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帆视点】郎晓梅：梁启超“三长”理论主张的自我调适及其他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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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晓梅

梁启超“三长”理论主张的

自我调适及其他

1894年甲午战争之际，梁启超开始大量阅读西学书籍，结交夏曾佑、谭嗣同等新派人物，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反叛旧诗。1899年他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次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并提出“三长”理论主张：“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提出要写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旗帜鲜明反对与改良政治格格不入的鹦鹉学舌的拟古主义诗风。“三长”被誉为“诗界革命”理论纲领，后来历经两次调适。

第一次调适可见于自1902年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侧重于内容，调适结果主要表现为去除“一长”“新语句”，变“三长”为“二长”。究其缘由，一是，《游记》中他已觉察虽夏、谭之诗善选新语句，经子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但此体仅限于“吾党二三子”之间，而即便这二三子之间，也常因晦涩而无从索解，因之他批评谭嗣同“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句为“皆无以臆解之语”，无益于新意境表达。二是，强调“新语句”会误导作者用力于语句的标新立异，从而喧宾夺主，使诗人忽视新意境，妨害新意境。于是《诗话》不再提“新语句”，而强调“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第二次调适自《饮冰室诗话》（1902年）始至《〈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1920 年）终，侧重于形式。《游记》《诗话》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学的自信，他说“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所以不改“古风格”主张，但为顺应文化时势，他不断对其进行新的诠释。

其一是扩大“诗”的外延。

他已然感觉到了格律对新意境表达的限制，《诗话》中尤为推崇古乐府和长篇古风。至《题辞》则指出“狭义上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而“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骚、赋、谣、乐府、词、曲、弹词都应纳入诗的范围。所以诗可以不讲格律，但修辞和音节等有关美的技术却要十分注意，否则徒有好材料好意境。如此以“诗”外延的最大化达到新意境表达障碍的最小化。这种关于文学体裁的人为混淆无疑是反科学的，透露着梁氏“古风格”对新意境表达诉求的无力感。

其二，调和模糊文白界限。

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白之争的情势下，他重新审视考量“古风格”，但尚未缜密谨严。《题辞》中，他一方面将寒山、拾得诗视为白话诗，一方面又将杜甫等人朴素的诗句拿来作为白话诗的对立面；一方面宣讲文言优势，一方面强调文言白话没有一定的界限；一时倡导“绝对自由主义”，继而又提出关于用韵、用字、用典、用体等的四个排斥、关于体裁的五个选择以及白话体可以用的两个条件，认为这样“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了。可窥白话诗日盛的大形势下，梁氏“古风格”主张的妥协意味、摆簸不定的思维状态，以及关于文言、白话概念认识的不确切性。

从《游记》到《诗话》到《题辞》，梁启超三次提出“诗界革命”。与政治改良相对应，第一二次“诗界革命”无疑对诗界改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第三次“诗界革命”中梁氏的调和中庸令其表现出的激进派眼中的保守、保守派眼中的妥协，以及他发展中的观念主张的未尽成熟，最终致使他的“诗界革命”虽然一定程度启迪了新文化运动，又淹灭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他所坚持的即便有所倾斜也改变不了底根的“古风格”的天赋性质使然，是新旧更替的极具“现代性”的时代形势使然。然而回眸梁氏“三长”理论主张的调适过程，从其成功和失败中我们理应借鉴于旧体文学复兴期的中国当下的是：

第一，在文化自信崇尚传统的同时，我们须清醒认识并尊重旧体诗，它的体裁模式是一定的，它所能承载容量是有限的。倘若功能被无限放大，诗必婴病。

第二，过文则涩，过白则俗，文白如何处理可致中和，这是问题。

第三，以古风格写新意境至今仍是旧体诗“诗王”的标准，今人新意境有别于梁氏新意境，应有时代特点和个人特色，而今人亦须濡染于晋唐，不废师承古人，然后方得以领悟这种可以将新与古绝妙融合的诗美艺术与技术方法。文化断裂之后的贫瘠里，“古风格”营养根本地还须向古典求得，欲复兴，则不妨矫枉过正，提提古典主义。

第四，新语句表达新意境，新意境需要新语句，新语句要用但不可过度，过度则诗“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不备诗家之资格”。新语句如何适当或无痕入诗，也是今诗人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