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荐书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日】大木康 著；周保雄 译

定价：58.00 元

出版时间：2020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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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乃根据作者1991年发表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的特刊，书名为《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之基础上重新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由于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冯梦龙，由此关注到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即俗文学的隆盛。这背后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质背景，而后者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着直接关联。从宋元以来留存的古籍数量来看，晚明出版的图书并非循序渐进地增长，而是呈现为井喷式的激增，主要有别集总集、丛书、八股选本、戏曲小说等。其刻书性质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种。雕版方面，刻书字体改为以直线条为主（日本称之为“明朝体”）；装订方面，蝴蝶装几乎被线装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为提高。出版业的发达对晚明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林和复社等文人团体的活动结束后立即通过刻书传布扩大其思想，从而形成舆论。李贽等“异端”思想也通过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传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毁也无法真正杜绝。同时出现了陈继儒这样的“出版文化人”，他通过大量编书刻书，涉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众化。正是晚明出版业的勃兴，成为了其时文化繁荣的契机。

早期有关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焦点多着重在印刷技术史与版本目录的方面。至于印刷出版品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面，如书籍价格、阅读群体、社会效应与识字率等课题，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也较少。现在，明清的印刷出版文化史似乎已成为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大木康的著作研究着力于当时书籍的产生、流通过程本身诸问题，并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体系完整，征引文献丰富，可以说是了解明代出版文化史的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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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木康(Oki Yasushi)，1959年出生于日本横滨。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广岛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现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攻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游里空间——明清秦淮妓女的世界》《冯梦龙〈山歌〉研究》《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冒襄和〈影梅庵忆语〉研究》《冯梦龙与明末俗文学》等书，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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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言

第一章 明末江南书籍出版状况

第一节 出版数量的增加

第二节 刻书地区的变化

第三节 刊刻形态的变化——官刻、家刻、坊刻

第二章 明末江南出版业隆盛的背景

第一节 技术的进步

第二节 原材料的供给与刻工

第三节 书籍的需求

第四节 书籍的价格

第三章 明末江南出版文化诸相

——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

第一节 李卓吾思想的流行

第二节 华亭董家焚抄事件

第三节 东林和复社

第四节 明清交替时期的信息传递

第四章 明末江南的出版人

第一节 陈继儒

第二节 冯梦龙

第五章 　《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动

第一节 士人与出版

第二节 八股之士

第三节 诗文之士

第四节 再论八股之士

附录

一  晚明出版文化的成就及其影响

二  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

三  明末画本的兴盛及其背景

四  明清两代的钞本

参考文献

跋

中文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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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项技术革新及其普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进而改变此后的社会形态，这类事例绝非罕见。在中国，纸的创造（毋宁说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的实用化）和印刷术的发明，作为新技术而备受瞩目，更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纸的发明被认为是在公元2世纪初；而印刷术虽然在10世纪以前就已诞生，但直到10世纪左右为了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实用化。平田昌司的论文《从纸与印刷所见的汉语史断代》（《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三十九号，1988）考察纸与印刷术的发明给汉语史（特别是其记录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论证了在东汉与北宋时期，这两项发明给汉语史带来的巨大质变。另外，清水茂《纸的发明与东汉学风》（《东方学》第七十九辑，1990）也指出：纸的发明给书籍普及和信息传递带来了巨大变化，进而产生了学风嬗变，并导致了东汉末年知识阶层对体制的批判。同样，清水茂《印刷术的普及与宋代学问》（《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1997）论述了宋代由于书籍的普及，以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伦理开始向普通民众渗透，与此相应产生了朱子学；朱子学之所以以福建为根据地，与那里是当时的出版中心或有关联。

有关纸的发明暂且不论。印刷术肇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种观点如今已是常识，从以往中国印刷史的相关记述大致可见，人们对宋代的论述耗费了许多篇幅，而对宋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明清，只停留于比较简单的陈述。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倾向，存在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而被记述下来的。技术史家的着眼点在于某一技术被发明的某一时间点，对这之后的发展不太关注，这种情况似乎颇为普遍。就明代印刷进行专题论述的论文为数颇少，其中之一便是K.T.Wu（吴光清）的“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1943)，然而他的论文也多是从新技术的侧面——套版印刷、木版插图、铜活字、覆刻本的制作等来把握明代印刷的特征。

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先于约翰内斯·古登堡（译者注：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约1400~1468，德国人，西方活字印刷的发明者）的发明。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印刷史中，中国的活字印刷被大书特书，仿佛失去了轻重平衡。但是，与能用26个字母标记的欧洲语言情况不同，印刷汉字文献必须制作的活字难以数计，曾经的活字印刷未必是最佳方法。事实上，采用活字印刷的，常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部分富豪（在此意义上，由乾隆皇帝命名的“聚珍版”颇具象征性）；相反，廉价的坊刻通俗书籍则是由木版印刷。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

偏重于宋代印刷、重视活字印刷，以往的中国印刷史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书写而成。笔者则对这些印刷史的叙述持有怀疑。

当然，在年代更久远、书籍文献更珍贵的意义上，同时也在美术价值上，我对宋版书受珍视没有异议。只是，如果从我们今日对图书馆的利用感受来看，偏重宋版的想法实有不妥之处。现在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常为我们查阅的中国图书几乎都出版于明代以后——其实大部分是出自明代后半期，说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2~1620）以后的版本也不为过。这不仅对于任何以明代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是如此，即使是先秦文献、唐代书籍，我们也几乎都是依据明代以后的版本来阅读的。另外，即使存在宋版，人们通常也不是观看其实物，而是阅读后世的覆刻本（包括今天的影印本）。思考中国书籍的历史时，认为在明朝的嘉靖、万历时期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论述到此，我们已经可以预设一个反论。宋元版书籍之所以稀少，是由于宋元时代和现代在时间上间隔巨大，在时间上距离越远，留存的资料就越少。相反，明清与现代的时间间隔较小，留存的资料也就较多，是否真是这样呢？就此疑问，我想以下图做答（图1）：两图均以时间为纵向，以出版量为横向。如果假设宋代以来出版量大致为一定数量时，现存书籍册数就应如图A所示，呈均衡的金字塔状，这描绘出年代越古书籍越少的形态。然而实际上，如同我在第一章第一节所考察的书籍数量，书籍册数的演变大致呈现为图B，即：宋元及明初、中期的书籍稀少，嘉靖、万历以后的极多。即便加上现已散佚、仅从目录得知的宋元版书籍，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在嘉靖之前发生重大战乱，流传下来的书籍一时间遭到毁灭，图B那样的形态也就能理解。而事实上那时并未发生战乱，相反，倒不如说如同第三章第四节所述，可以认为，明末清初的战乱促进了用以传递信息的作为媒介的出版物的发展。书籍的现存状态之所以呈图B那样分布，只能认为是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

图1

笔者原本以晚明白话小说为研究对象。晚明时期，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首的白话小说的出版数量显著增多，皇皇巨作开始刊行，之前所出白话小说与这无法类比。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在探索其缘由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在当时白话小说流行的现象背后，是否整个出版业更为普遍地繁荣昌盛？就这样，我从事起明末出版文化的整体研究。

本书中，我首先要研究明末书籍出版量的实际变化及其背景，其次想探讨其学术及社会影响。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下的现象，它又是如何规定了明末以及此后社会、文化的走向的呢？这项验证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书名中有定语“明末江南的”，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江南”，是因为笔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冯梦龙、陈继儒等文人俱活跃于江南地区；也如正文所述，该地域在当时是出版文化的发达区域。这里所说的“明末”，大体上是指从嘉靖至隆庆、万历、天启、崇祯这一时期，与一般以万历以后为明末不同，这得事先说明。

本书对笔者1991年1月所发表的《关于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五十卷，特辑号一）进行了润饰和补充，再加上了之后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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