的两根木材。我想或许木材是被卡在半山上的某一个缝隙里或者已经滚下来被人检走了，总之我们是没有找到那两根被扔下山的木材，相当于上山砍柴白忙活了一天。由于年纪小，想象力又过于丰富，我们的思维几乎没有受到过限制，于是小时候做过不少这样的荒唐事。

小时候农村的文化娱乐项目非常有限，记忆中最吸引我们的是区里的电影放映队。在我们的心目中，那几个电影放映员就与现在的电影明星差不多，要是村里的那家人负责接待他们的生活，那就跟过年过节一样，杀鸡杀鸭伺候，好吃好喝，威风八面，那家主人也会感到无尚光荣，说话办事也要高人一等。

我们小孩子只要电影队的电影放到那个村子，我们就跟到那个村子看。由于年纪小，不需要门票，进门时不管熟不熟悉，脚一缩就跟起大人钻进去看免费电影。从甸北最南边的新华村到最北边的逢密村，只要一有电影放映，我和张玉光就跑起去看，有些电影看多了，大部分台词都能够背下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五朵金花、渡江侦察记、洪湖赤卫队、小花、奇袭百虎团、智取威虎山、上甘岭等电影，有的估计看过10来遍，看完电影一回村子，我就跟小孩子们讲故事，深受幼时小伙伴们的欢迎。

有一段时间，我们看了少林寺、武林志几部武打电影，看到少林小沙弥李连杰扮演的觉远、武林高手东方旭等高大的英雄形象，感到热血膨胀，非常崇拜，尤其是看了他们练武功的镜头，我们也私底下模仿起来。我们在张玉光家院子里插了7、8根1米左右高的木桩，上串下跳地练起武功秘籍“梅花桩”，并在他们家楼上挂起一个大麻袋练习击打动作。为加强内部功力，我们俩还经常跑到龙潭边练气功，蹲马步，在腿上绑起用白布裹沙子缝制的绑腿跑步练脚力，一有时间就练各种武功，忙得不亦乐乎。可惜由于没有名师指点，加之还要读书做家务，坚持一段时间后也就偃旗息鼓，我们自己虽然没有练成武林高手，但是也锻炼了身体，强健了体魄，所以也算是有得有失。

读到初中一年级，生物课上到无脊椎动物时，生物老师重点讲到蚯蚓这个小动物对人类的益处：它能改良土壤，提高土壤的肥力，尤其是蚯蚓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营养价值很高，是优良的食品。听了老师的精彩介绍，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尝试一下，做个吃蚯蚓的实验。村背后西山上石头缝里雨后会有大量蚯蚓钻出地面，比较干净卫生，于是我俩爬到山上捡拾了一大盆蚯蚓，回到家在大桶里放了些面粉，养了大半天，想把蚯蚓肚子里的泥巴置换出来，然后捞出来放到锅里烹饪。为确保蚯蚓的味道，我还切下家里舍不得吃的一大快腊肉，放了葱、蒜苗等作料，试图烹饪出最好的美味。但是等到炒蚯蚓出锅了，一尝里面尽是泥巴的味道，同时还带一点点苦味，更谈不上美味佳肴啦。后来通过查阅资料，我们才知道烹饪蚯蚓也要像做黄鳝一样把肚子里的内脏取出来，把泥沙清洗干净才可以食用，可惜当时我们为了贪图方便，嫌解剖麻烦，走了捷径，结果闹出寺庄村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一个大笑话。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回家乡探亲，还有村民问我蚯蚓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吃？因为我估计村子里的人，除了我和张玉光，至今没有一个尝试过蚯蚓的味道。

鹤庆坝子东面最高峰海拔3628米的石宝山，从小在我们心目中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险峻挺拔，风光绚丽，听说每当农历二、八月，在石宝山可以观望到鹤阳八景之一——石宝天光。

我们小时候就听大人说石宝山上看日出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攀爬石宝山的夙愿。有一年冬天，寒假期间，我和张玉光约定了一个日子，准备好攀爬石宝山。当天凌晨2点左右，我用书包背上早早起床蒸的一大笼馒头，大概有20多个，叫上好朋友张玉光出了村子，顺着田埂走直路一直到东山脚下，然后从如意北村后的一条小山径往上爬。天亮前抵达东山山顶，在山上偶遇砍柴的村民，当得知我们要从那个地方攀爬石宝山时，他们一再地警告我俩：你们走错路了，要上石宝山必须下山，然后再从石宝山山脚下的路往上走，才能爬上石宝山，你们从这里走是没有路的，全是一个又一个山头，一个星期也到不了石宝山顶上的。

这个时候我俩的倔强劲头上来了，决定非要闯一闯不可。我们私底下认为，从西山脚下往东山望，石宝山到我们站的位置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不就是一小段么。于是不顾他们的一再忠告，在站在东山顶树木遮挡是看不到石宝山的情况下，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个具体方位，按照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办法朝石宝山方向开始进发。

由于视觉会欺骗人，很远看山是横着的一座座，但实际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从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谈何容易，你必须爬下深谷，然后又爬上山顶，再爬下山谷，要不就在山坳里打转转，很容易摸错方向，到不了目的地。砍柴村民们的担忧在我们出发一小段后就明显感觉出来了，一道道山梁横戈在我们面前，才爬了一座山，接着又有一座山横在前面，尤其是有一座纵向的山脉，两边是深谷，只有从山顶爬过去才是唯一捷径，于是我们俩不计后果地爬上那一座山的山顶，沿山脊继续往前攀爬。

然而就在要爬到最顶部时，山脊中间有一段100多米的山顶没有路了，只有一条两边是悬崖峭壁的山峰脊梁，陡直的石壁，怪石嶙峋，寒风刺骨，背朝鹤庆坝子的一面还有大量积雪，往前走没有路，往后走将前功尽弃。我俩在上是上不去、下是下不来的紧要关头，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横下一条心必须从山脊背上骑跨攀爬过去。就这样，我俩像骑马一样跨在那条几亿年前风化形成的石灰岩峰顶，沿着山脊艰难地往前匍匐攀爬，眼睛只敢盯着前面看，不敢往两边望，生怕一不小心被风吹下悬涯绝壁，摔得粉身碎骨。

攀爬过最危险的山峰，我们继续往前爬行，一路披荆斩棘，又攀爬了好多道山梁，终于抵达石宝山山坡的北侧。因为石宝山北侧没有上山的路，想走路必须攀爬绕到南侧的老路上，但是需要花费好长的时间才能攀爬到南端。通过目测，我们认为还是从山坡北侧往上直接攀爬节约时间，于是我们再次开始了危险的登山经历。石宝山山坡北侧是一个大斜坡，光秃秃的，没有荆棘，没有树，也没有石头，非常陡峭，倾斜坡角度有60度左右，有的地方接近80度左右，没有提供可拉可抓攀爬的东西，我们基本是身体贴着山体，匍匐着往上徐徐攀爬，足足用了40多分钟才爬到石宝山顶。

我们到达山顶时，已经到了下午的4点多。当时太阳东照，顺着太阳光照往东方俯瞰横断山，一眼望去横断山脉像连绵起伏的波浪，逶迤绵恒不断，一望无际，山势磅礴，蔚为壮观，人的视野可以看到很遥远的地方，远处朵朵白云点缀其间，那种震撼的光影视觉效果和气势恢宏场面，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撼。我后来登上过黄山、泰山、峨眉山等无数的名山大川，但从来也没有见过连绵起伏的山型有那么辽阔深远，我也乘船到过东海、南海、黄海、渤海等大海洋，但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上极目能看得那么的广阔和横无际崖。可惜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没有能够将那么瑰丽无比的影象抓拍下来。

观赏完石宝山的风景名胜——两间破败不堪的神仙庙，我们顺着正确的路径下山，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到了山脚下。由于在山上耗费的体力太大和攀爬时间太长，我们又没有带饮用水，所带的馒头半路上就已经吃完，冬天的天气又寒冷，我俩顺着漾弓河旁边的田间小道，手上拄着拐杖，走走停停，踉踉跄跄，步履蹒跚，艰难地行走在天渐渐黑下来的田间小道上，体力严重透支，困得极度地饥寒交迫，直到午夜时分我们才摸回到家里。

那时候没有手机，家里大人也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急得到处去找。当父亲知道我们攀爬石宝山的路径后，心疼地责怪我，你怎么不早跟大人说呢，我们知道东山上石宝山的路径呀，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转过头来想，要是没有这样一次亲身经历和体会，我们也不会看到东山上有那么秀丽的风景，尤其不会感受到荒野求生、绝境图存的切身体验。如果现在有人愿意出大价钱，让我按照那次上石宝山的路线再去攀爬一次的话，估计会我的精神会瞬间崩溃。

我的小伙伴张玉光虽然不善言谈，人多时不大喜欢说话，但是一说话非常幽默风趣，富有内涵。他非常内秀，心地善良，诚实讲信，不畏艰辛，敢于向困难斗争。他的成长经历可以用“命运坎坷”来形容，童年丧母，青年时期没有得到父爱（他父亲中途带小女儿回了洱源老家），当了三年兵，只身回到农村，白手起家，备尝人生冷暖。由于没有手艺，他一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在工地拉土挖石头，铺路修桥，常年累月住工地窝棚。但通过百折不挠、艰苦不懈地努力，近几年他家里盖起了漂亮的大楼房，姑娘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小儿子也已于去年结婚，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我衷心地为他经过奋斗得来的幸福和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

〔作者简介〕李时政，男，白族，云南省鹤庆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云南日报》特约通讯员，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篇，有10多篇新闻作品被评为全国、云南省好新闻一、二、三等奖，连续三届被评为《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优秀特约通讯员，现供职于昆明铁路局。

2017年9月26日写于昆明

作       者：李时政

值班编辑：杨李兴

法律顾问：杨志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