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技术会扼杀真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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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
但前提是社交媒体平台从保密走向透明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正掌握着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工具。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文明能像今天这般充分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项前所未有的技术也成为破坏真相与信任的帮凶。为了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部分人对技术的使用愈发肆意妄为，这严重地削弱了机构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最终导致互联网中民主化进程的倒退。
这种状况正不断侵蚀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今，软件算法已经取代了以往基于事实的辩论程序。然而，真实性并不是算法做出判断的首要考虑。
在当今这个时代，真相与信任在科技与金钱的影响下变得岌岌可危。这样的状况若不加以控制，造成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以20世纪的模式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更有甚者，我们沿用的还是19世纪的解决方法。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对利用科技的手段加以明确。
我认为通过技术手段解决问题是可能的。下文中我将提出一个十分可行性的设想。但是，我们应当首先从其他角度开始探讨。
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创造性地将当今的科技产物与某些历史现象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著作《从莎草纸到互联网》（Writing on the Wall）当中，斯丹迪奇将社交媒体的起源追溯到了古罗马甚至更早的时代。书中提到：“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罗马共和国的衰亡促成了这种信息横向传播方式的形成。
此后的一千年中，罗马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们控制了信息的流通。限制大众的思想对教士与领主维持他们的统治至关重要。欧洲迎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这种纵向的控制结构最终被古滕堡（注：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打破。印刷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促成了最初的信息革命，使信息又一次开始横向传播。印刷品的内容必须言之有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和辩论。各式各样的学说以及批判观点甚嚣尘上。宗教改革应运而生，文艺复兴也得到蓬勃发展。最终点燃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火。走出黑暗时代固然令人欣喜，但当时的民众或许无法感受到同样的喜悦。思想禁锢的解除导致信仰的崩塌，这样巨大的转变一定使他们倍感煎熬。
1545年，在古腾堡发明印刷术近100年后，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试图为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信息理清头绪——他为有史以来出版的所有书籍编纂了目录。令人惊讶的是，这本目录的序言与今天流行的一些说法如出一辙。格斯纳警告说，新技术的出现导致了资讯的泛滥，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混淆视听的有害书籍”。
在古滕堡逝世四百年后，电报的出现引来人们对于资讯泛滥的新一轮担忧。1848年，为了共同分担电讯报道所需的费用，纽约的几家主要报纸共同创办了美联社。美联社在拓宽信息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于舆论控制的新担忧。事实上，美联社在南北战争期间担任了林肯政府的审查员，只发布得到政府批准的新闻。
还有人担心电报技术和美联社将为假新闻的传播推波助澜。1925年的《哈泼斯杂志》 （Harper’s Magazine）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标题为《假新闻与社会大众》，听起来就像是现代人写成的。文章中对美联社的权威发出了警告，并且指出：“如果有人通过电报传播假新闻，即便是再可靠的编辑也无法识破他的伎俩。新闻编辑通过电报线接收新闻，不可能亲自前往现场考察新闻的真实性。”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在过去的40年里，笔者有幸参与到新型电子网络的开发与建设工作当中。互联网从此取代了电报线，成为了人们之间的纽带。而这一切，都是从1980年6月1日——CNN（美国有线新闻网）开播的那一天开始的。
也许现在我们已经对电视节目司空见惯，然而在CNN开播以前，当时的电视台每天只播送15分钟晚间新闻节目（后来增加到30分钟），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作为美国有线电视协会的主席，我在CNN开播当日发表了讲话。当时，我正为如何描述我们的工作而绞尽脑汁。
在讲话中，我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状况——“‘电讯出版业’（telepublishing）的出现会为信息传播的方式带来重大转变”。这也许有些言过其词，但是有线电视具有传播声音和图像的功能，能使单调刻板的文字新闻跃然于屏幕之上，当时的我极力想让世人意识到这一点。好在“电讯出版业”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直播结束，我踏入CNN的控制室时，令人目不暇接的资讯立即将我层层包围，这种感受对现代人来说已十分熟悉。其中一个显示器上，正在直播佛罗里达州一片海滩风平浪静的景象。正在进行现场报道的记者说，气象部门预报的飓风还没有来袭。自那时起，新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电视台或许会等飓风登陆的那一刻才做出报道，但是CNN重新定义了新闻，将尚未发生的事情也包含在内。因为不同于传统电视台，CNN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需要各种内容来使节目变得充实。
尽管CNN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中时间的限制，但是新闻选题策划的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改变——哪些新闻能够播出依旧是人为决定的。在古罗马时期，社交渠道传达的信息内容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想法。而在古滕堡发明印刷术后，出版物的内容是由书商决定的。对于早期的报纸编辑们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发布的新闻中通常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我们已从上文中了解到当时民众对于美联社编辑职能的担忧，这种担忧后来蔓延到了报刊和广播领域中，CNN也不能幸免。
有线电视的节目数量十分丰富，这使得意见相左的编辑们能够通过新闻评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CNN的观众年龄偏大，而且通常比较保守，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一直都在担心出现政治观点偏右的电视台与其展开竞争。随着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政治立场偏右）的建立，他的担忧果然成为了现实。随着建立在观点之上的新闻逐渐在视频领域崭露头角，‘电讯出版业’的时代确实来临了。
显然，针对特定人群量身打造节目是十分有利可图的，电视新闻频道的大量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今的社交媒体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而如今，选择目标受众的工作交由精确的电脑程序完成，新闻的选题过程也发生了变化，
尽管电视新闻的选题可能会带有政治倾向，但是仍然是有事实依据的。在社交媒体中也存在新闻选题，但是其标准不同于传统媒体。为了追求更高的热度，算法程序在决定呈现给我们的新闻内容是，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新闻更加引人注目，而不是新闻的真实性。为达成这个目的，算法程序会煽动起人们内心的愤怒畏惧之情。
但是，互联网起初并非如此。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初衷是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庞大数据建立起一个标准体系，以便进行定位和检索。到了21世纪，Web2.0的出现使互联网成为一种传播工具，网络中传播的内容是由用户自己生成的。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可以像《纽约时报》和电视台一样发布内容，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传播这些内容的主要媒介。
但是，盈利模式的差别令社交媒体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媒介。一个半世纪以来，媒体公司都按照“刊登资讯——吸引读者——投放广告”这一模式来获取利润。为了使受众最大化，新闻的准确性在传统的选题程序中格外重要，而新闻内容的平衡也是关注重点之一。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媒体在选题时看重的不是准确性，而是广告的投放速度。
社交媒体平台盈利的多少取决于它能在多长时间内吸引用户的注意力，时间够长才能将广告顺利发布出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交平台会搜集每个用户的信息，并将信息反馈给软件算法。这样，算法便能够得出用户喜好的内容。
“刊载所有适合出版的新闻”——位于《纽约时报》头版的这条声明凸显了其与社交媒体的不同之处。《纽约时报》的宗旨是只挑选适合的新闻进行刊登，而根据Facebook的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的说法，Facebook的宗旨是建立社群。
建立社群的想法值得我们称赞——但是谁都没有料到社群最终会走向它们的对立面。民主制度需要社会凝聚力才能正常运转。我姑且相信，扎克伯格与社交媒体行业的其他创业者无意破坏我们的社会制度，也许和我们一样，他们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社交平台会如此轻易地沦为反民主行为的温床。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由于社交媒体中呈现的内容由算法主导，不同成员看到的内容也是不同的，这实际上导致社群的分崩离析。人群的划分有助于广告的精准投放，从而帮助某些人从中获利。社交媒体不再传播真相，转而为特定的人群提供他们所青睐的内容。在这一刻，民主的原则荡然无存。
Facebook的用户平均每天花50分钟浏览该网站。提供吸引人的内容，换取用户每天50分钟的关注目光——这听起来很像是媒体公司会做的事。然而，Facebook 的COO雪莉·桑德伯格这样说道：“我们的公司与媒体公司很不一样。… 我们骨子里是一家科技公司。我们雇佣的都是工程师，而不是记者。我们不报道新闻，在我们的员工中一名新闻工作者都没有。”
Facebook使用的内容呈现算法正是由这些工程师编写的。和主流媒体一样，Facebook通过刊登内容吸引广告投放，从而获取利润。不同之处在于，其中的工作是由机器完成的，并且目标受众是整个社群。
值得称赞的是，Facebook已经意识到他们作为新闻媒介所要承担的责任。在所谓的“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言论之后，桑德伯格又解释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用户在网站上发布的内容不负责。”Facebook这种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不禁让我们思考：社交媒体公司、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公民究竟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呢？
目前，社交媒体对选举进程造成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我们应当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明确互联网平台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且加强相关的监督工作。美国国会正对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中的广告投放行为展开调查，以确定社交媒体是否遭到利用，成为了俄罗斯的宣传工具。结果表明，传统新闻渠道中有关政治广告的规定应当推广到互联网领域中。同时对广告主的身份也应该加以明确。
20世纪的新闻传播遵循“一对多”的模式，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平台为每个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以旧有模式寻找解决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过去我曾为监管部门工作，对电视内容进行政治审查。审查的流程不够透明，将它们照搬到互联网领域是不合适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扭转社群中假象泛滥的局面，不让网络变成破坏民主进程的帮凶。我认为，既然算法程序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那么它也能帮我们摆脱困境。是时候让算法变得更加全面了。
算法如同一张食谱，告诉人们怎样将一堆原料（输入）变成想要的菜品（输出）。如果将整个过程比喻为制作蛋糕，那么所需的鸡蛋、面粉与牛奶等原料，就是用户个人信息、资讯种类以及目标受众类型这些内容。
目前，算法中输入与输出的内容都是机密。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哈佛大学的同学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呼吁，相关软件应该将算法中这些不透明的部分通过开放的API公诸于众。 API意为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Interface，能够使两个应用程序之间进行交互。
谷歌地图就是一个例子。这款地图软件内置了导航算法，并且为其他的应用程序和程序算法提供开放的API，谷歌地图的API允许第三方访问其算法中输入与输出的内容。例如，Uber软件就使用谷歌地图的开放API为司机提供导航服务。这样一来，即使自己没有地图算法，Uber软件也可以通过谷歌的开放API提供定位服务。达到将其他公司的资源化为己用的效果。
开放API并不会使社交媒体平台暴露自己算法的奥秘，也不会暴露用户的隐私信息。但是公开算法中输入与输出的内容，能帮助第三方程序员建立起一套“公益性质的算法”，这将有助于大众理解社交媒体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算法能够获取到投放广告者，或者推文作者的有关资料，它便可以将这些资料与点击量、热度等统计数据相结合，经过处理后可以清晰地得出资讯的传播状况(包括传播的内容以及传播的目标社群）。
除了掌握信息的传播状况，我们的反应速度也十分重要。如今一则广告或者推文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传遍整个世界，但是了解其传播状况要花上几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赶上电脑的步伐。公益算法能通过追踪信息的来龙去脉来保障信息的真实性，这是社交媒体平台力所不能及的。
真相需要透明。即便是在新媒介中，这个原则也不会改变。将内容、点击量、热度、统计数据等信息公诸于众，将会揭开社交媒体的面具。及时地揭露热点事件真相，识破病毒式传播能够将谎言的“三驾马车”（指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与不良信息，这一概念由我的另一位哈佛同学克莱尔·瓦尔德（Claire Warde）提出）扼杀在摇篮状态。对于社交平台中被删除的内容，了解其内容详情、传播的时间以及删除前的传播范围将有助于评估该内容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能帮助平台及时做出行动，进一步贯彻网站发文条款的执行。
我要再次重申的是，开放API不会揭示平台算法的奥秘，也不会暴露用户的个人信息。
在对历史的短暂回顾中，我们意识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总是给社会带来挑战。现在轮到我们来迎接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了。
我们的解决方案应当摆脱过去的桎梏，大力采用新兴技术。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中，我们必须使用高性能且廉价的计算机组成的强大的分布式网络，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
互联网平台向消费者们提供了便捷的新功能。这些互联网企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有价值、最具实力的一批公司。我们应该表扬他们所做出的创新与贡献。然而，在维护民主制度方面，这些公司还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在过去的40年里，我的工作内容一直处在新技术和公共利益的风口浪尖。我深知决策者想要赶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十分不易，而许多新公司也难以接受外人插手他们的工作。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使这一切变得难上加难。
19世纪和20世纪，大型企业的出现推动了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在21世纪，企业通过智能化的网络软件开展业务，对此需要进行同样智能化的网络监管。如今，软件算法已经渗透到了网络中的方方面面，这项技术（算法技术）必将改变人类的未来。对此我们必须加以管制，算法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监督。
有了公益API，民主制度的维护就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开放的网络使互联网公司得以蓬勃发展，但企业自己却摒弃了开放的信条。是时候让互联网企业开放他们的平台了。
如今，各色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尽管他们政见不同）都在监视着主流媒体的动向。有了公益API，这些社会团体也可以构建起相应的算法，对社交媒体开展同样的监督。社交媒体平台最好能主动提供相关的渠道，否则的话，政府将会采取举措迫使公司开放相关接口。
那么，技术究竟会不会扼杀真相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技术具有两面性。”既然技术能让媒体公司为追求广告投放的速度而抛弃真相，那么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维护真相与信任——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交媒体平台从保密走向透明。
编译丨王燕处
选自丨Broo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