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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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1853年12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这是“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写的。但是，预料只有明年春天才会带来的“更甚的意外”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经来了。12月5日俄国发自敖德萨的消息说，俄国舰队在黑海的西诺普附近击毁了土耳其的分舰队[412]。这个消息随即为法国的“通报”所证实。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国的报道把事情极端地夸大了；只不过是一批土耳其的巡航舰和载有军队、粮秣、弹药和武器到巴土姆去的若干运输船只遭到了突然袭击；俄国的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土耳其的兵力；虽然如此，土耳其人也只是在持续了一个钟头的殊死战斗以后才屈服的。
联合内阁感到恼火的是，沙皇在海面上而不是在terra firma〔陆地〕上打败了土耳其人。内阁希望俄国人在陆上取胜。俄国在海上的胜利则使内阁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而且这恰好是发生在布奥尔伯爵要苏丹相信沙皇只要防御以及雷德克利夫勋爵竭力强迫苏丹休战3个月的时候。看一看联合内阁的各种出版物怎样分担安定愤激的舆论的义务，是十分有趣的。
“泰晤士报”作为整个内阁的代表，表达了内阁对于沙皇的忘恩负义行为的一致愤慨，甚至敢于提出某些威协来。
不言而喻，“晨邮报”更是气势汹汹；它还向读者暗示，要是帕麦斯顿勋爵当首相，或者哪怕是当外交大臣，那末西诺普的“不利”事件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发生的。
喜欢高谈阔论的“纪事晨报”，皮尔派的主要机关报，并不排斥
尼古拉皇帝借口“他不愿意违抗”吉卡和施梯尔贝两位国君要放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管理权这种“自动表示出来的愿望”，11月8日下诏把他们的职权转交给冯·布德贝尔格将军，可是布德贝尔格将军要受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最高监督。
英国竭力强迫土耳其停火，是在停火只会有助于沙皇赢得时间来集结军队和试图瓦解英法之间的正式同盟的时候进行的；与此同时，尼古拉又正在进行反对波拿巴的阴谋，想把他推翻，代之以亨利五世；最后，列奥波特国王、阿尔伯特亲王和奥尔良亲王们正在一起谈判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关于这种“合并”，吹得十分厉害——这些情况迫使公众又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温莎城堡［注：英王的夏宫。——译者注］，并且怀疑它暗中同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勾结。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写道：“有一些内务部不加以监视的密谋家，这些密谋家的姓名在'泰晤士报’的'宫廷新闻’栏上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们不是住在圣约翰伍德，也不是住在切尔西。不，他们是在克勒蒙特[414]的大厅里过着不知道要舒服多少的生活。在这些密谋家中，有一位被尊为奈穆尔公爵的女王陛下的常客，刚刚从他的英国私邸动身到弗罗斯多夫去修建一座桥——一座深渊上的桥，好让波旁王朝能够从这座桥上回到法国去。毫无疑问，他回来以后又会到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去吃鹿肉的”。
“先驱”周刊驻巴黎通讯员写道：“你们的大臣们是根据维多利亚的命令行事的。维多利亚女王所要的只是列奥波特国王所要的东西。列奥波特国王所想的又只是尼古拉皇帝所想的东西。所以，尼古拉de facto〔实际上〕是英国现在的国王。”
波拿巴现在所处的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危险，虽然乍看起来他成功的机会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好。他已经钻进欧洲国王的圈子里去了。尼古拉丧失了多少威望，他也就赢得了多少威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可敬的”人物。曾经和俄国一起把他的叔父从宏伟的宝座上推倒了的大国——英国——也不得不去和他公开结成反俄联盟。环境使他差一点没有成为欧洲的仲裁人。欧洲大战的前景，会造成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几乎只关心他们民族独立的恢复，他们不会计较他们得到的援助从何而来。看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能够随意指挥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他扮演国王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遭到失败的话。他的前辈们犯了大错误，因此他的政策在表面上看来甚至表现了民族力量，因为，他至少还能使一些大国害怕，而他的前辈们——从临时政府起到立法会议的城官们[415]止——却只会在一切事情和一切人面前发抖。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情的反面吧。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不管这种合并实质上有多少价值，它还是在伦敦和维也纳宫廷的庇护下，根据尼古拉皇帝的指示完成了。因此，这应当看做是神圣同盟反对波拿巴的第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合并使法国资产阶级各个政党暂时和解了，而正是这些政党的内讧妨碍了它们在1848—1851年去反对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英雄[416]所完成的篡位阴谋。在卡诺先生家中开会的蓝色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决定，他们将支持正统主义者推翻波拿巴的任何尝试。看来，这些先生们断然决定了再走一下传统式的循环路线，即由复辟经过资产阶级君主政体再到共和国。对他们说来，共和国从来就只不过是意味着ote-toi de là，que je m’y mette〔滚开吧，好让我占据你的位置〕；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占据自己对手的位置，那末至少他们也要使对手遭到在他们看来是最严厉的惩罚——失去位置。谁将扮演什么角色，都已排定。将军、大臣、一切高级官吏都已任命。从这方面看，波拿巴面临着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武装暴乱即使不会导致波旁王朝的复辟，也可能成为总爆发的导火线。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依靠着哥萨克支持的马莱密谋[417]并不比依靠着土耳其人支持的赖德律－洛兰密谋更危险。En passant〔顺便〕我要指出，如果伦敦和泽稷岛的所有法国流亡者举行集会的话，赖德律未必敢露面。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各个不同派别的绝大多数法国流亡者已团结在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中，这是一个毫不掩饰地同赖德律的野心敌对的组织。据说，赖德律在法国农民中间还有一些威望，但是，政权只能在巴黎夺取，不能在各个省里夺取，而在巴黎，他将遇到他无法战胜的反抗。
波拿巴应该害怕的严重危险，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威胁着他的，那就是食品价格昂贵，商业停滞，皇帝的国库极度混乱和枯竭。盲目地相信“拿破仑”这个名字的魔力和斯特拉斯堡的英雄的诱人诺言的农民，正是首先把波拿巴强加给法国的势力。由于复辟王朝粗暴地蹂躏了农民的权利，七月王朝使他们成了投机的对象，而第二共和国又强迫他们交付二月革命的花销，所以在农民心目中，恢复波拿巴王朝就等于恢复农民自己的最高权力。现在，政府的讨伐特别是饥饿使农民恍然大悟了。纵火的行动此刻正以空前的速度在法国蔓延。至于资产阶级，它曾经十分愚蠢地猜疑国民议会，认为国民议会由于各种派别倾轧和争吵，由于这些派别对执行机关一致采取反对立场，因而引起了1851年暂时的商业停滞。资产阶级不仅抛弃了它自己的代表，而且有意促成了coup d’état〔政变〕，以恢复它所说的“强化的政府”，首先是“正常的实业生活”。现在它才发现，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因此，资产阶级渴望着重新换一个能给它以“强化的政府”和“正常的实业生活”的政权。至于无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把波拿巴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看做是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的破坏者和一种替他们向秩序党[418]报了仇的报复工具。由于他们在12月2日以前被一系列的失败所削弱，而在1852年和1853年又整个地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需要时间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那时，共同性质的原因和其他一切阶级的普遍不满将使他们有可能重新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
下面这个来自巴黎的商业报告透露了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某些真相：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13日 载于1853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412]西诺普会战发生在1853年11月30日（18日）。在巴·斯·纳希莫夫海军中将的俄国黑海分舰队查明土耳其司令部准备派一个区舰队把军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并在西诺普海湾发现这个区舰队以后，便对这个区舰队发动攻击并把它消灭了。有6艘俄国战列舰和2艘巡航舰参加会战；海岸炮垒炮火支援下的土军兵力共有16艘军舰（其中有2艘蒸汽舰）。可是，在大炮装备上俄国分舰队比土耳其强。会战进程中土耳其舰队损失惨重：15艘军舰被击毁，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被俘。西诺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同时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俄战争。——第602页。
[413]尼古拉一世1853年6月26日（14日）就沙皇政府决定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所颁发的宣言，以及沙皇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文件都宣布，占领各公国的目的，是建立“物质保证”来保障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并使苏丹履行其对俄国的义务。——第603页。
[414]圣约翰伍德和切尔西是伦敦两个人口稠密区的名称；克勒蒙特宫（在伦敦市郊）供1848年2月流亡英国的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全家居住。——第604页。
[415]指1849年参加立法议会的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17个奥尔良分子和正统主义者的
首领，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人们把他们称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605页。
[416]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英雄，见注249。——第605页。
[417]嘲讽地暗指1812年10月马莱将军反对拿破仑第一没有成功的密谋。有右翼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参加的这一密谋的策划者指望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遭到失败，并企图利用他们所散布的拿破仑已在远征俄国时阵亡的说法。——第606页。
[418]秩序党，见注344。——第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