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忠根：万州行随想
·故人旧事2020·周日特刊·
万州行随想
作者：熊忠根
左起贺岩、易生和我在赴万州的动车上
2018年5月16日晚，贺岩兄在微信中邀我：能否在5月20日同他一道去万州参加一个老知青聚会？我欣然应往。这又是一个学习、长知识的机会，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20日上午9时，我和贺岩兄、易生姐三人在重庆火车北站广场聚齐，登上了重庆至万州的C6436次动车。
在车上才得知，此去万州，是参加当地1956年全国首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老知青们的一次聚会。
约一个半小时，列车准点抵达万州站。出租车把我们一行三人载到了南浦宾馆。早就在此等候的张经棋、张承玲两位大姐，热情地迎了上来，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待帮我们落实住宿后，邀我们去味正源餐馆共进午餐，为我们接风。
张经棋、张承玲两位大姐都是1956年那批知识青年（当时不叫知青，名曰“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志愿队”）。当年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望，和其他三百名知识青年一起，背上行囊，翻山越岭，徒步15天，行程近千里，奔赴“老、远、边、穷”的城口县。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深处，渝陕湘三省交界处，穷山恶水，人烟稀少。但它具有光荣的历史，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万开支援山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志愿队”的到来，为城口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急需的会计人才。他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自己的知识和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城口建设。可以说，他们这三百多人，是政府有计划、有组织、成规模地从城市动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的新中国第一代知青，是知青运动的先头部队（现在他们确实同样享受着知青工龄）。
在我过去的认知中，1964年到农村生产队、到社办林场茶场去的知青就算是老知青了，殊不知更有先行者，而且把中国上山下乡的历史上推了整整八年！
当万开知青奔赴城口农村的时候，我们这代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才三四岁，或许才刚刚跨进幼儿园。难怪五十年代下乡的万开知青的下一代中有不少人走进了第三代知青的行列。
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分类，我自己也应该算是第三代知青了。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他们的晚辈。中国知青运动的时间真够长的了！
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大哥哥大姐姐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回忆过去那难忘的青春年代，她们虽然已进入耄耋之年，却个个精神矍铄，张经棋、张承玲两位大姐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她们自己改编的“我盼槐花几时开”。
1956年支援城口农业合作化的知青们晚年常常聚会
此情此景，在他们身上，我读出了他们当年的芳华。
1956年的那个早春，这302名万开知青怀着满腔热忱，自愿到最艰苦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奉献自己的青春；随着城口县百事待兴、迅速发展的需要，他们中除自愿留在农村扎根的6人外，其他人在半年到一年多的时间里，逐渐调离农村，被提拔安置到了更需要他们的工作岗位，走上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的大舞台。再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上了城口县各级基层领导岗位，有40多人加入了党组织，还有几人担任了县级领导职务。他们在为山区做贡献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无私的奉献得到了社会的馈赠。他们这代人定是“青春无悔”！
1964、1965年那批到农村和山区社办林场、茶场的知哥知姐们，由于年龄段关系，我接触不多，不甚了解，他们的青春悔与不悔，我不敢妄言之。但是，他们多属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升学“不予录取”、参军和进工厂无门的“社会青年”，老知青作家邹克纯先生曾在《弯曲的光阴》一书中对此有一诙谐之语：“三面架机枪，只能去下乡。”非常逼真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形。
而五十年前那股席卷神州大地的“再教育”上山下乡洪流，实质上是一场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运动。凡够格者（16岁）无论有无知识都被贴上“知识青年”的标签，统统被注销城镇户口驱赶到农村，根本无“自愿”一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时间，全国1700多万双手伸向了本来就极其贫困的农民的泥饭碗，去同他们在泥土里刨食、争食。真正应验了小时候老师教我们一首歌中唱的“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
我自1970年代初下乡，在农村“接受再教育”近七年。农村的苦、累不说，关键是苦了累了一年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暧。下乡头一两年，知青们还能正而八经地参加农村各项生产劳动。但随着招工、升学潮的兴起，亲眼目睹了不少人凭关系、走后门跳出了“农门”（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练了一颗红心，滚了一身泥巴”的好知青）。我邻居中的一女知青，听信一建筑社工人吹嘘他有亲戚在某公社当官可以调动她的工作而轻易失身，最后落得鸡飞蛋打，其结局是那工人被判入狱三年，女知青被迫含泪远嫁他乡。
我眼看坐等回城无望，只有趁浑水赶趟，经历了不少曲折，搞到一纸“病残证明”，才换回了一张返城通行证。
我们这一代人，该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自然灾害”，该受教育的时候遇到了上山下乡，该在工作岗位更上层楼的时候被要求有文凭，正当盛年又被砸了“铁饭碗”下岗……生不逢时啊，各种劫难、坡坡坎坎都让我们这一代人遇上了。我们能“青春无悔”吗？
万州之行，感触颇深，从万开知青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代人无私奉献之精神、存真守善之美德。他们为城口县的工农业生产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献了青春献子孙”，大部分万开知青的子女现仍然奋斗在城口的各行各业，继续着他们父母的事业。
万开知青们现虽已退休赋闲，但热情不减当年。一部分回到万州定居养老的大哥大姐们坚持每月定期聚会，欢乐一堂。他们把晚年的幸福生活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乐观豁达，晚年生活有滋有味、多姿多彩！他们会“青春有悔”吗？当然无悔！
我非常赞同老知青作家贺岩兄的那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把知识带到农村还是把知识埋在农村，是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将决定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
贺岩和我
在历史的长河中，知青年代已成为过去。我们这代人如今大都已步入花甲，对于当年“有悔无悔”之争已逐渐淡漠，青春早已渐行渐远。毕竟，当年下乡村的磨难，现在想来又何尝不是一生中之宝贵历练。
岁月之河不可重蹈，人生没有返程票。持一颗平常之心，随缘而行，随遇而安，活在当下，悠闲度日。把晚年当“玩年”，寄情于山水之间，且行且珍惜吧。当接近人生终点时，只见大河在辉煌夕阳下奔流入海，心与天地、与宇宙同一，此乃最大的无悔啊！
万州之旅，不虚此行。
写于2018年5月30日
改于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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