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大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现代文学论争史上，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旷日持久，以1930年为中心，长达8年，产生了40多万言100多篇文字，内容涉及教育、文学、翻译、批评、政论等诸多方面，包含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这场大论争高潮迭起，基调是严肃的，但也不乏恶骂甚至人身攻击。在这场论争中，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称谓了。
冯乃超贴标签
从学理上看，鲁梁论争之初，鲁迅无论在论述方式还是论述姿态方面都留下了较多的商榷空间，但梁实秋深受其美国老师白璧德的影响，文风明显流露出精英主义的贵族气息，比如称普罗只是生孩子的阶级、好作品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等，使其论战在姿态上有所失分。不过，此时双方还能克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鲁梁二人从“论战”急转直下成为“论骂”的转折点，是冯乃超的半路杀出。
冯乃超是左翼文学理论家，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梁实秋挑动政治神经
梁实秋看到《拓荒者》上冯乃超关于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的文字后，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发表在《新月》杂志上以示答复。文章先据冯乃超一文中所引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后，又就“走狗”定义道:“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并质疑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高潮。
鲁迅起就“政治檄文”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
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是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意气之争伤害了鲁梁感情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政治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