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川边风云》辑录（4）
1905.川边近现代史的一个节点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4）
西藏危急(下)
当英人“努力压迫中国当局放弃其与西藏有关之封锁政策”不成之后，就干脆动起武来。１８８８年３月２０日，英军便向我藏军驻守的隆图山发起进攻，将兵房攻毁。英国人的侵略行径，理所当然受到西藏军民的抵抗。在两个月后，藏军便调集三千兵力，向英军发起了反攻。而被洋人吓破了胆的驻藏大臣，则对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实行不抵抗政策。在《清实录.德宗实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光绪十四年三月庚辰（１８８８年５月９日），驻藏办事大臣文硕奏：'隆图山藏番与英军接仗获胜。惟英人向来多诈，已令该呼图克图谕饬仔奉倍加谨慎勿恃小胜而入’”理由是“藏界尺寸之争不应骚动天下，番众自挑之衅不能败坏全局”。朝廷即“谕旨”当时的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要求“传谕商上番官，毋再妄思报仇，出兵设卡，自贻祸患。”
腐败的清廷，终屈膝于英国殖民者，公元１８９０年（光绪十六年）３月１７日在加尔各达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即《中英印藏条约》）。“条约”第二款约定“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终督理，即为承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迳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往来。”英国人就这样将我西藏地区的哲孟雄（锡金）一口吞并。
三年零九个月之后，即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５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国殖民者又强迫清廷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九款》，“续约”约定“藏内亚东订於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辟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从此英人得以自由出入藏、哲边界，任其贸易。
英国人向西藏步步进逼，俄国人又哪肯干休。这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人的入侵十分恐惧，于是俄国人便通过达赖身边一个从俄国来的叫德尔智的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对其施加影响，促其“反清、仇英、亲俄”。进而达赖从１９０１年起，多次派德尔智前往圣彼得堡晋见沙皇。英国人又哪肯坐视，藉口藏人“为了表示对条约的鄙视和他们无视条约的决心，他们在离海关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地方修了一道墙，藏人和英国臣民都不许通过这道墙。”（见英《每日邮报》驻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印度总督寇松即下令派远征军入侵西藏。１９０３年６月，由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远征军抵达岗巴宗。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这支不断增加至二千五百人的侵略军越过吉拉普山口，进入西藏。“红愚峡”一战后，英军于１９０４年４月１１日进逼江孜。７月２日，英军以死７人，伤３６人的代价，攻占江孜宗堡。
１９０４年７月１４日英军向拉萨进发,８月１日兵临圣城。达赖北走青海。
１９０４年９月７日，英国侵略者逼摄政王签订了《英藏条约》（即《拉萨条约》）。西藏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以致腐败不堪的清廷也感到“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惊呼：“西藏情形危急！”
川、藏紧紧相连，英国殖民者的魔爪伸进西藏，势必危及四川。
习惯称川藏毗连的康巴西藏为川边。此时此刻，经营好这块地方尤显重要。道理很简单：“唇亡齿寒”。川边若生麻烦，不仅直接影响西藏的后援，也事关四川的安危。所以，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亟应思患豫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自固藩篱。”为此，朝廷采取了两大举措：
一是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由雅州府改隶建昌道。清廷在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设置打箭炉厅，属雅州府，以同知分驻，负责管辖关外各路土司。可“徼外各土司，地势荒阔，族类繁杂”，极不易控制。照此下去，藩篱难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朝廷便降旨，允川督所奏，升打箭炉为直隶厅，改隶建昌道。川督锡良等的理由是“而现在重要者，则川藏相距七千余里，川之察缓急于藏，与藏之资馈运于川，二者皆以西炉（即打箭炉）为枢纽。”打箭炉官府地位的提升，权力的扩大，一来可加强对川藏咽喉的控制，二来也便于对关外土司的管理。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强了对川边的管辖治理。面对英人的入侵，此实乃“固藩篱”以御外敌的明智之举。
二是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光绪三十年二月庚申（１９０４年３月２７日），降旨允准川督锡良等所奏，为妥筹藏务，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昌都），以“居中策应”。这样一来，便可“添设重镇，安驻大员，筹防练兵，次第奏办。庶几外可以慑藩服，内可以靖蜀疆。”这也是固藩御敌的重大部署。
凤全就是身负“固藩篱”以御外敌的重任，去做那驻藏帮办大臣的。按理驻藏帮办大臣，应该是帮办西藏的事，可此时的工作的重心事实上已移至川边，即康巴西藏。历史上的康巴西藏，包括今天四川的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区，以及云南和四川阿坝州的部份地区。
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入侵，这个在内陆不可一世的“凤老子”，要在受根深蒂固的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控制、“地势荒阔”的各路土司又难以驾驭的康巴地方“开垦实边，练兵讲武”，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