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作记——从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视角看宋代地方官学碑记的作者与主题
基础设施
陈松 / 巴克内尔大学东亚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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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官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立乃是有宋一代的标志性成就。在地方官学兴建、重修和改建的过程中，大量纪念性的碑记文字随之产生。这些碑记成为许多作者阐扬其政治思想与教育理念的重要媒介。运用网络分析和文档聚类等方法对现存所有宋代地方官学碑记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在思想观念交流上宋代四川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的结构性鸿沟，以及理学思想在南宋地方官学碑记写作中与日俱增的影响。通过综合利用多种数字分析方法对大量史学文献进行多角度、整体性分析，探索数字人文技术在拓宽史学研究领域方面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地方官学 理学 网络分析 文档聚类 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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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五年(1199)二月二十三日，因右谏议大夫张釜劾刘光祖“佐逆不臣、蓄愤怀奸、欺世慢上”等五罪，诏刘光祖落职、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刘光祖(1142—1222)，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此番落职远谪肇因于他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等语。[1]时值庆元党禁，以韩侂胄为首的朝中权贵诬道学为“伪学”，将与道学有牵连的士大夫尽行屏逐。刘光祖的这番言语，显然是站在维护道学的立场上对时政做出的抨击。
值得注意的是刘光祖表达其立场时所选择的文字媒介及其流传情况。这篇为道学辩护的文字是刘光祖于庆元四年(1198)为涪城县学(在今四川绵阳)所作的“记”[2]。当时这篇文章被刻在一块石碑上，大概立于县学之中。不过，这些文字立即引起了远在两千公里以外的朝廷的注意。不出数月，刘光祖遭到谏官张釜的弹劾，很快就被贬往房州，涪城县令亦闻风而动，迅速将刻有刘氏之文的石碑捣毁。然而，刘光祖撰写的记文还是迅速流传开来。不久，身在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的朱熹(1130—1200)通过邸报获悉了刘光祖谪居房州之事，并致书刘光祖表达关切之意。不仅如此，朱熹还收到了刘光祖所撰记文的抄本，并请他的门人杨楫(?—1213)转告因党禁奉祠的林湜[3]。
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记在宋代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也具有强烈的论理性质。从表面上看，这些碑记是纪念性的，但是事实上很多碑记既非实录亦非谀辞。其内容并不限于对地方官学的兴建、增修、重修等事项进行记录，也不限于对地方官员和士人慷慨兴学的赞美称颂。碑记的受众也颇为广泛。虽然这些记文一般会被契于贞石、立于学官，但是其读者并不限于能亲眼看见这些碑刻的当地官员和士大夫。就像刘光祖《涪城学记》那样，有些记文可能会以抄本、拓本、印本的形式流传，因而享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因此，宋代士大夫经常借撰写碑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将其作为发挥自身政治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对宋代地方官学碑记展开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宋代地方官学碑记的主题思想在两宋三百年间有何变化，其二是不同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官学碑记作者是哪些人物。地方官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立乃是天水一朝的标志性成就，因而长期以来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有些研究着重梳理宋代官学的制度安排[4]，有些探讨官学的空间分布[5]，有些则对特定地区地方官学发展的历史开展细致的个案研究[6]。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课题，即将地方官学的发展嬗变置于政治和思想潮流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将其视为不同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角力的舞台。两宋之世，官僚士大夫一再试图按照自己的愿景改造地方官学的功能空间并重新界定兴学养士的目的。因此，本文以留存至今的773篇两宋地方官学碑记为核心史料，将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多角度、整体性分析，以期从宏观层面揭示地方官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的一些时空特征[7]。
本文之所以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宋代的地方官学碑记，是为了避免因选题过大、史料来源过杂而干扰对历史趋势的解读。由于计算机具备在极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数据和文献的能力，这往往诱使研究者在一项研究中不加区别地将大量史料或数据纳入分析范围。然而，尽管计算机处理起这些文献和数据来毫不费力，但是当文献种类和数据来源过于繁杂时，研究者往往难以准确判断史料本身的偏差对计算机的分析结果造成了何种性质及何种程度的扭曲。与此同时，当史料来源过于复杂、研究课题过于宏大时，很容易出现多种历史趋势相互交织的情况，让研究者陷入治丝益棼的窘境，难以厘清其中任何一个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范围的设定上，将时段限定于有宋一代，并将所用史料限于地方官学碑记，而有关贡院、贡士庄、书院等其他场所的碑记则概行舍弃。
本文之所以强调从宏观层面上对这些碑记进行多角度、整体性分析，实由数字化技术本身的特点使然。一方面，传统史学论述在立论过程中往往为篇幅所囿，仅能选择性地枚举少量例证，因而常常使读者陷入难窥全豹的境地。与此相反，数字人文分析的一大强项便是以统计数据、地图、社会关系图等多种形式对史料进行全面归纳和完整呈现。因此，只有将分析重点放在整体趋势上才能发挥数字化分析技术的长项。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人文技术尚未臻完善，计算机在对古代史文献进行解读和分类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当样本数量有限时，技术上的些微误差很容易对结果带来较大影响，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局面。即以本文的研究范围而言，有宋一代留存至今的地方官学碑记总数虽有773篇之多，而分摊到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之后则其数甚少。因此，本文拟从网络结构和文档聚类等不同视角切入，使其结论得以互相印证。在解读计算机给出的分析结果时，本文将取其荦荦大者而遗其委曲小变，藉以保证主要论点的可靠性。
简而言之，本文希望借由此项研究说明综合利用多种数字分析方法对大量历史文献进行多角度、整体性分析的学术意义，并在研究设计、数字技术的运用及计算机分析结果的解读等方面为学界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不过，在汇报研究结果之前，笔者需要对“碑记”与“地方官学”两个概念先做进一步的厘清。
一、“记”与“碑”
宋人通常把他们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文称为“记”。不过，“记”在唐代中叶以后才发展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写作样式。唐代以前，很少有作者把自己的文章称为“记”。大多数以“记”为题的文字都与佛教有关，有些是对佛经及其译本的简短介绍(即解经记、翻译记)，有些则为镌刻在佛教雕像上的题记(即造像记)。这一时期的文学选集和文学批评著作并未将“记”视作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这种情况在唐代发生了变化。在唐代，“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体。存世的唐代作品中近1,700篇以“记”为题，且大多数的“记”在内容上与佛教无涉[8]。宋初编纂的唐代诗文总集(如李昉的《文苑英华》和姚铉的《唐文粹》)明确地将“记”列为一个新的文体，并在其下细分出20多个子类，这些子类反映了唐代记体文涉及的多种多样的主题。这些子类中，不仅有宫殿公署之记、馆舍驿站之记、城墙城门之记、桥梁斗门之记、寺观祠庙之记、楼阁亭台之记，还有关于宴飨人事、图画器物、山水名胜、灾沴征祥等各种记文[9]。
这串长长的清单表明了记体文主题极为驳杂，则其写作风格亦势必多样。清末民初的林纾(1852—1924)业已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林氏追步郝经(1223—1275)、姚鼐(1732—1815)等人，指出某些记体文与碑文颇有相似之处，有些则迥然有别[10]。他说:“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亭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11]据此，林氏将记体文分为若干类，其中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者为一类，记书画与古器物者为一类，记山水者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者为一类，学记为一类，而记游宴觞咏之事者又别为一类。在林纾看来，这些文字虽然“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12]
林纾认为学记是“说理之文”，因而将其与桥梁记、亭台记、公署记等记体文别为两类。但是，这两类记体文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且与碑文体相去无几。它们都是关于特定建筑物或相关营造工程的(如学校、桥梁或公廨的兴建和修缮)，而且常常会被刻于石碑之上。因此，这两类记体文或可统称“营造记”。
了解记体文这一文学写作样式的来龙去脉，对于合理地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非常重要。记体文的发展历史表明，很多时候学记和碑文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任何对地方官学学记的研究都应该把跟地方官学有关的碑文同时纳入研究范围内。尽管“记”和“碑”在名称上似有不同，其实质则相去不远。笔者以为，一篇文章题为“碑”还是“记”，恐怕仅仅反映了唐宋文人用词习惯的不同。在唐与五代时期，为孔庙和地方官学撰写的文字中共有9篇题为“记”，15篇题为“碑”。[13]而在宋代，情况则恰好相反，以“碑”为题者仅14篇，而以“记”为题者多达569篇。因此，本研究对“碑”和“记”不予区分，而将其悉数纳入研究范围。为表述方便，本文将这两类文字统称为“碑记”。[14]
二、地方官学
所谓“地方官学”是指宋代官方在州、县两级治所设立的学校。因为宋代的州级行政区划包含府、州、军、监四类，其官学在名称上也相应地有府学、州学、军学、监学之别。为行文简洁，本文将所有在州级治所设立的官学统称州学。
地方官学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唐宋两朝正是地方官学在建筑形制和社会功能上屡经变革的历史时期。简言之，官学与孔庙之间的界限向来模糊。许多地方官学最初都是在北宋前期以孔庙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些官学建立以后，其功能继续随着政治和思想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扩充，其建筑形制也相应地日趋复杂。迄于宋末，许多地方官学俨然成了一个功能多样、形制复杂的建筑群，除了讲堂、图书馆(经史阁)、教官的办公场所(教授厅)、学生食宿设施(斋舍)外，还拥有学田以及供奉孔子、名宦、乡贤和理学家等各类人物的种种崇祀设施。
总而言之，在唐宋时期，地方官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空间，而史料中提到的孔庙也不宜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祭祀空间。至少从6世纪以来，地方官学和孔庙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中央官学行释奠礼、祭祀孔子的做法至少可以上溯到曹魏正始二年(241)，而目前所知的第一座官修孔庙则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在国子学兴建的，这一制度在南朝大体保留了下来。就北朝而言，北魏孝文帝亦于太和十三年(489)下诏在中书学(原称国子学)建置孔庙[15]。也就是说，迟至6世纪初，南朝和北朝皆已在中央官学设置了孔庙。随后不久，兴庙于学的做法便从京师向地方推行，并直接影响了隋唐两代的政策。北齐天保元年(550)，文宣帝令各地郡学为孔子和颜回立庙，是为地方官学立圣庙之始。到了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更将孔庙的设置推广到各地县学[16]。当然，唐代到底有多少州县真正地建立了官学，又有多少官学免于旋兴旋废的厄运，实在难以遽言。纵使有些州县在唐代便建有官学，其在学生徒很可能也寥寥无几。无论如何，现有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州县学内的大多数建筑迟至唐末和五代之际已荡然无存，仅留有文宣王庙屹立不倒，而究其原因，则可能与民间把孔子当作有祷必应的神祇进行祭祀有关[17]。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初年。在宋真宗时期，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和士人，他们矢志兴学之际最常做的便是对文宣王庙进行修缮，然后在其周围增建一些教育设施(如讲堂、经史阁、庖厨、斋舍等)。比如，景德三年(1006)，朝廷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嗣后“又诏庙中起讲堂，聚学徒，择儒雅可为人师者以教焉”[18]。经过这一番整修，原本以祭祀为主的孔庙建筑空间就逐渐被改造成了兼具教学和祭祀功能的地方官学建筑群。在整个11世纪，由于改革派官员一再将兴学视为其政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官学在读学生的人数因而不断增加，其教学功能也相应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最终在重要性上超越了孔庙的祭祀功能[19]。
有鉴于此，我们不宜过度强调不同碑记在篇题上的区别。那些以“学记”为题的碑记和以“孔子庙记”或“文宣王庙记”等为题的碑记在内容上未必有实质性的差别。表面上看来前者记述的是州县学的营造活动，而后者记述的则是与孔庙有关的修葺工程，但事实并非如此。譬如，在那些貌似记述孔庙维修工程的碑记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孔庙周边的教学设施也一并得到了修缮。韩愈(768—824)为处州孔庙所写的碑记即为一例。虽然韩愈此文题为《处州孔子庙碑》，但是他在碑记中明确提到处州刺史李繁新修孔庙后，复“选博士弟子”，“为置讲堂，教之行礼，肄习其中”[20]。宋初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雍熙二年(985)，徐铉(916—991)为泗州文宣王庙作记。文中提及，在文宣王庙的正殿(路寝)和正门(应门)修缮完工后，主事者又“辟讲论之堂，设东西之序”[21]。反过来说，以“学记”为题的碑记也会有维修孔庙的内容。比如，宋初两位作者为江西奉新、福建仙游两地县学所撰的碑记，虽分别以《儒学记》和《仙游县建学记》为题，但是视其内容，则主事者除了为学生营建了教学与生活设施之外，同时也创修孔庙以祀宣圣[22]。
因此，不论是题为“孔子庙记”或“文宣王庙记”还是“学记”，这些碑记在内容上其实并无显著不同。它们所记录的乃是在同样的教育—礼制空间中展开的别无二致的营造修缮活动。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既包括以“学记”为题的521篇碑记，也包括以“孔子庙记”等为题的64篇碑记[23]，并对这两种碑记不加区分。本文认为，篇题的不同至多反映了作者个人的偏好——有些时候作者希望强调这一空间的礼制功能，有些时候他们则倾向于强调其教学功能[24]。因而，从11世纪开始，随着地方官学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礼制功能受到的关注也相应减少，以“学记”为题的碑记也就越来越多了(图1)。
图1 碑记篇题的变化趋势
地方官学作为兼具多种功能的官办机构，其建筑布局和实际功能在11世纪至13世纪的两百年间持续不断地发展嬗变。在这两百年间，地方官学获得了学田学产以维持其日常运转，兴建了教授厅作为学官的办公设施，还建造了各种各样的祠宇用于祭祀名宦、乡贤、理学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除了以上585篇碑记外，本研究的取材范围还涵盖了伴随这一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另外188篇碑记，包括与学田学产有关的碑记38篇、与教授厅有关的碑记25篇以及与州县学内各种祠堂有关的碑记125篇(表1)。综上所述，本研究所用的碑记共773篇，出自524位作者之手[25]。为表述方便，所有773篇碑记在后文中统称“州县学碑记”或“地方官学碑记”(或简作“碑记”或“学记”)，不论其实际篇题为何。
表1 宋代地方官学碑记分类统计表
另一方面，本研究将所有与地方官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碑记排除在外，如各种与科举有关的碑记(进士题名记、贡院记、贡士庄记等)以及为数不多的宗子学记和太学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书院撰写的碑记也被排除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外。这固然是因为书院和地方官学没有直接联系，属于性质不同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将书院排除在外对于本文的立论也至关重要。由于书院始盛于南宋且与理学运动密不可分，不将书院排除在外就无法有效论证理学在12世纪中叶以降对地方官学与日俱增的影响(详后)。[26]
本项研究涉及的773篇地方官学碑记中，有698篇(约占90%)见于地方志和宋人文集中。其中156篇仅出现在作者的文集中，360篇仅见于地方志中，剩下182篇则方志和文集并收。在剩下的75篇碑记中，18篇系拓片和金石录文，53篇收于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文学总集和20世纪以前编纂的类书。简言之，宋人文集虽是本项研究所用碑记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不是最主要来源。所有见于宋人文集的碑记占全部773篇碑记的40%强，而且这一比例在不同时期波动不大。一般来说，每个时期留存下来的地方官学碑记中，见于文集的比例大体维持在30%至50%之间。相比之下，仅见于地方志的碑记就占了全部773篇碑记的46%;如果算上方志和文集并收的那些篇目，则占比高达70%。
综上所述，本文以地方官学为研究对象。鉴于地方官学是一个动态概念，无论是作为一项制度还是作为一个兼具教育和礼制功能的建筑空间，它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因而，本研究的取材范围涵盖了所有与地方官学的创办、发展及其运作有关的碑记，其中既包括以“碑”为题的篇什，也包括以“记”为题的篇什，其中既有以府学记、州学记、县学记等为题的碑记，也有以孔子庙记等为题的碑记，既有为教授厅、学田等撰写的碑记，也有替作为地方官学建筑群一部分的名宦祠、乡贤祠、理学先生祠撰写的碑记。
三、地方官学营造活动的两次高峰
唐宋两代现存地方官学碑记的数量判若天壤。科举制度的扩张、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印刷术的普及等种种因素相叠加，使宋代数百年间兴建、重修、移建、增建、改建地方官学的热情经久不衰。与此相应，为地方官学撰写碑记也在宋代士大夫间蔚然成风。唐人为孔庙撰写的碑记目前所见仅22篇，而宋代则为64篇;唐人所作以“学记”或“学碑”名篇者则更少，目前所见仅止于3篇(其中两篇作于8世纪，一篇作于9世纪)[27]，而宋代则高达521篇。此外，如前所述，宋人还撰有与学田学产、教授厅、官学内各种祠宇相关的碑记凡188篇。总而计之，就现存与地方官学相关的碑记来看，宋代是唐代的30倍。
从写作时间的分布上看，在两宋三百年间，地方官学碑记的数量在两个时点明显表现出上升趋势:其一是1040年代，其二是1140年代(图2)。
图2 现存碑记写作时间的分布趋势
目前所知仅七篇地方官学碑记撰写于宋初40年间(960—999)。随后40年间(1000—1039)留存下来的碑记虽有增加，但也不过32篇而已。地方官学碑记的暴增出现于1040年代。仅1040至1049年这十年间，便有30篇碑记留存至今，这无疑与庆历兴学有关。此后，在整个11世纪后半叶，士大夫为地方官学撰写碑记的兴趣持续不减，其数量一直保持在1040年代达到的这个高水平上。从1050年到1099年的这半个世纪里，差不多每十年都有二三十篇碑记存世，仅在107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下滑[28]。就北宋而言，自庆历以后，只有1070年代、1100年代、1110年代这三个时间段内陆方官学碑记的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其原因难以断言。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这些时间段内州县学的营建和修葺活动处于低潮，但是也可能反映了现存史料本身的偏差。上述三个时段正是王安石(1021—1086)和蔡京(1047—1126)等新法派主政时期，鉴于新法派对兴办官学的重视，如果说偏偏在这些时期地方官学的营造活动进入了低潮或者说偏偏在这些时期士大夫对于撰写官学碑记突然变得缺乏兴趣，这难免显得不可思议[29]。因此，较合理的解释恐怕还是跟史料本身的偏差有关。在州县学的营造工程完工以后，地方官员和士人往往希望请政治地位较高、名望较大的人物为其作记。在1070年代、1100年代、1110年代这三个时段内，这些人物多半是新法的支持者。由于北宋灭亡后，新法派被污名化，他们的文集很多未能保存下来，而地方志编纂者也可能出于同样的顾虑而不收录他们的文章，因此他们撰写的碑记恐有较大比例未能传世。无论如何，就现存碑记的撰写时间看，地方官学的兴建和维修总体上没有受到朝廷政治风向变化的严重影响。也许熙宁、崇宁、政和之际地方官学的兴修活动比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更多，但是即使是在元祐更化、旧党秉政之际，地方官学的营造和修葺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仅元祐元年至九年(1086—1094)的这段时间内撰写的地方官学碑记，留存至今的就有29篇之多[30]。
南宋初期是地方兴学和学记撰作的第二个里程碑。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签订以后，朝廷和州县立刻着手恢复地方官学的正常运作。绍兴十三年(1143)至绍兴十四年(1144)，宋廷申敕中外修葺学宫[31]。不过，在朝廷未及下诏之前，许多地方的州县官和士人就已经动工重修官学了。在绍兴和议签订后的前六年里(1141—1146)，南宋各地州县学的兴建和修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短短六年间便有43篇碑记留存于世。这个高潮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从1140年代起直到1240年代蒙古南侵，地方官学碑记的数量始终保持在每十年三五十篇的水平，大大超过了11世纪下半叶。因此，本项研究分析的宋代地方官学碑记七成以上成篇于南宋时期。
上述趋势是全国性的。1040年代和1140年代出现的两次高峰几乎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划定的所有地文宏区(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中都能看到，而且其变化幅度与波动情况在各宏区也都大致相同(图3)。尽管从宋初到宋末，每个时间段内留存下来的地方官学碑记的篇数持续增加，但是其空间分布特征在所有时间段内都大体一致(表2)。为了对南北两宋的情况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们暂时只考虑为南方各地州县学撰写的那些碑记。从北宋到南宋，为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州县学撰写的碑记所占比例仅略有增加(五个百分点);与此相应，为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的州县学撰写的碑记所占比例则略有减少(六到七个百分点)。地方官学碑记的空间分布情况在南北宋之间呈现出的这种一致性，在各个地文宏区内部亦可看到。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与该区有关的北宋地方官学碑记中，有一半以上是为其赣江流域分区内的州县学撰写的，而这种情况在南宋了无变化。
图3 不同时段撰写的州县学碑记在南方各地文宏区的分布情况
表2 不同时段撰写的州县学碑记在南方各地文宏区的分布情况
注:为了对北宋和南宋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本表的统计数据不包括为位处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州县学撰写的那些碑记。在北宋，华北、西北的地方官员和士人对兴修官学的积极度似乎稍逊于南方，但仍然不可小觑。在现存北宋州县学碑记中，约有39%是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学校撰写的，而61%是为南方各地的学校撰写的。
现存两宋地方官学碑记的空间分布情况还表明，在整个宋代，州县学的新建、维修、重建、扩建等活动主要是在各宏区内经济和社会资源较丰富的核心地带展开的。图4和表3中所示的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沿用了施坚雅的成果。因为对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我们缺乏翔实准确的数据，所以施坚雅采用了1990年的普查数据对核心和边缘地带进行划分。因此，这里的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显然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宋代的情况，只能视为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粗略的推测。不过，鉴于施坚雅在划分各宏区的核心和边缘地带时，不仅使用了社会经济数据，还参考了河流、山脊线、坡度和交通网络等诸多地文特征，而这些地文特征深刻地形塑了前工业时代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施坚雅划分的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对于理解宋代的情况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我们把现存的两宋地方官学碑记绘制到地图上并观察他们在各宏区核心和边缘地带的分布情况时，不出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特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现存碑记中有四成以上是替位处各宏区核心地带的州县学撰写的，尽管这些核心地带的面积加起来仅占宋代疆域的14%左右。在核心地带，现存地方官学碑记的密度在北宋时期为每十万平方公里约20篇，在南宋更高达每十万平方公里约70篇。当我们把目光从各宏区的核心地带转向其边缘地带时，现存地方官学碑记的密度便急剧下降，北宋时期低至每十万平方公里6篇以下，而南宋时期则为25篇以下。施坚雅认为，20世纪以前各宏区的核心地带一般都是河谷低地，那里肥沃耕地占比较高，因而其农业土地生产率和人口密度也较高，这就使当地居民拥有更多的资金和动力去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发达的农业经济与单位成本低廉的水路运输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此，各宏区的核心地带往往也是交通便利之地[32]。不出意外，现存地方官学碑记所涉及的州县学集中分布于宋代的交通要道上，如长安与洛阳之间以及陕西与成都平原之间的陆路交通线、大运河沿线、长江中游地区的赣江和湘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等。[33]这表明就分析宋代地方官学营造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而言，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地理特征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因此，下文的分析将忽略行政区划等人为划定的地理单元，而以施坚雅的地文宏区为基础对碑记作者的影响力加以评估。
图4 现存宋代碑记所涉地方官学之地理分布示意图
注:施坚雅以1990年的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使用核心—边缘指数在每个宏区内划分出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从1到7，数值越小则越核心，数值越大则越边缘。见G.William Skinner, Zumou Yue, and Mark Henderson,“China-CPZ (Core Periphery Zones),”https://doi.org/10.7910/DVN/HBERON, Harvard Dataverse, V2, 2013。在这张地图中，笔者将核心—边缘指数为1和2的区域标为核心地带，3和4的区域标为半边缘地带，5至7的区域标为边缘地带。
表3 地方官学碑记在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分布情况
注:本表只统计两宋疆域内各个地文宏区的核心和边缘地带。因此，云贵宏区和中国东北宏区的核心和边缘地带不予考虑。本表中北宋的数据涵盖了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和岭南七个宏区，南宋则涵盖了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和岭南五个宏区。核心—边缘指数沿用施坚雅以1990年的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得出的数值。
简言之，自庆历以降直至南宋覆亡，全国州县都在持续不断地兴建和重修官学，积极扩大其规模、拓展其功能，并努力为其日常运作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宋代士大夫为此撰写了大量的碑记，其存世数量远轶唐代。然而，就这些碑记的撰作时间而言，其在两宋三百年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如以每十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存世地方官学碑记的数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11世纪中叶和12世纪中叶这两个时间点尤其值得注意。在这两个时点上，存世碑记的数量都出现了大幅跃升，而且这两次跃升并非转瞬即逝的暂时性暴增。恰恰相反，每次跃升之后，地方官学的营造活动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这一高度一直维持了下去。因此，从宋初至宋末，地方官学碑记的数量持续增加。在1040年以前，存世州县学碑记的数量平均每个年代不到十篇。这一数字在1040年至1100年之间上升到每个年代20多篇，而在1140年至1239年之间进一步上升到40多篇。因此，虽然宋史研究者长期以来把目光聚焦于北宋时期的三次兴学浪潮，事实上地方官学的营造活动在南宋达到了远轶北宋的新高度。因而，南宋士大夫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记亦达到了北宋的两倍。
四、作为“说理之文”的“记”
宋人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记并非单纯的纪实性、纪念性或赞美性文章。如林纾所言，这类碑记中很多都是“说理之文”，甚至富有论战色彩。刘光祖为涪城县学所作的记文就是其中一例。宋代地方官学碑记的这一特征反映了唐宋之际记体文在内容和写作风格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正如文学史家所言，初唐的记体文一般以叙事和状物为主，但是到了8世纪末和9世纪，著名散文家如韩愈(768—824)和柳宗元(773—819)则在他们的“记”中加入抒情和议论的成分，从而丰富和扩大了这一文学体裁的题材范围、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不过，直到晚唐，记体文中的议论成分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作者也不完全依靠推理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相反，作者往往因其个人经历而有感于所叙之事、所状之物，于是发为议论。因此，这些记体文中夹杂的议论通常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白云开(Anthony Pak Wan-Hoi)在其对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研究中就指出，柳宗元在这些“记”中所做的议论“实际上是议论和抒情两种表达方式的糅合”，属于“感性思想”(emotional thought)。[34]虽然白氏讨论的是山水记，但其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唐人所撰的其他类型的记体文。譬如，唐代的营造记通常侧重于记述营造活动的来龙去脉，而只在结尾处添加简短的议论，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说理，而是为了颂扬主事者的丰功伟绩。[35]
相比之下，议论说理在宋代成为许多记体文的重要成分。在某些记体文中，议论说理甚至成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宋人作记时经常采用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有的作者甚至不屑于详述所记之事的来龙去脉，而是借题发挥，把写作重心放在就相关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方面。[36]正如陈师道(1053—1101)所言，“退之(韩愈)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37]这种议论说理倾向在宋代地方官学碑记中尤为明显，这也正是林纾主张将“学记”与其他营造记分为两类的原因。
宋人既然把撰写学记视为阐扬其观点的文字载体，那么这些学记中到底表达了什么观点?表达了谁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影响力有多大?在接下来的两节中，笔者将借助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工具，从作者和主题两个角度对现存的773篇宋代地方官学碑记做一个整体性的考察，然后以此为基础，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
五、从网络分析视角看碑记作者的影响力
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的773篇地方官学碑记共出自524位作者之手。每位作者所撰碑记的数量并不均衡，其分布遵循帕累托法则(即80%的结果可以归根于20%的变因)。在524位作者中，有433位每人只撰写了一篇碑记，而其余91位作者则一共撰写了340篇(即每位作者平均撰写三到四篇)。在这91位作者中，最为多产的六个人总共撰写了95篇碑记，占了总数的12%强(图5)。他们是朱熹(1130—1200)、张栻(1133—1180)、魏了翁(1178—1237)、周必大(1126—1204)和王遂(1202年进士登科)。
这种情况与作者的文集存佚状况有一定关系。[38]一般来说，有文集传世的作者更有可能留下两篇或两篇以上学记。有文集存世的作者共144人，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这144人中，66人有两篇或两篇以上州县学碑记存世。相比之下，在剩下380位没有文集或文集已佚的作者中，只有25位留下了两篇或两篇以上学记。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宜过分强调文集存佚造成的影响。首先，那些只留下一篇学记的作者很可能本来就因撰述寥寥而没有编纂过文集。其次，即便是在有文集存世的144位作者中，仍有半数以上(78人)仅留下一篇州县学碑记。再次，即使是现存学记最多的六位作者中，也有一人没有文集传世。此人即王遂，他留下的八篇州县学碑记全部保存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编纂的方志文献中。
图5 高产作者和低产作者人数分布图
每位作者留下的州县学碑记篇数，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影响力。兹以陈造(1133—1203)和洪迈(1123—1202)两人为例。陈造，淮东高邮军人，年四十三登淳熙二年(1175)进士乙科，授迪功郎、太平州繁昌县尉，改平江府学教授、知明州定海县、通判房州，终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39]陈造的宦迹虽遍及两淮、江东、两浙、湖北诸路，其官位则仅止于州县长贰。陈造执笔的州县学碑记，目前所知凡四篇，其中三篇是为其家乡高邮军的军学、县学撰写的，[40]余下一篇则是为距高邮一百公里左右的楚州盐城县学撰写的。[41]与陈造同时代的江西饶州人洪迈则情况明显不同。洪迈，年二十三登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第，嗣后宣劳中外、历官显要。洪迈也留下了四篇州县学碑记，但其中只有一篇是为家乡附近的徽州婺源县学撰写的，[42]其余三篇则所涉地域甚广，涵盖了今属河南、福建、广西三省的三个不同州县。这四篇中有一篇记述的是洪迈本人被贬添差教授福州之际充实州学仓廪之事，其他三篇所记则皆为洪迈亲党和友人在各地任官之际改建州县学的政绩。[43]
前述刘光祖《涪城学记》的流传情况显示，学记往往会通过传抄、刻印等方式广泛流传，因此其读者未必仅限于学校所在地的官员和士人。即便如此，仅为家乡附近的官学作记(如陈造)和为全国各地的官学作记(如洪迈)仍然有着天壤之别。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篇学记最直接、最明确的读者必然是这个学校所在地的教授和生徒，而且如果一位作者一再受邀为千里之外的州县学作记，那么此事本身便是作者人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体现。
职是之故，在评估一位作者的影响力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他为多少州县学撰写了碑记，而且要考虑这些州县学分布在哪些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要充分考虑一位作者影响力所及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为了考察每位作者影响力的空间分布特征，本节构建了一个双模网络(bipartite network)。所谓双模指的是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方(节点)分别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实体。就本节的研究而言，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方分别是地方官学碑记的作者和这些学校所在的地文宏区(图6)[44]。
在本节的研究中，笔者将那些仅为同一地文宏区内的官学撰写碑记的作者(如陈造)视为具有区域性影响力的人物，而将那些为不同地文宏区内的官学撰写碑记的作者(如洪迈)视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由于一个作者必须留下至少两篇碑记，才有可能展现出全国性影响力，因此，笔者将那些仅有一篇碑记传世的作者排除在外。如此一来，纳入本节研究范围的作者数量就从524人大幅减少到了91人。这91位作者每人至少有两篇州县学碑记存世。值得注意的是，这91人中，接近半数(43位)仅为某一特定宏区内的学校撰写过碑记，而这个宏区几乎都是其家乡所在地[45]，这充分说明他们的影响力与前述的陈造一样，仅限于其家乡的周边地区。另一半的作者(48位)的情况则与之相反。这些作者都曾为不同宏区内的州县学撰写过碑记，这就意味着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超越某一特定地区的影响力。在这48位作者中，影响力最广的12人曾为广泛分布在三四个地文宏区内的州县学撰写过碑记(表4)[46]。
表4 碑记作者影响力范围分类统计表
注:括号内为有文集存世的作者人数。
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为了对每个人物的相对重要性做进一步的评估，笔者接下来将描述作者与宏区关系的双模网络转化为描述作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单模网络。在这个单模网络中，所有关系方(节点)都是同一性质的实体(即碑记作者)，而作者与作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则取决于他们的影响力在地理空间上是否重叠。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如果两位作者都曾为同一宏区内的官学撰写过碑记，我们就在单模网络中为他们建立一条链接。例如，由于王安石既为长江下游的官学也为长江中游的官学撰写过碑记，章望之既为长江下游的官学也为东南沿海的官学撰写过碑记，那么我们就在王安石和章望之两人之间建立一条链接，因为两人的影响力在长江下游地区重叠，这意味着他们在这个地区都有通过为地方官学撰写碑记来宣扬自己观点的机会。两位作者之间链接的强弱反映了两人影响力重叠的程度，而这取决于两人的影响力在多少宏区重叠及每个人在重叠地区发挥其影响力的次数。因此，我们首先将两位作者在每个重叠地区各自撰写的碑记数目相乘，再将各个重叠地区所得乘积加总，以此为两人之间的链接加权。由此得出的单模网络因而反映了不同作者的影响力范围交叉重叠的情形。在这个网络中，活跃于同一宏区的作者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子群，而连接这些子群的作者则是那些得以在多个宏区宣扬自己的观点并因而享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
换个角度看，这个单模网络也反映出各宏区之间思想观念交流的情形。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况。在一种情况下，任意两个子群都借由多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彼此联通，这就意味着思想观念在各区之间的传播渠道丰富通畅;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完全不存在，每个子群都完全独立、互不联通，则跨宏区的思想交流完全付之阙如。本节构建的单模网络在联通结构上介于两者之间。为了对这个网络的结构属性进行深入考察，本节使用了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模块度分析(modularity analysis)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core-periphery analysis)将单模网络划分为若干个子群，二是通过计算单模网络中每个作者的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来评估他们在联通不同子群上各自起到的作用。
为了把握两宋之际的变化，笔者根据每篇碑记的撰写年代，将上述网络数据分成两个子集。这两个数据子集的切分以靖康元年(1126)为界。之所以选择靖康元年，是因为这一年差不多算是北宋的落幕，而且它也是理学主题在地方官学碑记中开始浮现的年代(详后)。由于从960年至1039年的80年间鲜有官学碑记存世，因此下文对北宋时期碑记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反映的主要是1040年以后的情况。[47]
图6 地方官学碑记作者与官学所在宏区之间的双模网络关系图
注:每条连线(即网络分析术语中所说的“边”)的粗细据其权重而定，其权重即为每个作者为该宏区内州县学所作碑记的篇数。橙色节点表示施坚雅定义下的地文宏区，蓝色和绿色节点表示官学碑记的作者。宏区节点的大小没有意义。每个人物节点的大小据其中介中心度而定，每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反映了该节点在联通其他任意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上出现的频率。蓝色节点表示该作者在这个网络中是处于核心位置的成员，绿色节点则代表身处边缘的成员。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法将该网络划分为一个紧密互联并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子群(即核心节点群)和一组虽与核心成员相连结但彼此之间联系松散的边缘节点。尽管名称类似，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法与施坚雅宏观区域分析中对核心和边缘地带的划分完全不同，请勿相混。每个作者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及其核心—边缘属性都是在反映作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单模网络下计算的(详后)。
通过计算单模网络中每位作者的中介中心度(表5)，我们可以进一步论证两个结论。第一是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长江上游宏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宋代四川地区)与其他地文宏区之间在思想观念的传播上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鸿沟。双模网络图(图6)直观地显示出，宋朝东部各宏区(含华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之间思想观念的交流渠道丰富通畅，而它们与长江上游宏区之间的联系则要薄弱得多。兹以替长江中游宏区内的州县学撰写过碑记的11位北宋作者为例。其中两人曾替长江下游宏区内的官学作记，一人曾替东南沿海的官学作记，一人曾为华北地区的官学作记，还有一人曾为岭南地区的官学作记，但是这些作者中无一为长江上游地区的官学撰写过碑记。与之相应，在为长江上游地区的官学撰写过碑记的作者中，除宋祁(998—1061)外，无人为其他地区的官学作记。这种情形在南宋时亦无改观。南宋时期，东部各宏区(含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乃至岭南)之间的思想交流比以前更加密切，但它们与长江上游之间的沟通仍然有限。图6显示，东部各地和长江上游地区的交流完全依赖两个中介性人物，即魏了翁和晁公遡(1138年进士登科)。
表5 地方官学碑记作者的中介中心度
注:以星号标注的作者没有文集传世。中介中心度的计算在UCINET中执行，采用Linton C. Freeman的算法。此处的研究仅考虑各个宏区之间思想交流的渠道之有无，故计算中不考虑边的权重。Linton C. Freeman,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vol. 1, no. 3, 1978, pp. 215-239.
双模网络中直观呈现出来的这个空间特征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宋祁、魏了翁、晁公遡在单模网络中具有极高的中介中心度——这三位作者是长江上游与其他宏区之间的思想桥梁，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中介中心度衡量的是一个节点在促进网络内部信息流通方面的重要性。从计算方法上讲，它是指一个节点在联通其他任意两个节点的最短路径上出现的次数。因此，一个节点的中介中心度越高，则意味着它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越强。[48]本节中单模网络的构建方法意味着那些为同一宏区内的州县学撰写碑记的作者势必聚为子群。职是之故，为多个宏区内的州县学都撰写过碑记的作者则成为沟通各个子群的桥梁，这些作者在多个宏区内享有知名度、具备在不同宏区内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于是他们的中介中心度也自然较高。作为沟通各个宏区的桥梁，这些碑记作者的中介中心度与他们在每个宏区内的潜在受众规模(在此权以每个宏区内仅具区域影响力的作者人数衡量)正相关，而与有能力像他们一样沟通各区的其他作者的人数负相关。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宋祁、魏了翁、晁公遡三人获得了极高的中介中心度。相比之下，朱熹、张栻、叶适等人尽管撰写了大量的学记，其中介中心度相对偏低。其原因便在于他们仅为东部各宏区的州县学作记，而在东部除他们以外还有很多人(如洪迈)也都扮演着促进跨区交流的角色，因此他们的作用就不像宋祁、魏了翁、晁公遡那样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介中心度较高的作者的思想背景，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第二个结论，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学人物[49]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得以媲美以至取代古文家成为各宏区之间思想交流的桥梁。例如，在为四川地区州县学作记的三位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中，较早的两位(即宋祁和晁公遡)都是与四川有渊源的著名古文家。宋祁于嘉祐初知益州(今成都)，而晁公遡则在北宋灭亡后徙居四川[50]。然而，到了13世纪，这些古文家的地位则被四川出身的理学家魏了翁取而代之了。
理学人物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在东部各宏区也彰彰可见。北宋时期，在为东部宏区作记的人物中，中介中心度最高的主要是古文家。其中有些是跻身宰执的高官，如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王岩叟(1043—1093)等，但是更多的人如王禹偁(954—1001)、尹洙(1001—1047)、祖无择(1011—1085)、蔡襄(1012—1067)、黄裳(1044—1130)等只担任过台谏、礼部尚书、起居舍人、路分监司、知府知州之类的中高层官职。
上述古文家中，虽然也有人笃于经学，但他们都与理学运动无缘。黄裳是元丰五年(1082)进士榜首，素以文章名世，但也深于礼经[51]。他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曾为四个不同宏区内的官学撰写过碑记的人物，因此他的中介中心度高居第一，超过了在四川与华北皆有影响的宋祁。李觏(1009—1059)更是著名的经学家，但他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世之学，而非道德哲学。[52]祖无择(1011—1085)早年虽师从经学家孙复(992—1057)，但他本人则是以文章和政事著称。就现有材料来看，北宋思想史上与理学有关的人物(如周敦颐、二程、张载及其弟子)中，没有一位为地方官学撰写过碑记。
与此相反，南宋时期为东部宏区的官学作记的人物中，理学家的地位则十分突出。南宋时期，各宏区之间最为重要的思想桥梁有洪迈、朱熹、叶适(1150—1223)、朱熹高足黄榦(1152—1221)等人，他们每人都曾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宏区撰写过学记。在这些领袖群伦的人物中，除洪迈和叶适以外都是理学家。在中介中心度稍低一些的作者中，理学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其师承关系和思想立场也各不相同。张九成(1092—1159)早年从杨时修二程之学，可以算作南宋第一代理学家中的领军人物，尽管他后来因受朱熹抨击而思想地位锐减。胡寅(1098—1156)和张栻则源于理学运动中的另一流派。福建人胡安国于南宋初年掌教湖湘，使湖南成为理学思想的重要根据地。胡寅是胡安国之子，并曾师从二程高弟杨时，张栻则是胡安国另一子胡宏的门人，因此他们都可以算是胡安国(1074—1138)思想的继承者，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真德秀(1178—1235)和黄震(1213—1280)则是朱子门人，他们与魏了翁、黄榦一样是13世纪朱子后学中最著名的理学家。而来自庆元府(今宁波)的杨简(1141—1226)、袁燮(1144—1224)及其子袁甫(1174—1240)则传承了陆九渊(1139—1192)的思想。其他还有一些人如包恢(1182—1268)，则先后受到朱陆两派思想的影响[53]。
不过，尽管理学家毫无疑义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有机会在各个宏区之间充当思想纽带的人物。无论在12世纪还是13世纪，他们都需面对来自其他学派的竞争对手。这其中既有事功学派的叶适、唐仲友(1136—1188)、陈耆卿(1180—1236)、吴子良(1197—1256 ?)，也有像晁公遡、洪迈、周必大、杨万里(1127—1206)这样的散文家和诗人。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碑记作者在思想背景方面极其多元，但是理学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南宋时期也有散文家和诗人为官学作记，但是即便是他们也与北宋时期不同。虽然这些作者不是道德哲学家，但是其中很多人受到理学思想的强烈影响。譬如，杨万里虽以诗名著称，但他对理学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刘克庄(1187—1269)亦是如此，虽作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名垂青史，但他也是真德秀的忠实弟子。同样，以文才著称的谢谔(1121—1194)也曾师从伊川门人郭忠孝之子郭雍(1091—1187)，并以所学教授弟子，且著有《圣学渊源》等多部与理学相关的著作。梁椅早年虽以文章起家，到了晚年则开始仰慕程朱之学并编缀遗论为《论语翼》。
理学家在南宋网络中的突出地位亦可通过核心—边缘分析和模块度分析加以证实(表6)。在计算中介中心度时，我们关注的是单个作者将网络中原本互不关联的子群联结起来的能力。核心—边缘分析和模块度分析则不同，它们的目的是将一个网络切分为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子群。核心—边缘分析和模块度分析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们对一个网络的结构特征所做的不同假设。在核心—边缘分析的经典算法中，我们假定网络中存在一个彼此之间联系紧密的子群(核心)，而身处该子群之外的其他节点则相互之间关系松散因而必须依赖核心子群作为媒介方能实现有效的沟通。而在模块度分析中，我们并不认为网络中存在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核心子群。相反，我们假定网络中存在若干个不同的子群(即模块)，每个子群内的节点彼此之间联系紧密，而它们与其他子群中的节点则联系松散。简而言之，模块度分析比较适用于分析多中心网络，而核心—边缘分析则更适合于剖析那些具有一元化支配结构的网络。
表6 地方官学碑记作者的核心度
注:以星号标注的作者没有文集传世。核心度的计算在UCINET中执行，采用Borgatti- Everett的算法，将边的权重纳入运算。Stephen P. Borgatti, Martin G. Everett, “Models of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s,” Social Networks, vol. 21, no. 4, 1999, pp. 375-395.倘若不考虑边的权重，不同作者之间的核心度差别则较小，其中核心度最高的作者为北宋时期的黄裳和南宋时期的朱熹、黄榦、叶适、洪迈。
图7 地方官学碑记作者之间的单模网络关系图
注:每条边的粗细据其权重而定，其权重反映了两人影响力重叠的程度(具体算法详见正文)。每个节点的大小据其核心度而定;核心度(coreness)是核心—边缘结构分析中用于衡量每个节点与网络核心接近程度的指标。每个节点的颜色则据其所属的模块(modularity cluster 或module class)而定;模块是由网络中的节点构成的子群，其特征是每个模块内的节点彼此之间联系紧密，但与其他模块中的节点联系松散。一个网络所含模块数并非一成不变，它取决于研究者对分辨率参数的设定。当分辨率参数的设定值较高时，算法会对网络进行更为细致的切割，因而分割出数量较多的模块而每个模块所含节点则较少;当分辨率参数的设定值较低时，切割会较为粗疏，因而分割出的模块一般数量较小而每个模块所含节点则较多。此处笔者使用Gephi软件中的迭代算法、以默认值1.0作为分辨率参数对两宋时期碑记作者之间的单模网络进行切割，不考虑边的权重。
本节的研究中构建单模网络的方式意味着，我们势必将所有仅具区域性影响力的作者置于相对独立的子群中，而活跃于多个宏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作者则充当桥梁，将不同子群整合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网络。因此，模块度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相辅相成，前者关注的是网络中的群聚倾向，而后者则更加侧重于不同子群间的整合力量。模块度分析的结果可想而知，亦即为同一宏区撰写碑记的那些仅具区域性影响力作者会聚拢成群。因此，如果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去观察和分析核心度较高的作者，便容易理解哪些作者促进了不同子群间的整合(如图7)。
北宋时期，由于作者人数较少、所撰碑记的数量也相对有限，不同宏区子群之间的整合力度亦因而受限。北宋网络中的核心作者群仅由黄裳和晁补之(1053—1110)两人组成。此二人与华北关系密切，从模块度分析的角度来看，它们都被归入以华北地区为主要影响范围的子群中。晁补之留下的六篇碑记，悉数是为华北地区官学撰写的。黄裳留下的碑记数量与晁补之相当。尽管黄裳是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而且他所作的碑记分散于四个不同的地文宏区，但是其中半数也还是为华北的官学撰写的。换言之，北宋时期各个宏区之间的整合是通过主要活跃于华北地区的碑记作者来实现的。
到了南宋，核心作者不再局限于任何一个区域性集群。这一时期的核心作者群由四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组成，这四位作者的影响范围虽互有重叠，但其影响力最大的区域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张栻和周必大两人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官学作记较多，而朱熹和叶适则在东南沿海地区最为活跃，因此模块化分析将他们分别归入不同的区域性集群中(图8)。
与此同时，核心—边缘分析还进一步印证了中介中心度分析所揭示的内容。北宋时期在沟通整合各区域集群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都是以文章名世的人物(即黄裳和晁补之);进入南宋以后，这些古文家的地位被一个更加多元的作者群体所取代。这个群体中既有像周必大这样以文章名世的宰执官，也有像叶适这样注重事功的思想家，还有像朱熹和张栻那样究心道德哲学的理学家。当然，其中理学家的地位尤其突出，不仅朱熹的核心度值远超其他三人，而且周必大和叶适也都是与理学家交谊匪浅、互动频密的人物。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曾指出，理学在南宋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使理学家的著作存世较多，故传世文献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54]。无论以中介中心度还是核心度来衡量，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碑记作者许多都有理学背景，而且州县学碑记中理学内容也越来越多(见下节)，这或许多少反映了南宋理学家的著述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尤招青睐的情况。由于南宋理学家的文集比其他人物的文集更有可能得到较完整的保存，因此与那些文集散佚或仅存残帙的南宋作者相比，这些理学家的影响力一般不太容易遭到低估。尽管有少数例外，总体而言，中介中心度和核心度分值较高的作者的确多是有文集传世的人物(表5和表6)。
然而，尽管史料本身的偏差可能或多或少地放大了南宋理学家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本节所观察到的现象绝非仅由史料偏差导致。如前所述，史料偏差常常与真实的历史变化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响力难免会因其著述散佚而被低估，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的著述散佚与否本身就与他生前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宜简单地拿史料偏差来解释本节所观察到的现象，而应将两者视为同一个历史现象(即理学家在南宋思想界地位抬升)造成的结果。换言之，南宋时期在各个宏区之间充当思想桥梁的人物中之所以理学家偏多，乃是因为理学家在思想界占据了重要地位，而这一地位也使其著述得以广泛流传和完整保存，转而使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较容易地重构他们当时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仍需指出的是，理学家在南宋学记撰作方面的显著地位还反映了他们自身对各地官学的浓厚兴趣。他们显然将撰写州县学碑记视作扩大自身学术影响、巩固自身学术地位的手段。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很多理学家对于为地方神祠撰写碑记的冷淡态度，这一点就非常明了了。
图8 核心作者为各地官学所撰碑记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理学家之所以能在南宋地方官学碑记的写作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要归功于理学家在南宋思想界的地位及其为州县学作记的浓厚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南宋人士在斟酌碑记作者人选时对学术纽带的看重。
宋代州县学碑记中记述的营造工程多种多样，包括对官学建筑群中各种礼制设施和教学设施的新建、维修、移建、增修等等。这些营造工程通常由多方人士协力推动，其中既有本地士子和乡居的致仕官、待次官，也有在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任职的官员。这些人士或首倡其议、或俯从其请，或出钱佐费、或鸠工庀材，或掌其出纳、或亲董其役。但是，不管实际参与的人员有多少，一般来说，总会有一位或几位人物被视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在此我们权且称他们为“主事者”。几乎所有的官学碑记都将地方官员奉为主事之人，其中大部分是州县长贰，但有时也会有州县学官、路分监司及其他官僚。这些主事者实际扮演的角色因地因时而异——有时他们首唱其谋，有时他们只是首肯当地士人的提议;有时他们慷慨捐俸，有时他们则仅仅负责统筹规划和监督工程进展。不论如何，至少在名义上，他们被视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
表7 地方官学碑记作者身份统计表
注:有些碑记的作者具有多重身份(如既是本地出身同时也在本地官学任职，抑或既是主事者的同僚又是主事者的同年)，类似这样的碑记就会在本表中被重复统计两次或多次。因此，本表中汇总得到的碑记总数大于本研究中实际使用的碑记篇数。
无论在北宋还是南宋，都有一些主事者在工程完工后亲自撰写碑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显然越来越不流行。北宋时期由主事者亲自撰写的州县学碑记尚能占到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到了南宋这一比例则降至约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北宋时约有五分之四、南宋时约有十分之九的州县学碑记是由主事者以外的其他人物执笔的。很多时候，主事者会直接与这些人物联络并请他们撰写碑记。但是有时候，主事者也会通过自己的同僚或当地士人向这些人物提出请求。这些应邀作记的人物大体可分为四类:主事者同僚、主事者亲友、本地人士和学术关系人(表7)。
首先，鉴于主事者多为州县守宰，他们经常请其同僚为本地官学撰写碑记。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由同僚撰写的官学碑记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作者中有些是主事者的上司，在路级或州级官府供职;有些则是在邻近州县任职的官员，与主事者级别大体相当。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主事者的下级僚属执笔，如州县学教授或者录事参军、县主簿之类的州县属吏。既为僚属，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很可能也参与了相关工程，譬如负责钱谷出纳或者选工督役等，尽管碑记中未必明记其事。
第二类作者是主事者的宗亲、姻戚和友人，其中很多人是主事者的同乡、同年、太学同舍生和昔日僚友。这些作者撰写的碑记占现存官学碑记的十分之一强，这一比例从北宋到南宋没有显著变化。
第三类作者是本地人士，其中有些人仍身居乡里、肄业官学，但也有很多人业已登第释褐、宦游他乡。由他们为家乡官学所撰的碑记亦占五分之一左右，这一比例从北宋(19%)到南宋(24%)小有增长。
笔者希望着重讨论的是第四类作者。地方官员和士人之所以请这些作者撰写学记，并不是因为与他们私交甚笃，也不是因为他们与本地有乡党之谊，而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背景或与他们的师生之谊。与上述其他类别相比，此类作者撰写的碑记在南宋所占份额可谓微不足道(5%)，但是他们在两宋之际从无到有的变化引人注目。北宋时期，学术纽带最多仅在一篇碑记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些许作用。时嘉州洪雅县令孙诏徙建县学，绍圣元年大功告成后通过新科进士“邑儒毛生”(毛景阳)向李曼求记。根据毛景阳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想到李曼是因为30年前李曼曾官至洪雅县令，而“邑人爱之未忘”。不过，李曼在文中也模糊地说到“毛君尝从吾游”，则二人或有师友之谊，故而毛景阳会在30年后仍会想到他[55]。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与南宋时期的情况都有天壤之别。在南宋时期，至少有32篇碑记的作者是因为学术渊源而援笔作记的。这些碑记牵涉的学术纽带多种多样:有些作者是主事者之师，有些则与主事者或其亲属同门受业，还有一些则是主事者拜托作者的门生致书求记[56]。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颇为常见的情况是作者(或其近亲)与主事者及当地士人皆无渊源，却与某位贤达有师生之谊或同门之契。当某地官学建祠奉祀这位贤达时，这位贤达的门人、同门及其近亲便成为学记作者的热门人选[57]。
学术纽带之所以倍受重视，与理学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上述32篇南宋学记中，有19篇是为官学中崇祀理学人物的祠堂撰写的。这些祠堂奉祀的人物既包括周敦颐、二程、朱熹、陆氏兄弟等著名理学家，也包括他们的高足，如谢良佐、黄榦、杨简等人。这些祠堂从12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涌现，是理学追随者积极改造地方官学建筑布局的体现。可想而知，为这些祠堂作记的人物常常具有浓厚的理学背景。这32篇南宋官学碑记总共出自19位作者之手。其中仅朱熹一人就写有12篇，有些是应其门人、讲友、学侣之请，有些则是因为主事者看重他作为周程之学传人的声望而驰书求记的。例如，淳熙三年(1176)，知建康府刘珙(1122—1178)在府学为程颢立祠。落成后，刘珙致书朱熹，请朱熹为其作记。刘、朱二人都是建宁府人，但刘珙在信中丝毫不提他们的桑梓之谊，而是一再强调朱熹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渊源并以此说明他为何不远千里请朱熹作记。刘珙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以吾子之尝诵其诗而读其书也，故愿请文以记之。”[58]
除朱熹外，这19位作者中还有14人可以算作理学人士，其中包括魏了翁、六位朱子门人及其两位再传弟子、两位象山门人及其一位再传弟子，一位张栻的再传弟子(王遂)[59]，还有一位与朱陆两派皆有渊源的人物(包恢)。而在余下的四人中，刘光祖至少可以视为理学同道。
综上所述，在宋代，为州县学撰写碑记的士大夫不再满足于记述其营造修缮之始末，而往往借机阐述自己对教育和为学的看法。不过，不同作者的影响力迥然不同。许多作者只是为其家乡附近的学校作记，而有些作者则应邀为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州县学撰文。从北宋到南宋，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有机会为不同地区的学校作记的作者也与日俱增。这些作者因而有机会在更广袤的地域范围内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也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思想交流。然而，思想交流的力度在不同地区之间颇有差异。在宋朝东部的各个地区(即长江下游、长江中游、东南沿海乃至岭南等地区)之间这种交流更加通畅频密，而这些地区与四川之间的交流却比较有限。无论如何，在这个思想交流的网络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者，他们通过在不同地区阐扬自己的观点，成为不同地区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起初，这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碑记作者以古文家为主，但是从12世纪中叶开始，这个群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其中理学家的地位尤其显著。理学家在地方官学碑记撰作中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南宋时期兴起的两个新现象:一方面，主持官学重修和改建的地方官员和士子越来越多地请自己的老师、同门、学友撰写碑记，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和士人开始在官学中为理学名人建祠奉祀，然后顺理成章地请那些与所祀之人有思想渊源的学者援笔作记。
六、宋代州县学碑记的主题
既然宋代作者常常利用为州县学撰写碑记的机会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推测，随着时代思潮的嬗变，学记中的观点也一定会发生变化。本节将借助计算机技术对宋代州县学碑记的内容进行整体性分析，以此探讨碑记主题的变迁情况。
本节的分析主要采用以TF-IDF值为基础的文档聚类法[60]。其核心思想是根据不同文档的用词习惯将相似文档归为一类。简单地说，如果某些文档跟语料库中的其他文档相比更频繁地使用某些词汇，计算机就会认定这些文档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将他们归为一类。这意味着，一个词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篇文档的特征词汇将同时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它既与该词汇在这篇文档中出现的次数正相关，也与该词汇在整个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负相关。为了衡量上述两方面因素，TF-IDF法采用词频(TF, term frequency)和逆向文档频率(IDF,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两个指标。词频衡量的是给定词汇在不同文档中出现的频率。由于一个词汇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常常会受到文档长度的影响，因此在计算词频的过程中，还会使用文档长度做归一化处理。逆向文档频率则是根据语料库中包含该词的文档占总文档数的比例计算出来的。TF-IDF值便是这两个指标的乘积。在本文中，每篇州县学碑记即为一篇文档，而所有773篇学记则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利用TF-IDF值，我们可以将每篇文档转化为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组数字，其中每个数字都对应一个特定词汇，这个数字以量化的方式来表达该词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这篇文档的特征词汇。这个过程在技术上被称为文档向量化。通过对文档的向量化处理，我们将得到一个向量空间，这个空间的维度在数量上等同于语料库中出现过的词汇总数，每篇文档则作为一个“点”分布在这个向量空间中，不同文档之间的相似度即可通过测算这两个点之间的欧式距离予以表达。
然而，对于中文文档而言，要确定什么是一个词汇并非易事。英语和很多其他语言使用空格将一篇文档直观地分割成不同的词汇，但是中文的书写方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便利。因此在计算一篇中文文档的TF-IDF值之前，我们需要把其中的汉字序列切分成一个个单独的词(即中文切词)。由于中文切词的算法——尤其是针对古文的切词算法——仍在开发中[61]，近年来的很多研究通常选择将每个汉字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即向量中的一个维度)。[62]但是，由于单个汉字的歧义甚多，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在本研究中并不适用。
即以“理”字为例。图9(a)显示了“理”字在不同时期撰写的州县学碑记中出现的次数。鉴于“理”是一个重要的理学概念，图中的上升趋势似乎印证了理学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图中所示的“理”字出现次数的变化趋势其实仅仅反映了州县学碑记总篇数变化的趋势。假如我们将各个时期撰写的州县学碑记总数考虑进来，这种上升趋势就消失殆尽了(图9(b))。只有当我们使用“天理”“人心”等双字词汇作为分析单元时，理学对碑记内容的影响才会真正地跃然纸上(图9(c))。换言之，就宋代州县学碑记而言，双字词的语义比单个汉字的语义要确定得多。比如，在某些学记中，“理”字的确是作为理学概念而使用的，但是在另外不少学记中，“理”字也会作为动词(如“经理”)或官名(如“大理”)的一部分出现。因此，单个“理”字的语义是多歧的，只有当我们同时考虑与之前后相邻的汉字时，“理”字的含义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下来。当我们以“穷理”“天理”“经理”“大理”等双字词为分析单位时，“理”字的多义性就小得多[63]。
图9(a)“理”字在不同时段的州县学碑记中出现的次数。(b)平均每篇州县学碑记中“理”字的出现次数。(c)平均每篇州县学碑记中“人心”“天理”两词的出现次数。
职是之故，本研究采用双字词作为分析单位。首先，笔者将每篇碑记中所有前后相邻的两个汉字提取出来，共得到137,274个双字组合(即2-gram)。然后，笔者对这些双字组合进行过滤。最先过滤掉的是包含古汉语虚词或少量其他常用词的双字组合。[64]其次过滤掉的是与日期、地方行政区划、工程账目有关的双字组合，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计算机在对碑记进行分类的时候因受这些词汇的干扰而将县学记和州学记分归两类，或者将撰写时间相似或工程账目登载较为翔实的那些碑记单独归类。[65]
筛选之后共留下双字组合95,977个。然而，这些双字组合很多是没有意义的。在此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双字组合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它具有实际意义的可能性就越大[66]。据此，笔者首先统计了所有95,977个双字组合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然后按照图10显示的分布特征选取7作为临界值，将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不及7次的那些双字组合悉数剔除。经过此番处理，最后剩下4,070个双字组合，这些双字组合就是本节研究的基本语义单位。接着，笔者将每篇碑记转化为一个向量，该向量的每个维度对应一个双字组合，其值便是这个双字组合的TF-IDF值。最后，笔者对这些向量先进行降维处理，再利用K-均值聚类法将语料库中的全部773篇地方官学碑记划分为三组[67]。
图10 整个语料库中双字组合的频次分布
图11 不同时段内各组碑记所占比例
图11显示，这773篇碑记在三个组别的分布情况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A组代表了最早出现也是最主流的官学碑记书写形式。撰写于宋初60年间的州县学碑记数量极少，存世仅23篇，计算机将它们全部归入A组。嗣后，在1030年代和1120年代，A组的主导地位则先后因B组和C组碑记的出现而受到挑战。
A组始终是主流的学记书写形式。在宋代的任何时候，至少有一半(有时高达六成至八成)的学记被计算机归入这个组别。B组学记最早出现于1030年代，在这十年间写就的14篇学记中，被归入B组的占到了五篇[68]。在随后的数十年里，B组学记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先后于1060—1079年间和1100—1119年间两度达到高峰。在这两个时期，有近一半的学记都被归入B组。嗣后，B组学记占比不断下降，但从未完全消失。到了1120年代，C组学记开始浮现。起初(1120—1159年)，C组学记仅占总数的4%至7%，但是在1160—1179年间，其比例攀升到10%以上。从此以后直至1230年代末，C组学记的占比始终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仔细观察不同组别的学记首次出现于各个地文宏区的时间，我们可以为前文提出的论点提供新的证据。我们发现长江上游与其他宏区之间的结构性鸿沟对思想观念的传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B组的第一篇学记是祖无择于景祐二年(1035)为位处华北平原的蔡州州学所作[69]。到了1040—1059年间，B组风格的学记业已广泛出现在中国西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岭南等其他地区。相比之下，长江上游地区直到熙宁三年(1070)和四年才出现两篇B式学记，他们分别是文同(1018—1079)为家乡梓州永泰县学(今属四川绵阳)和吕陶(1031—1107)为家乡成都府学撰写的碑记。[70]同样，C式学记最早于两宋之交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71]其后数十年间(1140—1199)，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岭南相继出现了12篇C式风格的学记。但在长江上游直至开禧三年(1207)才出现了这种风格的学记，系由蜀籍理学家魏了翁为成都府学内的理学祠堂所作。[72]
这三组学记之间到底区别何在?它们又有何共同点呢?下文将通过对比每组学记中的特征词汇来回答上述问题。为此，笔者将每个组别中的所有学记合并为一个文件，这样就将原先由773篇学记组成的语料库重组为一个由三篇人工合成的“学记”组成的语料库。以这个新的语料库为基础，笔者按照前文描述的步骤和参数重新生成双字组合并对其进行过滤，然后计算每个双字组合的TF-IDF值。这里得到的TF-IDF值便是将每个组别的所有学记视为一个文档，因此它显示了每个组别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词汇[73]。表8列出了每个组别中TF-IDF值最高的十个词汇。
表8 每个组别中TF-IDF值最高的十个词汇
显然，不同组别的特征词表之间颇有重叠。首先，毫不意外，三组学记中共有的特征词汇只有“诸生”和“先生”两个词，它们表明所有组别无一例外地讨论了教育议题。
其次，A组和B组学记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倾向于将地方官学置于儒家传统及其与国家政权之关系的大框架下予以讨论。这一共同点可以从它们共有的“天子”“学校”“天下”“君子”这四个特征词汇看出。“天下”和“君子”两词透露了这两组学记中对文化世界的共同想象及其以人格养成为核心的儒家教育目标，而“天子”一词则凸显了它们对国家权力的关注。后面一点与C组学记的差别至为明显。在C组学记中，“天下”“君子”“学校”三个词尚可跻身于TF-IDF值最高的20个词汇之列，而“天子”一词则远在TF-IDF值排序的百名开外[74]。
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每组学记独有的特征词汇，也就是那些仅在一5个组别的TF-IDF最高值表中出现的词语。这些词汇凸显了每个组别在内容上的独特性。B组和C组之间的差别尤为明显。“先王”“三代”“后世”“庠序”等B组独有的特征词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学记对理想化的上古三代的浓厚兴趣，而这正是11世纪中后期思想话语和政治话语的中心主题。C组学记则表现出强烈的理学倾向，该组的特征词汇显示出作者通过“孔孟”并称来抬高孟子的企图、对周敦颐及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崇敬(“濂溪”“二程”“三先[生]”“四先[生]”等)及其对理学概念的强调(“人心”)。B组和C组的这些特点使其与A组学记迥然不同。相比之下，A组学记的侧重点更多放在孔子本人和孔庙释奠礼上，这从A组特征词表中独有的“圣人”“春秋”两词可见其端。
下面我们通过考察每组学记中TF-IDF值最高的前30个词汇(表9)进一步验证上述差别。
表9 每个组别中TF-IDF值最高的30个词汇
表9显示，A组和B组学记都透露出较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两组学记都强调官学与皇权之间的关系，这从它们经常提到“天子”“国家”“朝廷”“建学”可见一斑。这两组学记都强调地方官学作为国家机构的定位及其改造地方士人和地方社会的功能。这些学记频繁地使用“教化”“礼乐”“春秋”等词汇，显然在它们的论述中地方官学是教诲士子、作育英才的机构，是通过推行儒家礼制实现移风易俗的场所。
不过，A、B两组学记之间也有明显差异。A组学记偏重礼制，它们经常提到地方官学中以孔庙为核心的礼制空间(“[夫/孔]子庙”“孔子”)。与此相对，B组学记则多使用带着11世纪后半叶思想特征的那些词汇(如“先王”“后世”“兴学”“风俗”)。因此，在1060—1119年间，当新党旧党交替执政之际，B组学记的比例两度攀上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安石撰写的学记现存四篇，而其中三篇都被归入B组。同样，王安石的追随者吕惠卿(1032—1111)留下的唯一一篇学记也被归入B组。
从每组TF-IDF值最高的30个词汇看，C组的特征尤为显著。这些特征使其与A、B两组迥然不同。C组中TF-IDF值最高的前30个词，简直就是一部理学大辞典。这个词表与其他两个组别的重合度非常有限。C组的特征词汇包括了早期理学名人的别号(如“明道”“伊川”“程氏”“[濂]溪先[生]”“[濂]溪周[先生]”等)[75]、理学概念(如“人心”“太极”)，还包括各种表达理学群体自我认同的词汇(“斯道”“道学”)及其诋斥释老等其他思想派别的词语(“异端”)。
因此，不出意外，有两篇或两篇以上学记归入C组的作者都是理学家。被归入C组的55篇学记中，有20篇都是他们撰写的。这些作者共六人，他们来自理学运动中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此六人中，朱熹和张栻是众所周知的福建、湖湘两个理学群体的领袖人物。其余四人中，除了明州人袁甫曾师从陆九渊弟子杨简，余下三人都与朱熹学派关系密切——黄榦和陈宓(1171—1230)是朱熹的弟子，魏了翁则私淑朱熹、张栻之学。即便在那些仅有一篇学记被归入C组的作者中，也有很多师承关系各不相同的理学人物，包括朱子门人廖德明(1169年进士登科)、陈淳(1159—1223)及象山门人杨简、包恢等。
关于上述发现，兹需附加几条但书。首先，严格来说，本节中的文档聚类分析法仅能揭示共同的主题，而无法揭示立场的异同。一篇学记就特定主题采取何种立场需要研究者自行解读。例如，C组特征词表显示该组学记对理学的核心概念(如天理和人心)及其代表人物(如周敦颐和二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仅仅根据特征词表我们无法判定这些学记对天理与人心的关系持何种立场，也无法知晓这些学记的作者是否赞同周敦颐和二程的观点。在解读B组学记时，区分主题和立场尤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述，现存773篇宋代州县学碑记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新法派之手[76]。因此，B组中许多成篇于1060—1119年间的学记，实际上是由那些在新旧党争中立场暧昧甚或与新法派政见相左的士大夫撰写的。前文述及的黄裳和晁补之便是极好的例子。笔者在网络分析一节中曾经揭示，此二人是1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记作者。现存六篇由黄裳撰写的学记中，有五篇被计算机归入B组;而晁补之留下的六篇学记中，亦有两篇被归入B组。但是，黄晁二人与新法派皆无密切联系。黄裳虽得神宗眷顾，于元丰五年(1082)状元及第并历官礼部尚书，但他既非新党亦非旧党。除了对三舍法颇有微词之外，他似乎超然于新旧党争。而晁补之则更因反对新法而名列元祐党籍。他们撰写的学记被大量归入B组中，显然不是说他们赞同新法派的观点。恰恰相反，这种情况表明了B组学记中的核心议题——如三代、先王、道德、风俗等——并非只有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派官员才会论及。在11世纪后半期，这些议题是思想和政治论争的焦点，它们显然引起了持不同政见的士大夫的共同关注，尽管他们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即以崇宁(1102—1106)中晁补之所撰《祁州新修学记》为例。尽管此篇学记大量使用了“先王”“后世”“礼乐”“庠序”等特征词汇并因而被归入B组，但是细读此文，则知其立意乃在于批评那些一味强调效法先王、“守文不知变”的衮衮诸公。晁补之指出，先王的礼乐庠序无非是为了教养人才。秦汉以来，尽管教养之法无复先王之旧，忠孝仁义操守廉洁之人却仍然彬彬而出，其原因正在于后世之贤君良吏“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因而其“文”虽异、其“实”则一。他批评当朝公卿一味在形式上照抄先王的礼乐之文、庠序之制，结果只能是造成“文龃龉而情不安”的局面[77]。
其次，各个组别中的主题思想和话语体系彼此之间并不是壁垒森严、完全互斥的。一位作者在不同情况下撰写的学记，完全有可能侧重于不同的主题[78]。譬如，张栻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撰写的《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通篇讲述的都是周敦颐和二程如何厌弃举业、“唱明道学......以续孟氏千载不传之道”[79]，而他在20年后所作的《袁州学记》则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意”，敦促士人“无负于国家之教养”[80]。因而，这两篇学记也被计算机分别归入C组和B组之中。
更重要的是，一篇学记中很可能同时牵涉多个主题、利用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论述。有些作者还会故意偷梁换柱，将不同的主题和话语体系相互糅合、彼此嵌套，比如把理学概念精心包装于貌似宣扬国家主义的论述之中。即以上述张栻《袁州学记》而言，尽管其论述重点围绕着“先王建学造士之本意”，但是他也表示这个本意正在于让“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并进而提到仁义礼智“四德之在人，各具于其性”等理学观念，尽管他并没有就这些观念详加阐述。在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熹为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和琼州州学所作的两篇碑记[81]。《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作于淳熙六年(1179)，是朱熹应其门人、隆兴府学教授黄灏之请而撰写的，其内容可以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理学专论。这篇记文固然以颂扬周敦颐的学术贡献为主轴，但是朱熹也利用这个机会详尽地论述了他自己对圣贤之道的理解。他先是引入“理”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重行解读。接着，朱熹阐述了他的道统观，声言周敦颐的学术乃是自尧舜孔孟至周程诸子一脉相传的。作于淳熙九年(1182)的《琼州学记》则风格迥异。《琼州学记》的论述结构与张栻《袁州学记》颇为相似，但是朱熹在《琼州学记》中对理学思想的阐发更加明白充分。在这篇文章中，朱熹将理学的修身观念精心地包装在对先王教化之泽的论述和对朝廷政策的批判之中，因而乍看起来这篇文章和11世纪后半期以来流行的话语体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文章一开篇，朱熹便指出了先王之世与后世的区别，并以此搭建起全文的论述框架。他认为，先王之治的核心是教导民众正确地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基本的伦常关系，而先王立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在论述这一点时，朱熹不露声色地引入了理学的核心观念——“理”。他指出五常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不是圣王随意设定的，而是植根于它们的“理”。五常之理人皆有之，先王之教不过是“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而已。先王之所以设立学校，其目的也在于“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因此，在先王之世，诵诗书、习礼乐并不是学校教育的目的，而只是培养明理守道之人的手段。从这样的论述出发，朱熹巧妙地为琼州州学提出了新的教学目标。请朱熹作记的琼州知州韩璧之所以修缮州学，其本意在于鼓励琼州学子努力“记诵文词”进而于科场中成就其“功名事业”，但是朱熹在学记中则直白地指出此等皆是末事，非学者之所当急。相反，他敦促琼州士人把精力放在穷理修身上面，鼓励他们明其“身心之所固有”，以期“无所疑于天下之理”进而达到“德成行修”的境界，而所谓“功名事业”，其本皆在于此。
这种偷天换日的写作方法，极易对计算机的文档聚类分析造成干扰。这一点也与文档聚类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就本文采用的K-均值聚类法而言，它假定碑记和主题组别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亦即每篇碑记必须被归入而且也只能被归入A、B、C中的某一个组别，因而上述朱熹的两篇碑记《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和《琼州学记》就分别被归入了C组和B组之中。换言之，计算机并未能很好地识别朱熹在《琼州学记》中表达的微意幽旨。类似这样的情况在计算机的聚类结果中并不罕见。
如果说《琼州学记》到底应该归入C组还是B组尚属仁智互见的范畴，那么计算机对某些碑记的归类则充分显示了自动聚类程序本身的不足。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中采用的K-均值聚类法在进行文档分组时，是以每篇碑记的特征词汇作为判断依据的。尽管双字组合在语义上的多歧性远较单个汉字为低，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将这种多歧性彻底消除，因而计算机在分组时难以避免误判。兹以景定三年(1262)何林所撰《苏学复租田记》为例。该篇并没有任何与理学相关的内容，却被计算机归入C组。这完全是因为该篇大量使用“先生”一词来称呼自号“雨岩先生”的吴势卿(淳祐元年进士登科)，而“先生”一词因在其他碑记中用于指称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家而被计算机标识为理学主题(C组碑记)的特征词汇，这就造成了K-均值聚类算法对《苏学复租田记》内容的误判。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现阶段文档聚类的技术仍不成熟，在处理历史文献时尤难免于讹误。不仅如此，读者或已注意到，在上述文本分析的每一步中，研究者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合理地设置技术参数，诸如要以单个汉字还是双字组合作为语义分析单位、要将哪些词列为停用词予以剔除、要选择什么参数和设定什么临界值来过滤无意义的汉字组合、在进行聚类分析时预设将文档分为几组等等。除此之外，在实际运算中，研究者还面临其他更加细节的技术选项，如在计算TF值时是否加权及如何加权、计算IDF值时以何为底进行对数运算等等。这些参数的设置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文档聚类算法只是一个基于统计概率的模型，其输出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在所难免，在古汉语文献的处理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研究者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其研究设计、每一步的技术选择和参数设定及其依据，并公开所用的数据与代码，这样才能保证其研究项目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也为进一步改进技术和完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研究者在解读文档聚类分析的输出结果时，也务必把注意力放在它所揭示的整体性趋势方面，并与其他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相互参照，再结合一定程度的文本精读对计算机的输出结果进行阐释。
就其荦荦大端而言，本节中文档聚类分析的结果与前文网络分析所揭示的结论颇有呼应之处。一方面，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凸显了长江上游与其他地文宏区之间在思想交流方面的结构性鸿沟，另一方面，它们也揭示了12世纪以降理学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南宋时期书院大盛的现象与理学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北宋士大夫最为关心的是国家制度的建设，他们致力于改革学校和科举制度，希望通过兴办官学实现养士(培养优秀人才)和选士(选拔优秀人才为官)两相结合的目的。与此不同，南宋士大夫——尤其是理学家——则把注意力从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建设转移到了士子心志的养成。他们将选士和养士重新分离，他们一方面接受科举制度在选士方面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本身，从教学宗旨、教学方式、教材选用、授业次第及日程安排诸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理念。书院即是他们实践这一理念的场域，尽管这些书院在相当程度上也借鉴了地方官学的办学模式[82]。
与此相对，学界在探讨地方官学的时候，通常把它们视为庆历、熙宁、崇宁以来朝廷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的产物，而较少关注它们与理学之间的关系。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理学家除了热衷于兴办书院外，也并没有忽视地方官学。他们欣然接受这些学校作为官方机构的价值，同时也努力不懈地试图将理学的教育理念引入其中。不少理学家不遗余力地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愿景对地方官学加以改造，不过其方式则因势而异。有时候，在州县供职的理学信徒会在地方官学内为理学人物立祠奉祀并请同道撰碑作记，以此实现对地方官学建筑布局和礼制空间的改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按照理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改革地方官学的实际教学内容[83]。但是，很多时候理学信徒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于是他们会退而求其次，利用为州县学撰写碑记的机会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并不介意国家力量对地方教育的介入，有时他们也不排斥国家政权和地方士人对州县学的功能定位(如推行教化、移风易俗、修习举业等)，但是他们在撰写学记时积极引入理学的教育理念，尽其所能地重新定义官学教育的宗旨和重心。前文所述的朱熹撰写的两篇学记便很好地说明了理学家通过撰写学记涉入地方官学的不同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注意南宋时期全国各地大量地方官员和士人都在积极地推动地方官学的整备。这些行动与理学之间未必有密切的联系，相反它们与朝廷政策、士子举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更为直接。因而，要在地方官学中引入理学元素(如为理学人物立祠)或在学记中掺入理学论述，意味着当事人必须采取非常积极主动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学碑记中的理学元素所揭示的更像是理学影响力的一个下限。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地方官学及其碑记这种通常认为与理学牵绊较少的场合中，即便是在现有的文档聚类分析技术下，我们仍可发现理学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总而言之，三组学记的先后迭兴及相互交织反映了地方官学作为一个复杂的庙学建筑群，其建筑布局和功能空间在有宋一代的嬗变过程。从11世纪的新旧党人到12世纪以降的理学家，一系列政治领袖和思想巨擘力图重塑地方官学的功能与建筑样貌。他们往往采用层累叠加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换言之，他们在不强迫地方庙学建筑群放弃其原有功能的同时，通过增修新的建筑或将已有建筑改作他用等不同方式，努力让地方庙学建筑群承担新的功能并为它们赋予新的意义。职是之故，历宋之世，地方庙学建筑群的规模日益扩大，其功能亦日趋复杂。相应地，与之相关的碑记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内容也越发驳杂。
在宋初的几十年里，许多地方官学皆已没入蒿莱，教育设施荡然无存，勉强屹立不倒的最多只是用于祭祀孔子及其门人的文宣王庙等祭祀设施。因此，11世纪中期以前，与此相关的营造工程多以孔庙为核心而稍及教育设施的兴建，用以满足当地士人的需要。这一时期撰写的碑记在内容上也就相对统一。它们都被归入A组，其主要内容无非是对孔庙释奠和儒家教育的一般性讨论。进入11世纪中叶以后，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员要求朝廷在立学养士、推行教化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敦促朝廷追步三代，在全国州县兴修官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现有的文宣王庙为基础、在周边新建讲堂斋舍等教育设施的做法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原先的孔庙经过这番改造，便成了集庙与学为一体的官学建筑群。就其功能而言，原本是祭孔为核心的礼制空间，于是同时承担了祭祀先圣和养士储才的双重职责。随着政治和思想环境的变迁，学记中对地方官学教育的讨论也被纳入以法先王、一道德、同风俗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来。因此，从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中叶的一百年算是学记写作样式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与地方庙学建筑群相关的碑记分化为两组:一组仍以孔庙释奠为中心，强调地方官学作为礼制空间的祭祀功能而稍及官学的教育功能(A组)，而另一组则侧重其教育功能，并从效法三代移风易俗的角度阐述地方官学的价值(B组)。
到了12世纪中叶，随着理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州县学碑记的内容迎来了第三阶段的变化。作为地方官学的庙学建筑群在建筑布局上呈现出新的特色。有些州县在官学中新建了纪念理学人物的祠堂，而另外一些州县则将官学中现有建筑稍加改造用于奉祀理学先贤。地方官学建筑群原有的教育功能依然重要，但其礼制空间和祭祀功能也变得更加复杂，既有用来奉祀孔子及其弟子的文宣王庙，也有奉祀理学人物的祠堂。这些为奉祀理学先贤而在官学内展开的营建工程，为理学家宣扬他们的理念提供了机会，许多以理学思想为内容的官学碑记也因而涌现出来。正如表10所示，一篇学记的主题与其篇题中凸显的官学建筑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几乎所有以孔庙为题的碑记都被归入A组，而与理学先贤祠相关的碑记则大多被归入C组。
表10 地方官学碑记的主题与其篇题中凸显的官学设施之关系
综上所述，从11世纪初开始直至12世纪、13世纪，随着新的礼制建筑和教育设施被一再叠加上去，原先的孔庙就逐渐演化为一个庙学合一、奉祀对象驳杂、政治与思想意涵多元的建筑空间。与此相应，与这个建筑群相关的碑记就像这个建筑群本身一样，成为一种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在为地方官学作记时，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很多士大夫依然像以往那样，把写作的重心放在地方教育与孔庙释奠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从11世纪中期开始，很多为地方官学作记的士大夫也用大量篇幅来论述地方官学与三代圣王的关系、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主题，而从12世纪中叶起很多地方官学碑记更成为理学思想的载体。
结 论
地方官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立是宋代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兴建州县学是北宋后半期朝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庆历、熙宁、崇宁年间的三次兴学长久以来便已得到学界的瞩目。不过，从现存学记的数量来看，南宋时期地方官员和士人对官学的热情丝毫不减北宋。他们不断迁建、改建、重修、增修本地官学，并积极地筹措田产经费以保证其正常运作。随着营建活动的持续高涨，为地方官学撰写的碑记在宋代三百年间也成倍增长。这些碑记不仅记述了与州县学有关的种种营建工程，而且也为许多碑记作者阐发和宣传他们的教育理念提供了机会。本文借助计算机技术从多个角度对这些碑记展开整体性研究，旨在揭示不同地域之间思想观念传播的网络结构特征、探讨主要作者思想背景的嬗变，并从宏观层面分析碑记主题内容和话语体系的变化趋势。
宋代地方官学碑记中不同主题的前后迭兴和相互交织反映了地方官学在宋代三百年间的持续嬗变。在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的交叉影响下，地方官学的建筑空间和功能空间被不断重塑。11世纪中，地方官员和士人或自觉自愿或仰承诏命，在原本仅存孔庙的地方，新建了大量的教学设施，将孔庙转变为一个兼具礼制和教育功能的官学建筑群。时至12世纪、13世纪，他们又在这个建筑群中增建了供奉理学先贤的祠堂，使其最终成为形制复杂、功能多样、意涵多元的建筑空间。
有宋三百年间地方官学碑记主题内容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对官学的建筑空间和功能空间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造的这段历史。本文通过文档聚类分析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这个变化趋势。早期的地方官学碑记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孔庙及其作为释奠之所的礼制意义上，然而从11世纪中叶开始，一些碑记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地方官学。它们将州县学视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交汇点，把振兴庠序作为朝廷追风三代、踵武先王、推行教化、移风易俗的政治理想的体现。从12世纪中叶开始，理学的影响则在许多州县学碑记中浮现出来，于是这些碑记又成为理学家阐发和宣扬其道德哲学和教育理念的文字载体。在那些为奉祀理学人物的祠堂而撰写的碑记中，这一点尤为明显。
碑记主题的变化与碑记作者思想背景的变化互为表里。长期以来，学界在探讨理学与教育的关系时通常强调理学家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及其对士子专务举业的批评。本文的研究则凸显了南宋理学家对州县学的持续关注。自12世纪中叶起，他们便不遗余力地重塑地方官学的建筑空间和功能空间。利用为地方官学撰写碑记的机会，他们试图重新界定官学教育的宗旨，努力将其使命扩展到修习举业之外。
与此同时，本文还利用中介中心度测算、子群识别等方法，探讨了宋代不同地区之间思想传播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通过研究不同作者的影响力范围及其重叠情况，本文指出长江上游与其他地文宏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鸿沟。在宋代，虽然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之间的思想交流颇为频密，但是东部各区与长江上游之间的联系始终较为薄弱。这一点在南北两宋并无明显不同。南宋与北宋的差异在于，在跨地区的思想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作者群体在学术渊源和思想背景上大异其趣。在北宋，这些作者主要是声名赫奕的古文家，但是到了南宋，这个群体的思想趋向更加多元，其中很多是理学家及其追随者，但是也有文章之士和事功学者。凭借其社会关系、政治地位或学术声望，他们得以为散布于不同地区的学校撰写碑记，借此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广阔的地域内。职是之故，他们充当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思想桥梁，在促进各地区思想交流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将那些仅具地区性影响力的人物整合入全国性的思想传播网中。
Writing for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Authors and Themes in Song-Dynasty School Inscriptions
Chen Song
Abstract: A hallmark of the Song dynasty's achievements was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network of state-sponsored local schools. This engendered an exponential growth of commemorative inscriptions dedicated to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Many authors used these inscriptions as an avenue to expound and disseminate their visions of schools and educ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network analysis and document cluster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all the inscriptions extant from Song times for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t reveals a structural schism in the diffusion of ideas between the Upper Yangzi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Song.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growing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 ideologues that gradually overtook that of renowned prose-writers. Methodological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example of how diverse digital methods enable us to handle a large body of tex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invite us to explore connections we might not have otherwise thought of.
Keywords: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Neo-Confucianism; Network Analysis; Document Clustering; Song Dynasty
原刊《数字人文》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