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的最后选择

清明节快到了。我不禁想起了老蒋，他是六年前的清明时节去世的，走的时候64岁。

他是我太太的妹夫，在保定市工作，原来身体特别棒，年轻时是当地的摔跤高手，到了花甲之年，一般小伙子仍不是他的对手。2012年春天，他体重突然减轻了二十斤，到医院一查，诊断为肺癌晚期，病灶部位无法手术。

突然如其来的灾难，打懵了一向乐观的老蒋。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化疗，两条路让他选择。采用国产药物，医保大部可以报销，但副作用较大；采用进口药物，患者痛苦较小，但必须自费，价格不菲，一个疗程就要好几万元。几个疗程下来，几十万都不一定能打住。他们是工薪阶层，已经退休。选择进口药物，经济压力太大。老蒋选择了国产药物化疗，痛苦的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家人为此颇为纠结。

我们夫妇和儿子一起，赶到保定慰问老蒋。我谈起近年的一些见闻。眼见一位又一位熟人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就是进口药物化疗，也没有回天之力。我敬重的唐达成先生、郑惠先生，都是部级干部，在例行体检中查出癌症，住进，公费支持进口药物化疗，结果都能未延长生命。好友王芝琛，也是晚期肺癌，为了筹款买进口药，变卖了启功送给他父亲的手书条幅，不到一年也走了。平头百姓遭遇癌症，自费采用昂贵的进口药物化疗，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例子，俯拾皆是。于是我向他提出，化疗未必是惟一的选择。

这时，我看到了凌志军的新书《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凌志军是著名记者，2007年查出早期肺癌，做了手术，但拒绝放疗和化疗。现在一切指标正常。凌志军的书，从一个癌症患者的角度，详尽地记述了求医过程，他的思考，既不偏激，也不极端，而是依据大量国内外的医学信息和数据，冷静地地分析对比，讲出自己的心得和感悟。他说：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锃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生的希望变得格外渺茫。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我认为凌志军的书很有道理，赶快把此书向老蒋推荐。读书让老蒋打破了对医生的迷信。于是，他停止了化疗，选择素食、散步和阳光，身体状况一度见好，一次散步可以坚持一、两个小时。可惜的是，当地雾霾特别严重，对他的肺更加不利。

医生曾预言老蒋活不到来年春节。但他顽强地活到了清明。读书不可能挽救他的生命，这是无法逆转的宿命，却让他减少化疗带来的痛苦，直到最后一个月，他还能下楼散步。临终前，我到病床前向他告别，他最后向我说，谢谢你向我推荐了好书。

这些年人类对癌症的认识又有了很多新的发展，对化疗的看法已经走向多元。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癌症手术后不化疗仍然好好地活着。清明又要到了，我想，可以告慰老蒋的是，他最后的选择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