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见到过去的中国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旅游界曾流行这样的说法，“看一百年前的中国，请到上海；看一千年前的中国，请到北京；看两千年前的中国，请到西安”。一百年前之上海，正是租界林立、商贾辐辏、市井繁荣之时。两千年之长安，正值西汉。至于一千年前的北京，是辽之陪都，远远代表不了当时之中国，时值北宋，都城在开封。所以，说“看五百年前的中国，请到北京”还差不多；看一千年前之中国，只能去开封了。
那么，到了上述之地，就真的能见到当时的中国了吗？
即以距今最近之百年前的上海为例。去年底，曾和友人先后参观了邬达克故居，并他设计建造的息焉堂、沐恩堂、孙科别墅、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诺曼第公寓（现武康大楼）、刘吉生住宅、交大工程馆、宏恩医院（现华东医院）等。可以说，这位当年扬名上海滩的匈牙利籍建筑大师之精品，大部都还保留完好。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其孙子访沪，从当地官 员手中接过他爷爷所设计建造之建筑物的画册，感慨不已。置身上述建筑物里，的确能令人遥想当年之人物，而引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你真的能见到百年前或者半个世纪前之上海么？
要知道，百年前或曰半个世纪前的上海，不止是邬达克奋发有为之上海，而且是史 量才办《申 报》之上海；是王 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之上海；是鲁迅深夜奋笔疾书之上海；是张爱玲出名要趁早之上海；是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刻苦攻读之上海；是邹韬奋办生活书店之上海；是胡适任教中国公学之上海；是储安平冒着生命危险创办《观察》杂志之上海……
百年前或曰半个世纪前之上海，并非仅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而且也是国人事业、思 想与精神大冒险之上海。这样的上海，如此之精气神，今日还能见到吗？哪怕一丝一毫？我表示怀疑。昔日有“东方哈佛大学”之称的圣约翰大学现在悬挂着华东政法大学的牌子，大夏大学的主楼寄身于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固然“复旦”“交大”“立信会计”的名称未变，但也今非昔比了。
翻看从安西路旧书摊购得的1951年5月28日由大公报出版委员会编辑的《新上海便览》，其私立高等院校一栏有：
私立大同大学、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私立沪江大学、私立圣约翰大学、私立震旦大学、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私立之江大学、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私立立信会计学院、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私立上海法政学院、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上海商业专科学校、私立诚明文学院、私立同德医学院、私立新中国学院、私立新中国法商学院、私立南京工业专科学校、私立上海牙医专科学校、私立光夏商业专科学校、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分校。共计26所。
而当时的公立高等院校不及私立高校之一半：
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复旦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暨南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国立上海航务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外国语专科学校、上海市水产专科学校。
是时距上海解放已经整整两年了。而私立高等院校是公办高校的两倍还要多点。公私高校同台竞技，于学术研究之兴盛，可谓善莫大焉。而此时去今不过半个世纪。假如你是名高三学生，或有志于成为大学教师者，50年前你在上海滩的选择，是不是要比现在的要丰富许多？现而今，上述那些私立高校，你还能见到几个？也就是说，欲见50年前之上海，恐非易事了，更遑论一、两千年前之中国了！
不错，现在你去北京，可参观故宫、天坛与颐和园，据说故宫现在还推出了夜场，人气爆棚；到西安，可去秦始皇兵马俑看看，这些都是原物，跑不了。可是当年中国的精气神还剩下多少呢？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北京，刚出火车站，在站前广场上，就见两个肥胖大汉扭打在地上，却原来是两名出租车司机争抢生意。而两次去西安公干，均遇到不怎么讲道理的出租车司机，一次是我们自火车站打车去陕西师大，到了地儿，计价器上显示33元，而司机额外索要空调费。我们同他讲所谓的空调费应该已经包含在33元里了，他只是置之不理，直到我们表示要喊陕西师大的熟人来，他才悻悻作罢而去。返程我们坐出租车去火车站，下车后忘记索要发票了，一转身找到刚才路上聊得非常热情的司机，却转脸不认人，非要加价才给发票，还围上来好几个同伙。这样的西安，还是两千年前汉朝之长安吗？抑或一千多年前唐朝之长安吗？
李军在《活的“文化”与死的“遗产”》（刊“亚洲考古学会”公众号）里这样写道：
表面看，巴黎只有一处世界遗产，它即不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也不是卢浮宫和艾菲尔铁塔，而仅仅是塞纳河的一小段河岸（从圣路易岛到艾菲尔铁塔，1991）。
但凡熟悉巴黎者都知道，这一小段塞纳河正好是巴黎游船环形的路线，集中了巴黎最激动人心的视觉体验。如果你摊开法国地图，你会发现，法国六边形的国土是向着一个叫“法兰西岛”的环形地区（巴黎地区）汇聚收拢的，而“法兰西岛”则又内缩为一个叫做“西岱”的小岛——巴黎圣母院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是法兰西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从中世纪开始成为欧洲的中心。它的形状像一艘破浪前行的航船。我们可以想象，哥特式建筑、经院哲学、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法兰西的时装和美食，正是从这里扬帆传播到全世界的。以河岸作为世界遗产的思维顺应了这艘船的视角，它不是把圣母院当作聚焦中心，而是以它为依托，把沿途依次映入眼帘的一切——不仅仅是卢浮宫、荣军院、蓬皮杜中心和艾菲尔铁塔，而更是与自然的天光云影和人的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的活的生活本身，当作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点，与巴黎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与它最基本的素质，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巴黎建筑的窗户和玻璃，如同所有面向大街的咖啡座，都是为了各种视觉，为各种堂而皇之的“窥视”而存在的，而巴黎，则为你提供了一道长达两千年的风景的涌流，一个“流动的圣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正是这个活的巴黎。
“活的巴黎”？那么，我们今日之上海、北京与西安，与百年前、五百年前、两千年前的上海、北京与西安之间，还存在这种有血有肉有神经之联系吗？或者说，百年前之上海，五百年前之北京，两千年前之西安，还存活在今天市民的心里吗？
董鼎山（1922年～2015年）先生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在上海的报界当记者两年，1947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以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身份荣休。他曾在文章中记述，改革开放后，他第一次携瑞典裔妻子来上海，在饭馆吃饭时，窗户上趴着围观的人群，当时的人们非常稀罕这名白人女性。这让董鼎山感慨万端，盖1947年他离沪赴美时，上海已经是座国际大都市了，外国人士众多，谁又会稀罕见到一名外国人呢？没想到方才过去几十年，闭关锁国的结果，便是这等模样了。试问，此时之上海，与1947年的上海，其精神上还能相通吗？1947年前开放、多元、包容、自信、充满活力之上海，其实早已死掉了！
八十多年前，那位长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曾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他认为真正继承中国文明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因为汉唐时代形成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打断而失传。而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
而当代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持此一观点，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日本。想当年周作人赴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以学法语为名呆在日本不肯回国，后来还是乃兄鲁迅复信“法语不能换米面”劝其返国。他曾感叹，在异乡感觉如在故乡，而回到家乡，却觉如在异乡。我想，他所感觉到的，并非仅仅是饮食、建筑什么的区别，而是深层次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文明之联系：就像京都仿照中国唐朝都城长安而建筑一般，日本文化中也保留了众多中国文明之因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辜鸿铭的话并没有错。
其实，何止日本，恐怕就是韩国，所继承之中华传统，比我们的也不少吧。林金石在于《在韩国过年》（刊《三联生活周刊》2019.2.11～2.18）中，记述了他在韩国进修期间，与韩国女友郑素娥相识并相爱。女友的父亲是一名企业会长，当他第一次登门拜访时，所见到的是：
她家青砖黛瓦，门前古井绿苔点点。进门左边是厨房，墙上挂着两顶草帽，一把镰刀。客厅挂着几幅笔力苍劲的书法，落款为蝇头小楷“郑钟铉”，想必是素娥父亲写的吧，一派古朴优雅的景象。
接下来，素娥父亲问他：“我一直都仰慕中国，只是一直无缘前往参观，你可以给我说说中国春节都有哪些风俗吗？”又问：“你们春节祭社、舞草龙活动是何意？”接下来，又拿出觱篥来问他是什么乐器。作者对此“困窘得直摇头”，并由此而反思——
一个韩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竟知道得如此多，而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知道得却如此少，心里不禁有些不服气……
于是他下工夫要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其实，这名郑先生何止“知道”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因子，其实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呀！
由此一斑，是否也可多少窥见到一点，韩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了解与继承，比我们做得要好？
那么，问题来了，是否可以这样说——
欲看明代之中国，请去韩国；欲看唐代之中国，请去日本？
二O一九年二月廿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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