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时清官多

东汉光武时，清官辈出，形成了光武清官集群，为后世树立了“贤德爱民，克己奉公，执法公正，清廉勤慎”的清官懿范。

光武朝涌现的清官集群是贤德、贤能、爱民、为民制产的懿范。如杜诗担任侍御史（六百石的县级官员）时冒死诛杀奸淫杀掠的将军萧广，担任南阳太守“政治清平，省爱民役，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他还有两件在科技史上重要的发明——“水排”和“水力鼓风机”，这两件器物提高了冶铁效率和农耕效能，使南阳郡内“比室殷足”，后经推广而惠及九州。钟离意任会稽督邮时，郡内暴发瘟疫。他精通医药，孤身入疫区，治办医药物资，抚恤救治灾民，活人无数，救助百姓渡过了这场灾难。还有任延，他在任职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时，九真人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又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夫妇之道。任延教授当地人制作农具和耕种，百姓学会农耕后，不再饥荒；他又为当地人立婚嫁等礼法，九真人始知种姓。

“克己奉公”成语即源自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之九的祭遵。祭遵立下赫赫战功，拜将封侯，一生清廉守法，极为简朴，和夫人布衣粗裳，得到赏赐都分给士卒，不治产业，家无余财，史评其“克己奉公”。

光武时官员多清廉勤慎。大败匈奴并缔造“渔阳惠政”的张堪一生清廉如水，平定西南时任蜀郡太守，负责接收公孙述堆积如山的宫储珍宝，毫无所取，离职时“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前文提到的杜诗，造福一方惠及万民，自家却无房无地无产业，病卒于任上，竟然“丧无所归”，还是鲍永上报朝廷，朝廷才得知消息。光武帝下诏在其郡邸为杜诗治丧，并赙绢千匹。

经新莽战乱，汉光武帝再统一中国时，西汉末年的7000万人口已十存其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饥荒灾疫并生，社会秩序混乱；外部有匈奴、西羌及依附匈奴的卢芳等割据势力的威胁侵扰。内忧外患，都要求新建的东汉政权励精图治，尽快复兴经济，外御强敌。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及其群臣确实把握了机遇，共同创造了中兴局面。当时产生了这样的清官集群，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统治集团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光武帝自身就是太学生，称帝后也学习不懈。在东汉开国的功臣中，不惟文臣多硕儒，带兵的将领也多是饱学之士。如“云台二十八将”中，邓禹、贾复、耿弇、冯异、寇恂、祭遵、朱祐、李忠等，皆修习《尚书》《道德经》《春秋》《礼记》《诗经》等经典，有的还治学有成。刘秀选用的儒，是志美行厉的真儒，而非寻章摘句的腐儒、言煌行秽的小人之儒。以两位被儒门称为圣童的人物为例：张堪少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让与族人，自己精心励志到长安求学；任延12岁即明《诗》《易》《春秋》，19岁被拜为会稽都尉，薪俸用于赈济贫孝。这样的人为官，便多能遵其所学，治国治民先治身，成为用人格修养去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清官。

进步的执政理念。光武朝廷固为刘氏家天下，但认为国家须“以元元为首”，即以民众为第一位；光武帝又长于民间，颇达情伪，知道稼穑艰难，百姓疾苦，他的功臣集团和选用的官员也大多起自民间乃至底层，能广求民瘼，在一定程度上施政为民。曾为佣工的卫飒去做桂阳太守，见一些地区民众仍居于深山溪谷，道路不通，便凿山通道500余里，郡民得以交通往来。茨充继任太守，见郡民还缺衣少穿，赤足天寒剖裂十分痛苦，便教郡民种植桑拓麻纻、养蚕织履（麻鞋），使民众能够穿衣避寒。

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刘秀穿粗帛衣，宫殿无重彩，手不持珠玉之玩，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进献珍宝美食，慎终如始。因此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不搞政绩工程，臣下有奏报祥瑞、歌功颂德的，一律不纳。如任延刚正，光武帝也曾出于爱惜而劝诫他：“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说：“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

轻刑简政，轻赋薄役。光武帝大力简政以减轻百姓负担，裁并了400余县和若干郡国，官吏数量减少近一半。地方政府只有郡县两级。官级少，郡守或国相与中央九卿平级，内征外调灵活，官员肯安心行政，务实为民制产。文书也务从寡简，乃至减少了十分之九。光武帝吸取西汉武帝和新莽“法网严密、国无廉士、家无完行”的教训，下诏废除了汉武帝和王莽时的严苛刑法，以宽刑轻法代之。轻刑简政，轻赋薄役，务求安静与民休息，加之较严谨的监察和政绩考核制度，便少予蠹虫贪腐之机而多生清廉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