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儒学、封禅泰山，汉武帝神化皇权的两大行动--秦汉史话25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15，《秦汉史话》连载25，欢迎收看。
01、尊立泰一
汉武帝热衷鬼神之祀，早在他即位之初，一些儒生希望他举行封禅大典和改制。当时因窦太后反对只好暂时将它搁下。然而汉武帝迷信方士，企望通神成仙，寻求长生不死，因此祀神求仙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尤其在建设至尊的“泰一”神方面，汉武帝更是费了一番心力。
所谓“泰一＂，秦朝时，即称为“泰皇＂。它与“天皇”、“地皇”，并称“三皇＂。这是秦汉时流行的三个天神，但是把泰一神提高到至尊的地位，成为汉家尊奉的上帝神，应该说是汉武帝的功劳。
到了汉武帝的中后期，随着汉王朝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建设汉家的至上神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六月，汾阴（今山西河津南）出土一个大鼎，公卿大臣视如“宝鼎＂，都认为是一种祥瑞。汉武帝打心里高兴，下令将它迎至甘泉。
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官吏们都说，“泰帝（伏羲） 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
方士则认为，“宝鼎出而与神通”，应举行封禅典礼，“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这两种意见从不同角度提出神化皇权， 可谓殊途同归，迎合了汉武帝强化皇权的需要。
就在这时，有人再一次建议说，五帝是泰一的辅佐，应该立泰一神，由汉家天子亲自祭拜。当时，尽管汉武帝“疑未定”，但是建立至尊的泰一神的政治气氛，无疑已经成熟了。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正式在甘泉建立泰一坛，祭坛共分三层，五帝为泰一辅佐，其坛降格一等，环绕在下面。其中青、赤、白、黑四帝，各自按东、西、南、北方排定。只有黄帝，置于西南方。
祭泰一的祝宰别具一格，身穿紫色绣衣，祭五帝穿的各如其色。同年十一月，汉武帝举行隆重的郊礼，亲自祭拜泰一神，正式钦命泰一为汉家至尊的上帝神。至此，“泰一”作为汉王朝至高至尊的“国神”，终于被塑造成功。
汉武帝在不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同时，又将这种政治触角伸向宗教神学的领域，他苦心孤诣建设的泰一神渗透着更深的政治内涵。
所谓“泰一', “泰”者大之极，“一”者壹统也，以五帝为佐，即辅臣之谓。用司马迁的话形容，即“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般，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 。
既然“泰一” 成为至尊的上帝神，那么作为上帝代表的汉武帝，自然是“极权”和“至尊”的化身了。
汉家至尊的上帝神确立之后，汉武帝认为所得“宝鼎”，乃 “受命”天子的祥瑞，决定按古礼举行封禅。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宿愿，也是汉家立国以来的盛典。
到泰山祭天地既能“成仙登天'，又可以进一步神化汉家皇权，汉武帝为之等了30年。元封元年 （前110)冬，汉武帝根据“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 的古礼，乃兴师动众，＂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他们自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出发，出长城，登单于台，至朔方，又临北河。
汉武帝这次巡行北方，以重兵压境之势，逼劝匈奴臣服汉朝。单于闻讯大怒，杀了汉朝使臣，却不敢轻举妄动。汉武帝“威震匈奴”之后，即回师释兵须如。
接着，千同年正月，汉武帝礼祭中岳太室，又东巡海上，并派 数千人人海求蓬莱神人。至四月，武帝回到奉高（今山东泰安 东），准备登泰山，举行封禅典礼了。
但是，这封禅的礼仪，儒生与方士说的，各不相同，而且很难施行。于是，汉武帝用祭泰一神的礼仪，上封泰山；又用祭后土的礼仪，在泰山下的肃然山行禅礼。之后，汉武帝回到奉高，在旧时的明堂里，接受官员们的祝寿。
汉武帝封泰山之后，又东游海上，北至竭石，经辽西，历九原，于五月回到甘泉。据《史记· 平准书》记载，为了举行这次封禅大典，汉武帝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各地预建道路桥梁，修缮行宫殿宇，沿途设供迎候。汉武帝所到之处，赏赐大量财物，仅用帛一项，即达百余万匹，花费的钱财以巨万计。
类似的大规模的封禅巡行，后来又举行过几次，耗费的财物也相当可观。
汉武帝步秦始皇后尘，建汉家封禅，终于上封泰山之巅。这仅仅是根据古礼而举行的大典，表明汉武帝是得了符瑞的“受命”天子。
汉武帝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创建汉家至尊的上帝神，却是现实的需要。这就是借助神权，以提高和强化皇权。他所建设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神，即所谓“天”，董仲舒即为之作了理论说明。
02、神化儒学
随着西汉中央集权的发展，一种为巩固这种封建统治的思想理论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新的儒学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兼取刑名及阴阳学思想，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神学思想体系。在汉武帝时期，它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为当时的正宗思想。董仲舒也因此成为西汉中期著名的一代儒宗。
汉文帝即位那年（前179)，董仲舒出生于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景时期度过的。当时诸家学派先后继起，学术文化空气十分活跃，尤其那股针砭秦政之败的社会思潮的兴起，使一度遭遇劫难的儒家思 想得到了广泛宣传，儒学逐渐为世人所重视。汉文帝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后，儒家的学术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了。
董仲舒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了研读儒学的道路，并以治《春秋》公羊学闻名于世。
《春秋》是经孔子删订而成的一部编年史，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后来，解释它的著作相继出现，《春秋公羊传》就是其中一种。相传《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传》根据口传记述，汉初才编写成文，它着重于阐释《春秋》 大义，便于学者穿凿附会和引申发挥。
董仲舒潜心于《春秋》公羊学，居然“三年不窥园”，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经学上。到汉景帝时期，董仲舒终于获得“专精于述古”的声誉，被任命为《春秋》博士。汉代的博士，可以招收弟子，传授经学。于是董仲舒下帷讲诵，培养门徒，成为拥有数百名弟子的大经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董仲舒应召来到长安，参加贤良文学对策。他在对策中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当时正在兴起的尊儒热潮，涂抹上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加剧了汉家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斗争，而董仲舒则成为这场尊儒抑道的急先锋。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等论著，系统地论述 了他的封建神学思想，以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 寻找理论根据。
董仲舒说：“天道”最主要的，莫过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阳“以生育养长为事”，这是“天意”的安排，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就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这就是说，帝王承“天意”行事，应强调以“德教”为主，而以刑罚为辅。
根据周秦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汉继秦之后，应及时改弦更张，即所谓“更化”，主张以德化民，废弃严刑酷法。他提出兴太学，培养“贤士”，这是“教化之本原”。
董仲舒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又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他说：官吏“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以“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 ，结果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这是造成刑罚日蕃而奸邪不止的原因。
董仲舒认为，《春秋》主张“大一统”，诸侯不得自专，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学派很多，指意不同，朝廷“无以待一统”，加以法制屡变，臣下无所适从。因此，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帝王的绝对统治。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权＂，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给天人关系涂上一层“圣光”。
本来“天”是自然现象， 董仲舒却宣称“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董仲舒既神化了“天”，又把“天”与人的关系沟通了。
对“天”的神化，为的是对人的神化。董仲舒宣称，“天” 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董仲舒论证“君权神授＂，帝王成为“天意”的代表，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所以“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
实际上，董仲舒利用封建神学理论，论证了“三纲”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用“天”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权”，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制造了神学的理论根据，形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四权”。
同时，董仲舒又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
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提出“天道不变”说。他认为，帝王的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是从“天”那里来的，“天”是不变的，所以帝王的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也不会变化。在他看来，朝代的更替，制度的改变，都是周而复始，其本质如故，不过是新帝王即位，重新受命于“天”的表示。所以，董仲舒的“天道不变”说， 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永恒不变，以维护西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
董仲舒为加强皇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曾经被任命为江都王刘非的国相。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二月至四月，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推论属于灾异之变。他刚刚拟就的草稿，被中大夫主父偃发现，并上奏汉武帝。汉武帝召集诸储讨论，认为其中“有刺讥”，因此被下狱治罪，后来才被赦免出狱。
武帝元朔四年（前125)，由于公孙弘的建议，董仲舒被任命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是汉武帝之兄，为人残暴，专横跋扈，过去朝廷派去的国相及官员，或者被控告，或者被毒死，遭杀伤的二千石官员甚多。这是一份苦差事，董仲舒唯恐时间长了，将遭致不测，便借病辞去国相。此后，他“以修学著书为事”，但涉及朝政问题，汉廷常常派人到他家中询问，仍然可以对朝政施加影响，直至太初元年（前104)死去。
董仲舒所创立的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思想体系，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发展的产物；它成为维护这种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
如果说秦王朝单纯依靠暴力，实行严刑酷法的奴役，造成了秦朝短祚的结局，那么汉武帝利用封建神学，于暴力之外又加思想钳制，则是他实施文治武功的成功之处。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之久，无形的封建思想钳制，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在这一方面，汉武帝及董仲舒，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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