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地方小掌故——人物（1）
转自《常熟地方小掌故（上册）》
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现时代里，把一些已经“往矣”的人物搬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们的想法，历史是时代的见证人，它记录下来的事迹和人物，都应翔实可靠，不失真相。而在封建和反动统治之下，编写史料的人，为了维护或曲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他们的记载，有些歪曲事实，牵强附会，更有些一笔抹煞，凭空虚构，又怎能起什么见证的作用呢？就从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说，所根据的仅是他们称为“官书”的史料。他们所表扬的“忠臣、义士”指的是那些人？他们所贬损的“貳臣、叛逆”、奸佞”和乱臣贼子”，究竟又是怎样一等人呢？而且，数千年来作为封建桎梏的所谓“礼教”，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在所谓“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等“美名”下，也不知葬送了多少男女？相反地，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贩夫走卒、舆台厮养”，即使有可书的事迹，也是没有给列入史册的份儿的。他们所写的历史，只能供后来人的鉴别评骘，而语云，“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真人真事，还得从群众的记录中去寻求采访哩。我们在今日，为了反映过去时代的背景和真相，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衡量当时的人物，这部分所提到的一些人物，是我县近百年来比较突出的。我们只把所能搜集到的他们的事迹胪列出来，让读者加以评定，给予估价。
翁同龢
戊戌政变时，本县翁同龢相国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是维新派中拥戴清帝载湉（光绪）的“帝党”集团的领袖。他既赞成变法，主张改革弊政，又尊重君权，维护王朝。引进康有为等，就为了推行新政，培植帝党势力，所以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翁同穌字声甫，号叔平，别号井眉居士，晚年又号瓶庐，瓶生、松禅。他以状元入翰林，曾督学陕西。因父亲翁心存在朝与肃顺意见不合，很早就称病引退。后来充任同治、光绪两帝的师傅，官至协办大学士，入军机。世所称“状元宰相”，就是象他那样的一种人。
维新派失败后，西太后对翁大表不满，将他革职，逐回乡里，还叫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回家后，即自订规约，揭示门首：①不写荐信，②不受请托，③不赴宴会，④不见生客，⑤不纳僧道，时人称他为”五不居士”。当时的王朝制度，受到管束处分的官员，每逢朔望，例须亲向县衙门报到，请求督教。县官总是挡驾不见，而且防他将来可能复职，相反经常到他家里去请安，以示亲善，但他也不敢接见。为了两全之计，他索性迁往西门外鹁鸽峰祖莹旁柯堂内的瓶隐庐。他与甥俞金门过从最密，常留俞宿山中，谈论诗文，后来俞收集他手写书信四百余件，交上海有正书局印行《翁松禅手扎》。此外，他和三峰寺僧玉峰、南通张季直（謇）也经常往来（张中状元时，他是主考官，有师生之谊）。有时他雇小舟入城，在洙草浜登岸，到得意楼啜茗，必招店主邹汉良谈话，并曾赠以所书扇面小轴，并不因邹是丐头出身而不屑与之交谈。他在鹁鸽峰又亲书所营生塘前墓碑：“削籍大学士翁同穌墓”。并自作集四书句子的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这可见他晚年的胸襟是比较豁达的。
他最擅书法，所写楹联屏幅至今珍贵。又喜写一笔“虎”字，加盖”壬寅、壬寅、庚寅、戊寅”方印一颗，那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初五日寅时四“寅”巧合的于支，特把它镌成印记。他每日必写日记，从督学陕西时起，直至临终前一日止，数十年无间断，有石印本行世。
他曾官户部（类今财政部）尚书，当时首相为合肥李鸿章，有人制成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即户部尚书）常熟世间荒”。意存讽剌，却也非常巧妙。又他和贵州麻哈县夏同穌同朝为官，而彼此心有芥蒂，有人撰成一联：“旧修撰（中状元后的翰林院官职），新修撰，丙辰戊戌二修撰，你修撰，我亦修撰，一则以惧，一则以喜；翁同穌，夏同穌，常熟麻哈两同穌，名同穌，实不同穌，彼归则出，彼出则归”。不仅对仗工妙，而且也刻划了两人意见不和的情况。
杨莘伯
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被杀，西太后把光绪囚禁。这一幕历史悲剧的祸首，虽然尽人皆知是袁世凯，但当时参劫新党，离间西太后和光绪感情，请西太后重行亲政的奏摺，主谋领衔的是那利禄薰心的本县杨莘伯（曾朴所著《孽海花》和《鲁男子》小说中所称的“尹御史”就是他）。
杨名崇伊，出身于恬庄大地主家庭，早岁点翰林，交纳权贵，广植势力，同屠杀太平天国战士的刽子手李瀚章（李鸿章胞弟）缔结姻亲（杨子云史娶翰章孙女，杨女嫁瀚章孙，杨的幼弟又是瀚章的女婿），并谄事西太后亲信荣禄和李莲英，互通卢气。他曾密受荣禄指使，同一班御史联名弹劾康梁，陷害新党。新党失败后，他自恃功高，飞扬跋扈，招到了后党的嫉忌，竟未被重用，仅外放陕西汉中府知府，后以道员衔钻营得苏浙缉私统领缺，不久又因案革职，郁郁以终。
杨居乡时，恃势专横，独断独行，甚至霸占族产，干涉地方行政，包揽词讼，侵吞漕银，开设晋泰钱庄，剥削小民，里人畏之如虎。他因侄女五小姐和报本街周永韶发生恋爱，认为玷辱家门，迫使她服毒自杀，《鲁男子》小说中所载甚详。
杨在苏任缉私统领时，地方士绅吴子和等创设济良所，收容妓女，使她们脱离火坑。某次，他要求保释两名妓女被拒，亲率卫士持枪把她们劫走。吴六旬寿诞，设宴款客，杨亦在座，酒后触及前事，与吴争论，大肆咆哮，群众激于公愤，把他吊在马棚中毒打了一顿。江苏巡抚瑞澂与他有嫌隙，将此事申奏清廷，说他挟妓酗酒，有玷官箴，奉旨革职，永不叙用，遂吞金自杀。
沈北山
戊戌政变后一年，又有沈北山具琉弹劾“三凶”（当时的后党权臣荣禄、刚毅和李莲英），震惊全国。沈的一生，在孙希盂（景贤）的《轰天雷》和张映南（鸿）的《续孽海花》两部小说中，都有详细记载。
沈原名棣，更名鹏，号诵棠，又号翼生。早岁丧父，家贫，赖孀嫂抚育成人。十五岁考取秀才，入北京国子监（即以后的京师大学堂）肄业。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应京兆试，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殿试点为翰林，即在翰林脘供职。他因年青即登科甲，为社会所重视，苏州费屺怀太史招为赘婿，但费女嫌他家贫貌陋，婚后毫无夫妇感情，冷淡几同陌路。他所受刺激太深，从此愤世嫉俗，疏劾三凶，实即种因于此。他的疏稿中有“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等语。清制翰林例不能自上奏章，须由掌院转呈，当时掌院徐桐竭力阻止，不允代奏，在京同乡亦恐株连，力劝回籍。途经天津时，他把摺稿交国闻报发表，遂传播中外。未及月，奉旨革职，系在苏州府狱，西太后死后，始得释放。但他已得了心疾，神经错乱，哭笑失常，1909年（清宣统元年）病死，年仅四十岁。这正是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和欺贫重富的社会观念所促成的悲惨结局。
徐福礼
徐福礼字橘轩，别号蕨仙，董浜人。先世都以医术著称乡里，他自幼喜读书，也喜研习医学。以恩贡出身，1898年（清光绪24年），选授甘肃阶州白马关州判。这是西北的偏僻地区，官职小，当时交通又极不便利，亲友们都劝他不去。但他认为，地偏则对长官无奔走迎候之劳，可以专心为民办事；民贫则社会无骄奢淫伕之习，易于推行政令，这正是最合理想的地方，就毅然就道，走八千余里，厉时四月，到达了任所。
这是个地区荒芜、风气闭塞的小山城。他在到任后，竟能悉心吏治，兴利除弊，获得了万民爱戴，他除发帑赈灾，兴修水利，树植桑麻，惩办奸蠹，还把旧书院彻底革新，课以专门学识，培养实用人材。这些都是过去所从未举办的。
他赴任时，曾带去南瓜子数升，分给当地民众播种，秋间结实累累，补救了粮食不足，民间称之为徐瓜。他的妻室邱氏，也把纺纱绩布的技术，教给民间妇女，从此男耕女织，不再有饥寒之虞。
州判俸给傲薄，无力聘请幕友，他在任八年，一切都亲自经理，因此积劳成疾，死在任所，后来把棺木运回，地方人士都焚香哭祭，一直送到郊外，遗爱在民，可见一斑。
遗著有《宦辙驰甘记》，记载各地的风俗人情以及抒悄感事的诗句，未经付印，原稿在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
谭小石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创立各种制度，为了征集建设人才，也尝开科取士。本县东唐市谭小石，就是当时为太平天国所延揽的一个人物。
谭名文寿，字小石，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考取秀才。洪杨起义后，他对专制王朝的昏庸无道，非常痛恨，抱有革命大志。1863年（清同治二年）二月廿七日投入太平军，幕王谭绍洸留他在苏州工作，他又令其子瑞龙应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考中了举人。
在苏时，忠王李秀成知他擅长书法，精通文学，延为幕像，十分器重，外出时赏披黄锦，以示宠异。当时他父子所著文字尚有流传，现在人民公园碑亭中的忠王功德碑，就是他所撰写的。
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仍回故乡，以课徒鬻书为事年至八十余终老于家，其子曾考取大平天国举人，为同邑诸生所忌，拟向学使告发，经张送斋从中调停，申明永不企图进取，其事始寝。
同里赵同钓和他有儿女亲家关系，赵所著笔记中，裁有“戚敞中有从太平军者，我耻与为伍”等语，这正是谭曾参加太平军的一个有力左证。
孙师郑
孙师郑名同康，清末翰林，擅写文章诗词，当时文坛上颇有声誉。他的作品，对当时杨莘伯等一班地方豪绅，攻讦讥讽，不遗余力，曾传诵一时。但他本人也是个有文无行的人，下面几件琐事足资证实。
他应北闱乡试，得中南元（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南方人在北京应乡试称“北闱”，在北闱中式第二名称“南元”，第一名例须录取直隶省士子）后，某日行经寺前大街，见一家钱庄用“同康”二字为招牌，以为触犯了他的名讳，即入内自称老板，索提巨款。经理再三恳求陪罪，致送纹银百两，另换牌号，方始罢休。
同县有强子庄者，开设猪行，家极富厚，纳资捐得道员衔，遂翎顶辉煌，混入士绅之列。孙向他索诈不遂，后值强母寿辰设筵，他致送贺联，上写着：“祝圣（指光绪帝）寿于夏六月，祝慈（指慈禧太后）寿于冬十月，祝母（指强母）寿干秋八月，一龙、一凤、一猪，三寿作朋，岂非笑话，有夫在地狱中，有子在庠序中，有孙在襁褓中，可立、可歌、可喜，群贤毕至，何以为情？”为了私人嫌隙，如此蓄意挖苦，可见他利用一枝尖刻文笔，只想威胁别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辛亥后，他常住在北京常昭会馆，不再回故乡。他在会馆内霸占一个院子，没有人敢同他争论，这也表现他在北京同乡中具有极大的势力。
曾孟朴
清末民初，常熟出现了一个以“东亚病夫”为笔名的杰出文学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给他一定评价，可称为一代文豪。他就是《孽海花》和《鲁男子》的作者曾孟朴。
在《孽海花》中，他大胆揭露晚清政治的腐败，刻划出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昏庸无能，祸国殃民，造成八国联军攻破京城的耻辱。以名妓赛金花为线索，贯串着新旧思想的剧烈斗争，姓名虽然全是影射，内容却是历史实录。《鲁男子》描绘封建时代旧礼教和婚姻制度的残酷枷锁，所叙情节大半是他的初恋生活，也是一部写实小说。1934年，词曲家吴梅（瞿安）来常熟参加曾氏追悼会，当场题一挽联：“平生事业鲁男子，半世凤流孽海花”，确是对他平生著作所下的概括性的定论。
曾号孟朴，在青年时代很有文名，十九岁就中第二名举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创设同文馆，延西洋人教授英、法、德、俄四国语文，他爱好新学，即入馆研究法文，孜孜不倦。经林旭（戊戌六君子之一）介绍，认识与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等交游的陈季同，对法国文学，更加精进。他思想进步，在京时与康梁和六君子都有往还，戊戌政变，他适因父丧在家守制，幸而未被牵涉。
在乡时，他很关心地方事业，曾联合新派人物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学校，同守旧派杨莘伯（曾的姑丈）等展开斗争，终于争得修塔公款，营建校舍，成立了第一所新学一一塔前小学，开全县办学风气之先。
1905年（请光绪三十一年），力主杀害女革命家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歇调任江苏巡抚，全省各界人士联名电京抗议，他和上海时报主笔狄平子最先发动，亲自领衔，迫使清廷取消是项任命，终使清廷屈服。1910年（清宣统二年）开征漕粮，以制钱1100余文折合漕银一元，官价酌减50文，群情愤慨，集会于周神庙，知县方时裝陈述地方经费不敷，不得不借此弥补，他起而抗争：“经费短绌，应向上级申请，不应借此抑勒洋价巧取民财。”方见众情激昂，只得取消原议。
辛亥革命后，他应选为江苏省议员，从此开始了在本省的政治生活，先后担任省官产处长、沙田局督办，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他在军阀专横时期，能严拒加征捐税，力争教育专款，在旧官僚中，确是个不避权势，比较风骨嶙峋的人物。
他一生从事编译工作，颇能符合时代需要。清末，上海张元济、高梦旦等首创商务印书馆，狄平于创设有正书局，他在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与徐念慈等创设小说林，出版《小说林月刊》和其它文艺译著。（小说林登记人，当时用孟芝熙名字，实则是曾盂朴、丁芝孙、朱积熙三人的联合比名。）以后商务刊印教科书，营业大振。1906年（清光绪卅二年），他亦增设宏文馆，编印《博物大辞典》一类的工具书，但因经费不足，终于闭歇，将版权让给商务、有正两书局。晚年，他又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从事外文书的翻释，释成法国大文豪雨果和莫里哀等作品的一部分。
1931年以年老衰病，回到故乡，在虚霩园中仍以译著自遣。1934年夏，因病逝世。
张映南
城北辛峰巷的燕园，占地无多，而结构精致，与城西虚霩园同称名胜。清末传诵一时的《孽海花》小说，前书为虚霩园主人曾孟朴（籀斋）所撰，而续书却是燕园主人张映南历执笔。
张初名澂，改名鸿，晚字蛮公，又号燕谷居士，1801年（清光绪十七年）中举人。援例为内阁中书，迁户部主事。当时朝政腐败，爱国者争议国事，沈北山疏劾刚毅等三凶，他实参预其事，并为草拟奏稿。1907年（清光绪卅三年）成进士，授外部主事，由郎中记名御史，出为日本长崎领事，迁调仁川领事。回国后无意进取，退归故乡，从事地方事业，买燕园终老。先与徐念慈等兴办塔前小学，另以张氏义庄田产，在施家桥创办孝友小等，后迁移城中，扩大规模，改为中学。更在家中设立苦儿院，收容孤苦儿童，加以教养。当他担任本县图书馆长时，曾把家藏书箱悉数移赠，又主持本县红十字会和佛教会，都能切实办事，为群众所钦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间关万里，逃避桂林，次年归寓上海。当时有人怂恿他返里任伪职，他坚决拒绝，对人说：“七十老翁，只欠一死，谁还甘心从贼，受人呵斥！”他的话多么悲壮！
1943年12月1日，日本军队进入上海市区，同时军舰鸣炮与联合国宣战，时他在上海寓所卧病，闻讯联起，认为日寇将战祸愈扩大，失败愈速，中国必胜无疑！不意兴奋过甚，倒地伤臂，亲友慰问，犹强自支持，谓我臂虽伤，两眼还明，当能亲见寇祸结束。不意即在是年殁于沪寓。
所著除《续孽海花》外，有《蛮巢诗词稿》三卷、《游仙诗》一卷，和文稿笔记各若干卷，又曾译《成吉思汗录》一部分。
黄谦斋
黄炳元，字君谦，别号谦斋，前清光绪年间翰林，与孙师郑、沈北山、曾孟朴等都是当时的所谓“名流”。他是徐市人，家道富厚，又是少年科甲，因此自负很高。
他蓄一白马，每值春秋佳口，在郊外扬鞭疾驰，不顾路人安全。某日，一老妪被他撞倒伤重致死，他母亲给了死者家属一笔丧葬费，才把一桩命案私和了事。为了防止他出外祸，他母亲强使他吸食鸦片，虽然从此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他的气质。
光绪年间，苏州著名茶食店赵天禄在常熟开设分号。他以制钱十四文购买松子雪片糕，店夥以起码廿四文，钱少不卖，因询最多可买多少，答称并无限制，他即倾囊取出银洋二十七元，声言悉数购买，店夥无货可应，于是他藉口该店欺侮顾客，即将店内杂物尽情捣毁。店主知是翰林，不敢要求赔偿，反而向他道歉。
西太后万寿时，合城悬灯结彩，举行庆祝。富商孙七（即孙直斋）披大红一口钟（当时流行的披肩式外衣），骑白色骏马，以大棚灯为前导，招摇过市。他认为孙非官绅，立将棚灯当众践毁。孙知黄声势，仓皇逃避。
他曾习武功，能双手发枪中的。吴双热在所写《点将录》中称他“金枪于”，义赠以一联：“刀笔工夫曾炼铁，烟枪身价欲飞金”。
1925—1926年（民国十四、五年）间，所有地方政权，暗中都操在他一人手里，无异一土皇帝。不过他在晚年，对于社会上一切不再问讯，广大群众对他也没有象过去那样的恶劣印象，使他仍得以终老天年。
丁芝孙
辛亥光复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实行民主政体，各县地方行政长官改由民选，称民政长（后改称县知事）。常熟第一任民政长，就是热心教育的藏书家丁芝孙。
丁名祖荫，别号初我，他家道殷实，爱好图书，收藏的善本古籍不下万余卷。清末，预备立宪，各省设咨议局（即民国成立后省议会的前身），由各县推选代表，共商省政，他当选为本省咨议局议员，对本省地方兴革，颇多建树。民国元年，被推为本县民政长，在任一年多，各种设施也很有成绩。但当时忽又回复了明清时代的旧官制，地方行政长官不能由本地人担任，所以在民国二年五月，他又调任吴江。在任又一年多，政绩卓著，以道尹衔存记，经七次辞职，最后一次准备挂冠而去，其辞呈中有，“汶上匪遥，复我必为闵子”之句，始获批准。临行时，吴江人士为他建立去思碑，表示爱藏。从此他摆脱政治，致力于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并从事著述。
辛亥前，他创办民立丁氏小学，经费由他独力担负，另办石梅和塔前两所高等小学，担任校长；兼任教育款产处总董，筹措地方教育经费，不遗余力。又创设图书馆，捐赠书籍数百种；主持全县各乡镇河道疏浚工程，兴发水利；修订本县县志；并担任江南通志的征访主任，都有相当贡献。在任本县民政长时期，电厂尚未建立，他将个人俸给全部拨充路灯费用，便利行人，廉洁可风。
他的著作已刊行的有《松陵文牍》和《一行小集》。他还编印过《虞阳说苑》甲、乙两编各十册。其他诗文原稿惜已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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