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美国音乐（分析）理论学科新趋势研究：以《音乐理论期刊》为例
文 章 来 源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1世纪以来美国音乐（分析）
理论学科新趋势研究
——以《音乐理论期刊》为例
◈ 姜蕾
摘要
近十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理论期刊之一《音乐理论期刊》所登载的文章反映了美国音乐分析理论研究的新趋势：申克分析、集合理论等传统研究呈下滑趋势，交叉学科研究跃居核心位置，注重理论历史与早期理论研究，流行音乐等边缘学科比重增长显著。热点问题包括：音乐分析理论历史及批评、跨学科合作研究、微技法分析、对早期理论的兴趣及流行音乐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音乐理论期刊》；音乐理论学科；音乐分析；耶鲁大学
一、《音乐理论期刊》与
音乐理论学科[1]
《音乐理论期刊》（Journal of Music Theory，下面简称为《理论》）是由美国耶鲁大学创办于1957年的专业音乐学术期刊。该刊物是已知国际上最早发行的英文类音乐理论刊物。根据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WOS）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与人文艺术索引（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检索，其所收录的5本音乐理论类核心期刊（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音乐理论期刊》（《理论》，美国，1957）《音乐理论光谱》（Music Theory Spectrum，美国，1979）《音乐分析》（Music Analysis，英国，1982）《纯理论》（In Theory Only，美国，1975 - 1992）与《音乐理论》 （Musiktheorie，德国，1986）。《音乐理论期刊》比其他刊物至少要早20年余问世，其余的期刊均大致发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在这5本期刊中，除《纯理论》于1992年因某种原因停刊外，其余四本均自创刊以来每年按期发行，它们作为当前国际音乐理论研究最重要与最可靠的学术参考资源，对音乐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而根据数据库（WOS）检索显示，《音乐理论期刊》在所有这些期刊中的影响因子与被引次数是最高的一种[3]，从而确立了它的领先地位。
《理论》的首任主编大卫·布雷恩布尔（David Kraehenbuehl, 1923 - 1997）[4]在1957年创刊时明确指出，《理论》的主要任务是提升音乐理论以超出它当前仅服务于“教学目的”的状态，并为把音乐理论作为一种崇高知识追求的美好愿景而服务[5]，因此他希望这本期刊能为促进音乐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兴奋剂”[6]。《理论》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坚守这样的传统，同时紧跟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该刊以新的内涵与活力，始终代表着美国音乐分析理论研究的最新水平。《理论》自创办至今（1957 - 2014）共发行了66期，每年刊发春秋两季，每期由学术论文和评论两大固定栏目及前言、论坛、翻译等机动栏目构成，各期的容量大致在200 - 400页数不等，每期刊发的论文数约为8 - 10篇，其中学术文章一般为3 - 4篇，迄今为止总共发文数为478篇[7]。
大卫·布雷恩布尔
（David Kraehenbuehl, 1923 - 1997)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理论》的历任主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刊的办刊风格与学术努力的方向。时至2014年，《理论》共历经了16任主编，除前面提到的第一位主编布雷恩布尔外，第二任主编阿伦·福特（Allen Forte，1926 - 2014）教授是该刊历史任期最长的一位。这位被巴比特称为“在阿伦·福特时代到来之前，不存在真正的'专业理论家’”[8]的音乐理论家，在接替大卫·布雷恩布尔后，连任了7年，编辑了从第4期 (1960，Vol. 4/2）到第11期（1967，Vol. 11/1）共14期内容。提到他，不仅仅因为他的任期长，更是因为在他的任期内，《理论》的栏目设置、编排、研究内容等得以历史性地转型，并固定下来，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理论》所代表的美国音乐理论的传播形式。
阿伦·福特
（Allen Forte，1926 - 2014）
自阿伦·福特接任《理论》主编的第5期春季刊（Vol. 5/1）开始，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除了改变封面设置、目录栏的方向、格式、字体等细节外，最主要的是在研究内容上做了新的调整，首先是删除了原先的“翻译”内容，明确了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刊发风格，其内容的具体改变体现在：
1. 引入申克分析与集合理论。申克研究约占他在任期间总发文量的7%，音级集合理论研究约占13%，它们构成《理论》两大支柱性研究领域，我们将发现这一研究趋向至今方兴未艾。2. 重视20世纪音乐的研究，相关的文章约占总数的55%，其中，威伯恩、巴比特、十二音、电子音乐等成为此刊发文选题中高频率出现的关键词。3. 积极开拓新领域，如基于数学、心理学、电脑程序等方面的新兴学科等，其中，电子音乐尤其受推崇，共有7篇文章，占总数的12%（见图表1）。所有这些内容可以说基本确定了《理论》延续至今的重要框架，也成为美国音乐理论分析学科发展的重要“身份”特征。
图表1：阿伦·福特任期内《理论》（Vol. 4/2 - 11/1）
期刊研究内容量化分析
根据美国音乐理论家约瑟夫·戈尔登贝格博士（Yosef Goldenberg）的相关数据统计[9]，自阿伦·福特之后的《理论》，从1980年代至2000年初（Vol. 31 - 50）名列前10位的研究领域依次为：a. 申克分析（37篇）；b. 音级集合理论（27篇）；c. 新黎曼主义（21篇）；d. 理论历史（14篇）；e. 元理论（13篇）；f. 和声（9篇）；g. 十二音/序列（8篇）；h. 调性（8篇）；i. 节奏（7篇）；j. 复调（6篇）。图表2是《理论》近20年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从中不难发现，福特时代在整体格局中的持续影响力。
图表2:《理论》 1980 - 2000年代名列前十位的研究方向定量分析
下面本文就《理论》最近十年（2003 - 2014）的发文情况，通过与以往研究的比较，总结其研究的最新内容、特点及方向，也对当前美国音乐理论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评价（见图表3）。
图表3：《理论》 近十年音乐理论研究选题倾向统计
根据表1 - 3的统计数据，近十年的《理论》 研究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总体特征：首先，申克分析、集合理论虽然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但研究热度大大缩减，申克仅占近十年发文量总数的2%，集合理论占3%。其中，尤其在2007 - 2013年之间，达到该两大领域研究的一个低潮，相关研究寥寥无几，无人问津了，然而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这两大分析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的辅助手段却广泛运用于许多具体作品中（详见后续分析）。第二，多个研究领域呈上升趋势：a. 跨学科研究在近十年的文章总发文数大幅提升，约占十年总数的18%，涉及门类包括哲学、叙事学、修辞学、数学、感知心理学、信息程序等，发文总数18篇，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b. 理论历史与风格的研究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领域一直颇受关注，但近十年的研究比例明显增大，总发文量17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7%，与前十年相比增幅明显 c. 有关作曲技术问题，尤其是微观技术层面的分析（诸如音程、旋律线、动机、模进、延留音等）在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与1991 - 2002十年间的研究相比，增幅从9%达到16%。d.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流行音乐的研究，包括爵士、蓝调等研究在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发文量共6篇，与调性音乐、十二音等传统研究领域几乎持平，是增长点最为显著的新兴领域。第三，多个研究领域呈下降趋势。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申克、集合研究两大领域外，近十年中处于明显负增长的领域还有新黎曼主义、十二音、序列音乐、计算机理论等。尤其是新黎曼主义研究呈现大幅度下跌趋势，近年来仅1篇文章。十二音与序列主义研究相比1980 - 2001年降幅显著，其原因与集合理论研究的下降趋势息息相关。第四，一些研究处于稳定发展态势：如节奏理论、传统理论如和声、复调等研究，它们作为音乐理论的基础研究始终没有离开过学者的视线，近十年研究比例分别为8%与12%，与1980 - 2001年间总量稍有增长。
传统二维音高关系图表
二、当前美国“音乐分析”学科
最新的研究热点
（一）音乐（分析）理论历史及批评
将音乐从历史角度加以理解，是音乐理论学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特定时期的理论反映了当时音乐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密切联系着当时认知的该时代音乐的问题。音乐理论的历史研究是《理论》 的焦点选题之一，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所谓音乐理论的历史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事件或外部历史描述，而是指严肃的音乐理论观点、思维及风格的阐释及分析。在当前的音乐分析领域中，对于理论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少见，尤其是随着申克理论的广泛传播，有关申克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调性理论、和声、结构等研究都成为音乐理论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近十年的《理论》选题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突出早期理论（尤其是前调性时期）、当代理论家观点批评，以及理论学科发展等问题。
2007年，《理论》（春刊）围绕“帕蒂门蒂”（Partimenti）[10]开展了专栏专题研究，有关帕蒂门蒂的起源、技术特征及功能[11]、海尼兴、 拉莫和意大利通奏低音（尤其是帕蒂门蒂）传统[12]、法国对那不勒斯帕蒂门蒂理论的最初接受[13]、帕蒂门蒂在浪漫时期创作与教学中的作用[14]等问题有导向的系统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更多局限于申克理论、调性体系研究的单一性理论研究格局，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框架有着很好的补充。对当代理论观点的批评，著名音乐理论家柯恩（Edward T. Cone）曾指出，“理论家同时也是批评家，······，必须时常反映出一种批评态度”[15]。文献《对列文音乐转换理论中若干形式概念的非形式化阐释》[16]的作者雷蒙·萨蒂延德拉（Ramon Satyendra）通过对戴维·列文《广义的音乐音程与转换》[17]（GMIT）中“单向性转换体系”的批判性思考，另辟蹊径，提出“音乐转换中的平行成对理论，他的“非交换广义音程体系”、“二重广义音体系”及“音程保留操作”等都是该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这些文章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从当前无调性理论体系、新黎曼主义理论占主流的理论研究中寻找到新的理论发展拐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理论家以发展眼光对即有权威理论的一种批判精神。此外，在2006年春季刊上发表的阿伦·福特主编下的音乐期刊研究，以及美国理论期刊的发展史研究等，不仅仅是对音乐理论期刊自身发展的回顾、梳理与反思，同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音乐理论研究的自身特色。
爱德华·柯恩（Edward T. Cone, 1917 - 2004）
（二）跨学科合作研究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方式，在学科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就音乐分析这个术语本身而言，即有学科合作之意。伊恩·本特（Ian Bent）在对“音乐分析”的定义中指出，“音乐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涉及一个轴上的几个重要位置，轴的一端是音乐在美学系统中的地位，另一端与音乐历史相互补充，并给予作曲以技术指导”[18]，这其中涉及音乐美学、史学与作曲技术等几个亲缘学科的互动关系。进入20世纪，跨学科研究逐步明朗化。朱莉·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将学术研究范式分为“显结构”与“隐结构”，认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机构的显结构一直被学科所主宰，跨学科处于一种“隐结构”地位，然而，20世纪后半叶，随着异质性、杂糅性、复合性学科互涉等成为知识的显著特征，显结构与隐结构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跨学科地位正在上升，并成为当代的'显学’”[19]。20世纪的音乐分析理论学科也正努力走出“纯分析”的樊篱，转而走入“交叉跨界”的显学研究领域。
朱莉·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
根据图表3，《理论》近十年的跨学科研究既有音乐领域内的亲缘学科交叉、又有与人文、自然学科的跨界学科群交叉、以及向其他新兴学科的远程交叉等，在体现不同学科域间的多元交融、互动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学科交叉的覆盖面与深广度。
1. 从亲缘学科群来看，利·罗斯法伯（Lee Rothfarb）教授早就已经对此加以关注，他撰写的《19世纪音乐形式主义的命运》[20]，从音乐分析引申到音乐美学问题，例举了康德、黑格尔、汉斯立克等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美学与音乐分析所做的事情有时非常相似，关注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该作品是什么，表达了什么，它是如何完成的；有什么样的效果；带来何种价值。不可否认这两者之间彼此相互提供信息：分析为美学思考提供实证材料，美学则援引之作为形成论据，进而说明作品的性质及其在现实中的意义。在对19世纪形式主义的研究中，作者认识到组织音乐形式中听众角色的不可或缺性，并进一步指出形式、想象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除此之外，《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卢梭、拉莫与四分音》[21]一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在对古希腊音乐中半音划分为两个四分之一音这个理论问题的分析中，借助了历史的方法，通过史料收集、史实分析、激活了时间维度，从历时角度比较了卢梭与拉莫在各自不同文化语境中对音高所持的不同观点。总之，音乐学科领域内的亲缘学科之间交叉，不管是音乐理论与音乐美学、音乐史、批评，还是表演之间均是互为作用、互为补充。这点，与我国音乐学家于润洋先生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音乐学分析”[22]，说明的是同一观点。
利·罗斯法伯（Lee Rothfarb）
2. 从跨界学科群来看，包括音乐理论与哲学、叙事学等人文学科的交叉，也包括音乐理论与数学、统计、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广泛合作。其中，不仅有1+1型的单学科交叉，亦有1+n型的多学科交叉。单学科的交叉研究在《理论》中有以专题研究的方式来展开，如在2010年《理论》秋季刊中，以当代哲学家斯坦利·卡雷尔（Stanley Carell）为主题，划分了一块专栏，发表了5篇音乐与哲学的互动文章：《音乐的借用与卡雷尔的模式》[23]《哲学重组：卡维尔与新音乐批评》[24]《音乐、道德和超自然：卡雷尔与阿多诺》[25]《卡雷尔与德勒兹》[26]，分别就卡维尔的既有理论出发，从观点互借、新音乐批评、音乐与超自然、音乐与哲学家互动等不同角度展开多角度探讨，且不乏犀利的批评，这种有针对性的专题讨论式研究能较集中讨论某个问题，无疑是适时又有效的，对国内相关研究不乏宝贵借鉴意义。单学科的交叉还包括将数学运用于音乐理论的交叉研究，这在西方音乐历史上由来已久。而近些年来在作曲理论中引入数学思维与运算方式则一定程度上与战后十二音、序列音乐及集合理论的发展不无关系。数学与音乐理论的合作研究在《理论》中主要包括有集群数学论、傅里叶函数与转换、概率论、以及马尔可夫模型理论等方面。此外，单学科交叉还包括音乐理论与叙事学，音乐与感知等。1+ n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转变的数据流》，跨越了数学、声学和哲学的范畴，达到了以“旋律通道”的观点为中心的对音乐结构的研究。研究把间隔分类为“主动外向”，“主动内向”，“被动外向”和“被动内向”四种，并尝试着在旋律中为张力的程度给出评估等。
斯坦利·卡雷尔（Stanley Cavell, 1926 - 2018）
3. 与其他新兴学科群的交叉。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音乐理论的新兴发展，一些新元素被引进音乐理论。首先，是信息理论的应用。信息理论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快速传播，普遍应用于遗传学，艺术等领域。信息理论衡量系统接受、处理，存储和传输信息的能力，在建立形式和结构方面发挥特殊作用。《18、19世纪中弦乐四重奏呈示部的能动性及信息容量》运用计算机程序评价听者在听音乐时可感知的信息内容，并将这些模型的输出与传统音乐分析的结果做比较，说明这些呈示部的信息内容与虚拟代理间的联系。《广义的音网络》通过把信息储存到可以补充、改正和更新的知识“框架”中，建议“由新特性，如密度、秩序程度和变化速率，支配的整个世界的海量声音，大量成群的声音事件，云层和星系”来代替传统的“线性”音乐思路。其次，感知—语言科学的引入。心理科学引入音乐的研究已并不陌生[27]，然而，它进入音乐理论家的主流研究范围是最近几年的事，尤其是结合脑科学、语言、感知与音乐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的新方向，2010年帕特尔（Aniruddh D. Patel）博士在《音乐、语言与大脑》[28]一书中，指出音乐与语言这两个系统的表征形式与大脑认知加工和神经过程相关，并认为只有通过跨文化研究，我们才能在音乐结构和加工中互通的成分从具有文化特异性的东西中筛选出来，这样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音乐与语言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音乐理论最近一些有意思的成果都普遍结合心理学方法，将音乐合成编入人类经验的整个网络中，音乐伟大奥秘的深层理解需要这样一种视角加以激活。
（三）微技法分析
自19世纪开始关注作品的曲式问题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的兴趣都集中于对作品宏观建筑结构的研究。所谓的宏观建筑结构主要是指对作品的整体结构框架，包括不同层次上的乐章、段落、句法、调性和声（包括非调性、泛调性与无调性）等以怎样的方式运转以确保音乐的统一性、延续性与目的性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对微观层面的问题，例如动机、单个和弦、节奏、和弦外音等作品细微要素的关注较少。或许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纠正与平衡，近年来，《理论》整体呈现“微观分析 > 宏观分析”的研究趋势，注重对作品的细节把握，从最细小的结构要素着手，有时精密到一个最小的“螺丝钉”材料，如“四六和弦”“5-6的上行序进”“声部置换”“动机”“延留音”“节奏”“终止式”等，我将之称为“微技法”研究。文献《揭示20世纪音乐动机的过程》[29]是一个有代表的例子，文章聚焦于动机及其衍生体，提出了动机转换数据流的新概念，即动机与其裂变体相结合形成一串从一个动机到另一个动机的快速流动的转换程序，作者采用“显微镜”式分析手段，对每一个动机转变的内部细节及过程做了探微式的勘察，最终还原出作品生成的逻辑过程。就像20世纪的科学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同等看待那样，20世纪的音乐，当面临愈来愈缜密而有机化的创作时，比如里盖蒂的微型复调、简约主义音乐中细微的微变奏等，相应的分析手段除了用望远镜式的宏观勘测，还需用显微镜式的微观扫描，才能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在微技法研究中，节奏节拍的研究始终是理论家们的兴趣所在，近十年的《理论》中共发表有6篇文章（见图表4）。
图表4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当前学者们的关注点更多投向传统古典时期的节奏理论研究，如帕利斯特里那、巴赫、肖邦、勃拉姆斯等音乐中的节奏理论，这些看似熟悉的作曲家的创作语言远未被充分挖掘，老问题新研究其实更见功夫。涉及角度与观点是多样的，如涉及节拍的非一致性、对称与非对称性、移位、赫米奥拉斯比例等内容；艾伦·多德森的研究另辟蹊径，从录音角度比较当代指挥家节拍的独特处理，试图寻找记谱、节奏结构与表演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文献《超节拍模式、节拍定向与语言感知范式》则跳出节拍的纯理性分析，将之与语言、心理感知方法相联系，提供了另一种新的研究维度。
（四）对早期理论的兴趣
《理论》近十年的发文中，另一重要特点是理论家对前调性时期[37]与调性时期的研究兴趣明显增涨，大大超越了对20世纪现当代音乐的关注。从表4中看到，近十年调性音乐与20世纪现当代音乐的研究总比值悬殊（约为54%：26%）。如果对比1991-2002年的发文总量，可看到前调性时期与调性时期的研究选题分别有8%与13%的增幅，而20世纪音乐的选题比重呈较大幅度下跌趋势（跌幅18%）。就调性音乐来看，除浪漫主义时期外，其他时期的研究总量都出现明显上升状态，其中巴洛克时期增幅最大，总发文量有10篇，约为前十年总发文量的2.5倍（见图表5）。
图表5：《理论》两个十年中选题倾向的比较
在早期音乐研究中，巴洛克音乐以巴赫、拉莫的研究最为突出。2006年，《理论》围绕巴赫众赞歌前奏曲《新年将至》（BWV 614）的调结构问题单列专栏展开讨论，共发表3篇文章。对拉莫的研究中，涉及终止四六和弦、通奏低音、八度和弦等理论问题，发表了4篇文章。此外，该时期中布里尼、胡克巴尔德（卡洛琳王朝时期）等在国内很少被提及的作曲家及作品研究均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古典时期研究中，海顿成为学者研究的新宠，这位在《理论》前十年文献中似乎被淡忘的作曲家终于有了“被发声”的时代，对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他那精雕细琢的弦乐四重奏方面。对于前调性时期的研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马肖”“经文歌”“圣咏”“中世纪歌曲”“体裁”等等。综上所述，对早期音乐的重视是《理论》整体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对传统艺术的再挖掘，以历史照鉴当代，只有从历史中接受滋养才能真正维系音乐创作的持续活力。
（五） 流行音乐理论的发展
一般理解，对流行音乐的探讨，多隶属于非学院派专业音乐的研究范畴，在我国更是如此，专业音乐圈对这块领地基本采用“隔岸观火”的态度，更别提登音乐核心理论期刊之“大雅之堂”了。然而《理论》近十年的发文情况，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番情景，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文章达到6篇，几乎与作曲技法等传统研究领域相当，这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国当前音乐理论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度。当然，流行音乐被美国专业圈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慢热”的过程，就《理论》来看，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一直未受关注，直至1995年美国音乐理论协会成立“爵士—流行音乐”分会后，《理论》才于1999年发表了第一篇流行音乐的文章《科尔·波特的“夜以继日”》[38]。但随后几年中，学术圈对这一领域的反应仍不积极，直到最近十年，流行音乐研究开始真正出现“暖潮”。2005年，《理论》开辟了“流行音乐”研究专栏，流行音乐开始“堂而皇之”地进驻专业学术圈，激发了许多专业学者的兴趣。
科尔·波特的“夜以继日”（Cole Porter's “Night and Day”）
流行音乐中，爵士乐是研究的热门种类，相关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几个方面：1. 爵士中即兴演奏是不是创作？文献《创作VS即兴》[39]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错误常识：认为“即兴不是创作，即兴简单，而创作是复杂的”。针对这个问题，作者从创作与即兴这两个概念出发，通过对爵士大师比尔·伊文斯（Bill Evans）的两首作品的分析，力证了“即兴同样也是创作”的观点，他指出即兴并非直觉过程，真正的即兴同样体现精湛的传统技术（另可参考《权衡作曲与即兴：詹姆斯·约纳森的“卡罗莱纳”呐喊》[40]。2. 爵士乐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和声语汇，我们知道对它们的运用有别于调式功能和声，但它们的异同点到底在哪里？爵士和声在有意削弱和声的功能性后其和声结构的动力如何获得？或者调式和声与爵士和声以怎样的形式可融合运用？旋律与曲式在爵士和声中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非常期待专业音乐理论家的探索与进一步深思。文献《韦恩·肖特爵士创作中的和声》[41]与《赫比·汉考克创作中的调式音阶、功能和声与非功能性和声》[42]在这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前者以著名爵士乐大师赫比·汉考克的作品为参照系，从背景、中景与前景层面阐释了爵士和声的和弦结构、根音运动、不完全邻音、自然音调、调性模糊等具体特征，以理论家的独特视角解读非功能和声而不是功能和声在爵士乐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后者的研究阐述了上世纪60年代爵士作曲家在和声上有别于功能和声的革新性运用，及对爵士钢琴家赫比·汉考克历史贡献的肯定。
记得2009至2011年间，笔者在耶鲁大学随阿伦·福特先生学习时，意外发现这位美国音乐理论学科创始人，无调性音乐的忠实追随者，晚年的收官之作竟是《聆听美国流行音乐》[43]，在他家客厅的留声机旁总少不了如科尔·伯特（Cole Porter）[44]、哈罗德·阿兰（Harold Arlen）[45]、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dgers）[46]等爵士、美国乡村音乐的专辑CD，福特先生曾多次表明他对爵士乐的由衷喜爱。现在回想，这段情景一直令人难忘。诚然，流行音乐因它的大众性、商业操作模式，良莠不齐的作品质量而不入“学院派”专业人士的“法眼”或被“误读”，但它作为艺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庞大的群体及蓬勃发展的态势，存在的理由足以引起重视。其实任何充满生机的音乐文化都并非“无源之水”，正如福特先生发自本能的“喜爱”，以及《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流行音乐看似简单的音乐形式下同样是才思涌动的艺术家的精湛技艺与真挚情感的表达，它同样值得所有专业音乐家重视。
科尔·伯特（Cole Porter, 1891 - 1964）
哈罗德·阿兰（Harold Arlen, 1905 - 1986）
结 语
近十年美国的《音乐理论期刊》让我们近距离地走进了美国音乐分析理论研究的广阔天地，在这里，我们分享了西方学者们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理论思维与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理论》所刊登的文章让我们对美国当代理论研究的基本生态、脉络与走向有了一个总体认识。一方面，我们看到当代美国音乐分析理论恪遵学科的理论历史，注重从传统中获得滋养，尤其重视从早期音乐这一源头活水中汲取原汁原味的智慧结晶，以历史照鉴当代，用传统承载未来，这是《理论》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同时我们还看到，随着当代科学技术向愈来愈精密化的程度发展，音乐的分析手段也随之愈加走向实证与微观化，如何处理如勋伯格所说的“苹果籽”之于“苹果树”[47]的重要意义是《理论》给我们的另一启示。除此之外，应积极扶持音乐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的最新研究，尤其对那些有助于音乐理论发展的姊妹学科如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感知科学与人类学等的交叉研究应给予充分的重视。虽然，《理论》的研究内容还仅是我们考察美国音乐理论发展的一个侧面，但这本业界公认的A&HCI权威期刊已成为当下美国音乐理论发展的风向标与最可靠资源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基于《理论》的传播，最终促成了美国音乐理论学科的独立形成[48]。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难免心存一丝遗憾，如《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优越主义明显，我们很少在这本具有国际视野的期刊中看到有关于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或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作曲家作品研究的文章，此外，近十年的文献中也很少让我们看到如歌剧等表演艺术的研究成果等。但无论如何，《理论》所彰显出来的严谨、原创、开放、多元及前瞻性或许为我国音乐期刊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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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音乐理论”（Music Theory）这一术语相对于中国的“音乐分析”，内容相同，只是称谓有别。
[2]1977年，美国率先成立音乐理论协会，随后，英国音乐分析协会（SMA）法国音乐分析协会（SFAM）德国音乐理论协会（GMTH）等纷纷成立。与此同时，美国、德国、英国相继推出各自的音乐理论刊物，至此，音乐理论（或音乐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愈来愈受到重视。
[3]Yosef Goldenberg,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over the Year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6, Vol. 50, No. 1, p. 25.
[4]大卫·布雷恩布尔（David kraehenbuehl，1923 - 1997)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理论家，曾是兴德米特的弟子。
[5]David Carson Berry,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under Allen Forte's Editorship”,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6, Vol. 50, No.1. pp. 25 - 28.
[6] 同注释5。
[7]这里的篇数仅指学术类文章，不包括其他评论、介绍、信件、翻译等类型。
[8]Milton Babbitt, Words about Music.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 28.
[9]Yosef Goldenberg,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over the Year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6, Vol. 50, No. 1, p. 42.
[10] 帕蒂门蒂(Partimenti)，指17、18世纪中一种在写好的低声部上即兴创作旋律的习惯做法。
[11] Robert O Gjerdingen，“Partimento, que me veux-tu?”,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7, Vol. 51, No. 1, pp. 85 - 135.
[12] Ludwig Holtmeier, “Heinichen, Rameau, and the Italian Thoroughbass Tradition”,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7, Vol. 51, No. 1, pp. 5 - 48.
[13] Rosa Cafiero, The Early Reception of Neapolitan Partimento Theory in France,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7,Vol. 51, No. 1.p.137.
[14] Gaetano Stella,“Partimenti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7, Vol. 51, No. 1, p. 161.
[15]Edward T. Cone, “Beyond Analysis”, 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 1967, Vol. 1, pp. 33 - 51.
[16]Ramon Satyendra,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Some Formal Concepts form Lewin’s Transformational Theory”,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4, Vol. 46, No. 1, pp. 99 - 138.
[17]Clough John, “Review of Generalized Musical Intervals and Transformations by David Lewin”, Music Theory Spectrum, 1989, 1(2), pp. 226 - 31.
[18]“Analysis”, in Stanley Sadie ed.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1, Vol. 6, p. 988.
[19]Julie Thompson Klein,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ities, Blacksburg: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6, pp. 19 - 20.
[20]Lee Rothfarb, “Nineteenth-Century Fortunes of Musical Formalism”,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4, Vol. 47, No. 2, p. 167.
[21]Alexander Rehding,“Rousseau, Rameau, and Enharmonic Furies in the Frence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1, Vol. 56, No. 1, pp. 141 - 78.
[22]于润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993年，第1期，第41 - 55页。
[23] Richard Beaudoin, “Musical Borrowing and Cavell's Way”,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0, Vol. 54, No. 1, pp. 91 - 102.
[24]Amy Bauer, “Philosophy Recomposed: Stanley Cavell and the Critique of New Music”,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0, Vol. 54, No. 1, pp.75 - 88.
[25] Stephen Decatur Smith, “Music, Ethics, and the Transcendental in Cavell and Adorno”,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0, Vol. 54, No. 1, pp. 121 - 139.
[26] Michael Gallope, “Cavell and Deleuze”,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0, Vol. 54, No. 1, pp.107 - 119.
[27]音乐心理学作为一门体系化的学科，近些年才比较尴尬地在学术圈找到一个位置。伦纳德·迈尔（Leonard Meyer）的开创性著作《音乐的情感与意义》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但之后该领域发展缓慢，虽然《音乐心理学》（1973）《心理音乐学》（1981）《音乐感知》（1983）《音乐科学》（1997）等期刊相继面世，但似乎心理研究一直未进入音乐理论家的主流研究范围，这些期刊的文章大多与非音乐学科的学者研究相关。最近十余年，音乐感知心理开始获得相关学科人的认可，开始在音乐理论核心期刊（如《理论》）与主流学术会议上出现。
[28]Aniruddh D. Patel, 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Edward Pearsall, “Transformational Streams: Unraveling Melodic Processes in Twentieth - Century Motivic Music”,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4, Vol. 46, pp. 69 - 98.
[30]Daphne Leong, “Humperdinck and Wagner Metric States, Symmetrics, and System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7, Vol. 51, No. 2, pp. 211 - 242.
[31]Scott Murphy, “Metric Cubes in Some Music of Brahm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9, Vol. 53, No. 2, pp. 1 - 53.
[32]Alan Dodson, “Metrical Dissonance and Directed Motion in Paderewski's Recordings of Chopin's Mazurka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9, Vol. 53, No. 2, pp. 57 - 92.
[33]Panayotis Mavromatis, “Exploring the Rhythm of the Palestrina Style”,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2, Vol. 56, No. 2, pp. 169 - 223.
[34] John Paul Ito, “Hypermetrical Schemas, Metrical 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Linguistic Paradigm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3, Vol. 57, No. 1, pp. 47 - 85.
[35]Channan Willner, “Metrical Displacement and Metrically Dissonant Hemiola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3, Vol. 57, No. 1, pp. 87 - 118.
[36]Mark Anson-Cartwright, “Tonal and Rhythmic Transformations in Selected Fugues of J. S. Bach”,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14, Vol. 58, No.1, pp. 1 - 24.
[37]学界习惯上将调性阶段之前的时期称为调式阶段，因“Modality”这个术语在如格罗夫等西方权威辞书中均未收录。本文所采用的“前调性时期”命名采用陶辛老师的观点。见陶辛：《西方音乐前调性时期音高组织思维研究序论》《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第50 - 54页。
[38]Matthew Shaftel, “From Inspiration to Archive: Cole Porter's "Night and Day",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1999, Vol. 43, No. 2, pp. 315 - 347.
[39]Steve Larson, “Composiition versus Improvisation?”,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5, Vol. 49, No. 2, pp. 241 - 275.
[40]Henry Martin, “Balancing composition and Improvisation in James P.Johnson’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5, Vol. 49, No. 2, pp. 277 - 99.
[41]Steven Strunk, “Notes on Harmony in Wayne Shorter’s Compositions”,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5, Vol. 49, No. 2, pp. 301 - 32.
[42]Keith Waters, “Modes, Scales, Functional, Harmony, and Nonfunctional Harmony in The Compositions of Herbie Hancock”, Journal of Music Theory, 2005, Vol. 49, No. 2, pp. 33 - 57.
[43]Allen Forte, Listening to Classic American Popular Song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4] 科尔·伯特（Cole Porter, 1891 - 1964）美国作曲家，百老汇歌曲制作人。
[45]哈罗德·阿兰（Harold Arlen, 1905 - 1986）美国流行乐作曲家。
[46]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 1902 - 1979）美国流行乐作曲家。
[47]彭志敏：《新音乐作品分析教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48]著名美国理论家帕特里克·迈克克瑞列斯（Patrick McCreless）教授在对美国音乐理论历史的回顾中这样说道：“我们音乐（分析）理论作为一门正式学术学科的开端是始于阿伦·福特在耶鲁与巴比特在普林斯顿”。而《音乐理论期刊》正是以阿伦·福特为主导的耶鲁学派及美国音乐学术理论形成的最初阵地。详见：Patrick McCreless,“Contemporary Music Theory and The New 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y, 1997, Vol. 15, No. 3 , pp. 291 - 296.
姜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音乐理论学科带头人，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心理认知科学学院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外聘研究生导师，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作曲理论、音乐分析、音乐心理学，文艺理论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批准号16BD050）、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项目等项目10项。出版著述《二十世纪音乐中开放结构的观念及实践》《音乐诗学六讲》（译著）、《音乐的节奏结构》《音乐欣赏》等10余部。在《音乐研究》《音乐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学》C刊等发表论文30余篇。担任第33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法丝路之旅音乐会”总策划。作为音乐总监参与发行“2020现代冥想辅助抗疫专辑”三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