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通勤问题的思考

1月5日中午，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应邀作嘉宾参与“城市通勤”问题的讨论。

节目讨论主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近日发布《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上海平均通勤时耗42分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年12月4日发布《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计算了36个城市的单程平均通勤时耗、城市45分钟通勤可达人口比重、单程超过60分钟通勤人口比重。

数据显示，4个超大城市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3公里，而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则达到11.1公里。《报告》称，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通勤距离超过9公里，通勤时耗达到40分钟，是中国城市中通勤距离最远、时耗最长的4个城市。其中，北京通勤时耗47分钟，是全国唯一单程平均通勤时耗超过45分钟的城市。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需要将通勤时耗控制在合理水平。45分钟通勤保障已经成为全球大城市的目标共识。

随着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居民通勤问题正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因素。广播电台有请发言人重点关注：通勤时间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远距离通勤对城市轨道交通带来哪些考验？

如何看待通勤问题正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因素？

上海城市交通、规划所每隔几年的城市居民出行情况抽样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报告中也可看出上海的平均通勤时间。

城市通勤时间主要取决于城市的产业规划、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目前，重视“多规合一”。

从“三业”联动来统筹规划。置业、商业、就业。2006年10月9日我在市政协论坛上专题演讲谈这问题。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就报道：“城市规划应加入就业因素，政协委员建议探索三业联动”。

通勤时间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

大致有这四大因素：单位和居家的距离；出行交通工具的选择；交通是否通畅等。还有公交班车间隔时间。

从我平常出行来看。浦东南路上的公交车01和985两条线路经常班车间隔时间较长。还有郊区金山等，城市化程度相当高了，但还是按照郊区的公交车办法管理。间隔时间长达半小时。

为此，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公交车，你为何姗姗来迟”，“公交车请注入人性化一瞥”。呼吁公交车的服务要提高质量。

“住职分离”程度过高，会产生哪些影响？

时间成本过高；人易产生疲倦；工作往往分心；家务疏忽等。

通勤对就业是否会产生影响？

当然会。想起以往上海有调房中心。那时在住宅还没有商品化时期。许多家庭为了就业方便，进行调房市场上的自我调节。

受疫情影响，弹性的、远距离的办公是否在今后成为一种选择？

这已经成为一种选择。

纾解中心城区的通勤拥堵问题，“主动外溢”是否成趋势？

这主要看以下几个因素：中心城区的就业岗位安置；郊区的产业园区；地铁周边的众创空间等。

通勤经济成本如何应处在怎样水平？

提出这三大指标的考量：通勤成本占月薪收入的百分比；通勤时间占日付出劳动时间的比例；通勤速度、舒适度与劳动工作强度的比较等。

远距离通勤对城市轨道交通带来哪些考验？

思考：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城市轨道交通，能否有望成为工薪族的“月票”制？

苏州相城案例；昆山花木案例；太仓浏河案例；金山山塘村等案例等。

譬如：苏州相城，虹桥高铁站班车化发车，间隔时间很短。车票35元，时间25分钟。而苏州相城的房价仅是上海虹桥地区的约四分之一。青年白领如果在虹桥上班，有可能会选择在苏州相城居住。

反思：交通管理政策，鼓励家庭私人轿车对公共交通的反影响，大力倡导公交优先等。

电台直播期间，听众来电多是反映公交车服务问题。相比较中长距离，城市市民还是希望多乘坐公交车。

2021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