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 克 暴 力 团
《非理性时代的噪音文化史：一 朋克暴力团》
在上世纪80年代结束时，变动的痕迹开始越来越明显。它们依旧不为人知，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开始表露出的强硬态度。在城市中最隐秘的地方，在主流社会生活的入口，在那些不愿提及也不愿看到的肮脏角落，频繁的骚乱发生率已经让城市的荒凉地带变成非法和抵触情绪的乐园。这些混乱的意志虽然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不被承认，但也许这正是它们不断缔结的原因之一。
在1988年到1992年之间，非法的地下场所大量出现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地带。根据一些社会调查机构的报告，截止至1992年秋，国内无营业执照和经营权的地下场所达到3600个之多。仅在1991年，官方取缔的地下场所就达1100个。其中绝大部分查封后没有继续经营，少部分转换了场地或分散成俱乐部及联系会的形式。这些地下场所成为了危害社会的毒瘤，它们早期被统一冠以“朋克暴力团”的称谓，但真正的暴力事件并不集中。即便这样，它们仍然处于社会清洗的中心范围。耐人寻味的是，极端严重的刑事犯罪反而更容易出现在媒体舆论的视野当中，电视和报纸往往乐于披露犯罪细节，却一致对暴力团的危害保持缄默。
事实上，早在80年代前期，相关机构就开始对“非法聚集群体”进行整顿。1984年的著名条例，就明确表示需要重新核查无经营许可的民间集会场地，并对违反条例的场地及器材采取查封、没收的强制执行手段，该条例要求“保证市民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正常化，以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居住环境”。
不过，政令和强制手段并没有使地下场所的问题得到解决，相反，由于社会位置的边缘性，该问题开始在经济上牵扯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群落。围绕着各种地下场所，微弱但繁多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一个社会底层的经济生态圈，执法目标开始扩散到地下场所之外的区域，并因此产生了大量冲突。为了集中管理，相关机构将该类问题划归到城市管理部门，这些部门并未被授权可以采取驱逐、扣押、拘留、没收等暴力执法方式，但政策模糊的定义无法规范这些部门的具体行为，于是冲突反而不断加剧。从1989年到1991年，经过一系列摇摆不定的措施，地下场所的定义被重新审视，并于1991年11月正式区分为“重点监控场所”和“意识形态场所”两种。前者主要为一些赌棍、流氓、娼妓、瘾君子等犯罪分子的非法聚集地，后者则是“朋克暴力团”。
这种区分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重点监控场所”开始进入主流视野，并且不断被媒体关注，犯罪事实并入社会舆论范畴，成为警示、教育和谈资；而朋克暴力团进一步隐入地下，在依旧不被认可的同时越来越远离公众视线。
朋克暴力团的意识形态和非暴力性质更新了城市管理的策略空间，城市在处理朋克暴力团问题上同时具备谨慎和消极隔离的双重理念。不承认、不开放、不报导的方针左右了暴力团问题的处理逻辑。有关方面努力将朋克暴力团控制在它们划定的安全范围内，任何试图逾越边界的行为都被视为“扰乱社会治安罪”以上的刑罚加以律法的管制。
在1992年，CS市及下属县市常住人口一百五十二万，朋克暴力团个数多达440个，人数多达3700人。但到了1995年，朋克暴力团个数缩减至120个，人数减至不到500人。并且在随后的几年，这一数字及比例仍在不断下降。大量的朋克暴力团消失了，活动场所自行关闭的数量远多于相关部门查封、取缔的数量。1994年12月，CS市最大的俱乐部“NoiseZone”已经几乎没有演出，偶尔的演出也不到2、30人来观看。4个月后，“NoiseZone”关闭，俱乐部场地被用来改造为老年人活动中心。
其他城市，朋克暴力团及成员的数量也在减退。不断的城市基础建设和流行文化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过程。在WH市、XA市、NJ市都是同样的状况。各种俱乐部以“NoiseZone”相似的方式消失了，被改造成了健身房、酒吧、茶座和社区驻地。
1996年1月，WH市的城市建设报告表明“去年我市非许可经营性场地改造取得长足发展，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使我市社区文化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1997年4月，XA市市政建设会议上宣布，“自今年开始，我们已不再为城市管理部门拨发特别经费，该经费曾用以改变困扰我们数年之久的暴力团问题。”
朋克暴力团的突然消失并非强制性政策的结果，1991年11月的决议被认为是朋克暴力团式微的关键因素——实行隔离，并且切断其与大众生活的联系。那些城市中曾经最隐秘和最肮脏的地方成了社区服务和市民生活的乐园。社会隔离政策并没有随着朋克暴力团的隐没而消失，相反，它发展成为了社会管理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经验在于将对立面屏蔽在主流社会生活之外。这种屏蔽在一种没有画面、没有意向和接近透明的过程中得到效率最大化，城市深信它的市民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心灵上的蒙尘，城市也同样深信，社会生活将在它的管理下朝健康的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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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朋克暴力团所呈现的文化图景并没有随着更为地下的生存状态而消失。
在朋克暴力团问题渐渐平息的数年之后，大概从1997年开始，主流社会开始有意无意的闪现朋克暴力团的某些片段。这些片段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朋克暴力团本身即意味着反消费。主流文化的缺失及经济需要，使商品不断寻求可供刺激消费的新方法。朋克暴力团被发现了，它的文化被发掘出来并为刺激消费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朋克暴力团的文化很快在主流社会流行起来，并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商业机构保留了朋克暴力团文化中无害的一面，并把它包装成便于向大众兜售的可靠商品。
1999年，DCL公司推出的“崩”系列产品帮助这个濒临破产的老牌消费品企业起死回生，这一系列产品包括服装、化妆品和生活用具。同样是1999年，《城市宝贝》成为畅销书，明显带有朋克暴力团印记的叙事风格帮助作者当年获得了一千二百万元的收入。大众彷佛在一夜之间找到了可供消遣和伪装的消费工具，与他们以往所接受的审美教育不同，朋克暴力团残缺的审美意象为死气沉沉的时尚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然而，所有这些表象，这些充满浪漫主义或存在感觉的社会体验，与朋克暴力团的实质貌合神离。朋克暴力团的意识形态被故意忽略了，它们仍然处于隔离状态。集会中的朋克暴力团成员仍然不停被驱逐。
仅仅在1998年9月，被强制终止的演出就达170场之多。文化部门不会为任何一场地下演出颁发许可，一切都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发生。1999年11月16日，《城市宝贝》庆功会的同一天，Discock乐队在巡演途中被有关部门拦截，理由是非法进行商业演出。两个礼拜后，Chaos CS乐队在GL市的演出中与前来阻止的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冲突最后演变为骚乱，乐队2个成员被拘留，5个观众受伤。
直面这种现象绝非易事。有人也许会设想一种规范化的管理手段，为朋克暴力团指定专门的活动场所与整顿周边的市民环境。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朋克暴力团本身即是无序和混乱的松散群体，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一呼百应的沟通渠道，维系朋克暴力团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共同或相似的意识形态需求。
在整个90年代，朋克暴力团的发轫和消退都存在自身的消极因素。当局把朋克暴力团问题泛政治化的结果虽然有效加速了朋克暴力团的消退过程，但这一成果实际上并未对朋克暴力团形成破坏性的打击。意识形态的东西无法通过外力来瓦解，朋克暴力团本身也不在乎自身是否壮大或衰弱，即便最后只有一个朋克暴力团成员存在，这也同样预示着最终的胜利。
这种状况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力。没有诉求即意味着无法控制。有人意识到朋克暴力团很可能是现代社会的救赎之道。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朋克暴力团成员只是在依照自己的理性行事，那些不同的价值观拒绝被整合入现时的公共价值之内。在朋克暴力团的意识形态中，敌视取代了认同。
在一些城市，如DL，虽然环境并不乐观，但聚集了大量的朋克暴力团成员。这个数量绝非城市本身所能产生。
来自不同城市的朋克暴力团成员出于各种原因流动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并通过口口相传或其他联系方式最终停留在某一城市。这种城市被称作朋克暴力团的港口城市。
一些主流社会中较为敏感的人群开始进入朋克暴力团的活动范围，诗人、画家、甚至学生开始频繁接触朋克暴力团，有些人留下并成为其中一员，更多的人选择了离开。
在Dominilas的《舞蹈者》中，暖色调和表情柔和的青年在垃圾堆中跳着毫无章法的舞蹈，远处则是散发着金属质感的冰冷城市。这种强烈对比所透露的荒诞感觉也许正是暴力团价值的体现方式，看似狂乱不羁的肮脏画面也许表达了最深刻的人文关怀。在Casiano的诗歌中，爱情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简单词句，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情感隐晦而谨慎的通过那些不连贯的话语宣泄出来，缺乏逻辑，无法辨认，最终演变成一种简单的沉默，一种停顿的常识，一种当下的理智。这种艺术化的朋克暴力团形象既深刻又粗俗，在主流社会看来，这种近乎病态的审美无法加以评注，因此Dominilas的画在GZ市“国际当代先锋艺术展”上被天价竞购。
类似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从单一的角度来观察并得出结论。朋克暴力团介入大众文化无疑是否定的肯定，当将文化的政治意义抽离时，文化本身便成了不受约束的飞地或浮城，而这恰恰是审美感觉的构成要素。
Tulaky，80年代的前朋克暴力团成员，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成为了最富盛名的时装设计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内裤作为奢侈品在商场以高价出售。Tulaky充满嘲弄和戏谑意味的时装设计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创造力和破坏性的时尚艺术，MoFashion杂志的首席编辑Tom Rolen认为“Tulaky颠覆了传统的时尚品味”，这已经是时尚界的最高评价。
诸如此类来自朋克暴力团的灵感被商业滥用，然而从来没有说明过出处。在秩序维护的堡垒之外，朋克暴力团游离在偏见和狭隘当中，很少有人关注朋克暴力团的生存状况，他们也缺少渠道来了解朋克暴力团真正的核心价值。没人愿意触及那些狂乱不堪的真理，即使它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撇开那些脱离了灵魂的文化表象，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精神世界。
如果我们追究为什么朋克暴力团既被隔离却又与大众发生如此多的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其原因在于朋克暴力团所蕴含的巨大不安。这种不安映射了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重重危机。消费主义耗尽的不仅仅是物质，现代人在得到的同时失去得更多。价值建立在价值崩溃的基础之上，这种危险的结构需要不安来支撑，否则即会由于持续的精神空虚而坍塌。
我们无从了解朋克暴力团是否乐意看到对立面的价值崩溃，也许他们早已认为主流社会已无价值，因此才会产生对立。而当这种对立又被主流社会加以利用时，朋克暴力团的不安便更显厚重。这种表述几近于同义反复，朋克暴力团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大约在2000年——也许更早些时候，朋克暴力团开始将不安转向自身，对内在的把握取代了对外界的拒斥，朋克暴力团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自己。
从2001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内省的思潮贯穿了朋克暴力团活动的每一方面。期间大量的朋克暴力团成员出走并消失在主流社会中，很少的人坚持了下来。
The Last Choice乐队五年进行了22次巡演，The Doubt乐队五年出了7张专辑。在不同城市的肮脏酒吧里，在那些最下贱和最令人反感的角落，Mikroes一次又一次醉倒在自己的呕吐物中，当他爬起来时，创作出了堪称新世纪最天才的画作《半个地狱》。
朋克暴力团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向和可能性的世界，人最好和最坏的方面在这里表露无疑。人们既复杂又单纯，人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所具有的张力使人脱离了各种形式的控制。
在朋克暴力团的诸多画面中，我们开始寻找隐藏其后的繁杂意义。在Murle的《异域游记》中讲述的那些荒唐故事其实更像是素描和纪实，我们难道不能从那个不停把自己吃进肚子的怪物、那个白色无脸的木头天使、那个幻想自己是小丑的小丑身上看到现实本身吗？那些充满怪诞和黑暗的情境是在暗示什么呢？Murle似乎并没有在书中说明更多的东西。2007年4月，人们在旅馆的浴缸中发现了Murle的尸体，死时手中拿着的正是他自己的《异域游记》。
Murle之死也许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异域游记》中那些闪烁离奇的隐喻和修辞映衬了那个时代的非理性。在Murle构造的奇异王国中，神经错乱的国王头戴荆棘皇冠，对着面无表情的臣民们挥手致意；国王头上渗出的血迹正如笼罩在整个王国上方的天空一样晦暗不明。国王的疯狂反映了臣民的疯狂，而臣民正是我们自己。
Murle力图勾勒出现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只是人与人、人与体制以及人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它更多的是关于人与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矛盾。Murle打开了一扇门，同时又关上了另一扇门——人们开始发现生活的荒诞，却不知如何重现价值。
自《异域游记》始，主流社会注意到了朋克暴力团文化中凸显的现代性：看似正常运转的社会机器其实腐朽不堪，人在秩序的统治下被抽空成了无差别的物质符号。公共学者发现朋克暴力团身上的反叛基因其实来源于他们所仇视的社会本身，朋克暴力团与现代社会正如一张纸的两面，一面涂满了各种复杂的标签，另一面则简单得只剩下意义。
2008年4月，大量朋克暴力团分子公开聚集在人民英雄公园，进行了一场纪念Murle死去一周年的演出。演出出人意料的得以顺利进行，当局默许了这一次在往常必然被视为公然挑战的行动。演出的观众中混杂了知识分子、社会评论家、媒体人士、甚至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市民。Discock、The Last Choice、The Doubt、Chaos CS、L.C.A、YanZiLing等数十只乐队参加了这场为期2天的演出。MTV、CBC和国家广播电台全程记录了这场演出，并通过收视率和独家转播权获得了巨大收入。这场演出在主流文化史上被视为朋克暴力团介入现实社会的起点，虽然这完全背离了朋克暴力团的初衷。
不论从何种意义来看，这一事件都成为了20世纪头十年间最重大的文化事件。朋克暴力团并没有丧失它批判的特质，但仍然被卷入社会文化发展的洪流之中。关于朋克暴力团的印象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最克制的记忆，它关于那些激进地选择理性、背弃平庸的年代。但不只是关于那些激进地选择理性、背弃平庸的年代。弃绝价值的朋克暴力团们最后成了反思并重塑价值的英雄，这种讽刺性的结果也许可以解读为朋克暴力团存在的积极意义。体制眼中那些非理性的理性成就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救赎，那些拒绝、挣扎、背弃、混乱的意向和不安的理智，那些制造刺耳噪音且深埋地下的朋克暴力团成员，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继承了主流社会最为沉重的价值担当。这一切颠倒交织的行为，这所有混沌的事实，也许可以用但丁《神曲》中的诗歌来描述：
“这里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