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囯的乾隆与假装祝寿的岛夷
乾隆五十八年，有个英国使团来到天津。
使团来得很是时候。头一年，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刚刚完成了他吹嘘自己“十全武功”的著作，那“岛夷”就不远万里前来祝寿，堪称识趣。皇上龙颜大悦，立即恩准。
那么，这伙“洋鬼子”当真是来祝寿的吗？
当然不是。南怀仁到达北京前的一甲子，英国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运气不错，发展势头正猛之时，大清帝国就开放了海禁，康熙二十五年又建立了四个对外通商口岸：
粤海关，广州。
闽海关，厦门。
浙海关，宁波。
江海关，松江。
可惜好景不长。七十一年后，乾隆皇帝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其他三个海关，同时颁布更加严格的外贸管理条例。这个决定对外商打击沉重。谁都知道，茶叶得在厦门买，生丝得在宁波进。限定采购于广州，成本高还不能保障需求。
英国人决定进行国与国的交涉。
〇 一口通商谕令
于是，乔治三世派出谈判代表，以老外交家马戛尔尼为特使，斯当东为副使。使团成员多达上百人，加上水手大约七百，单单上船登记就花了好几天。马戛尔尼乘坐的狮子号更是英国皇家海军一流军舰，舰上大炮就有六十四门。随船携带的礼物装成了六百箱，总价值高达一万三千英镑。
不过洋人再不懂中国，也知道明说来华目的，是见不到大清皇帝的。于是，他们给出了乾隆肯定买账的理由：陛下八十大寿时就想前来祝贺，可惜未能成行，现在补上。不过礼品体积庞大，结构精巧，如果从广州上岸，再长途跋涉运到北京，恐怕路上会有损伤。因此，特使将乘坐英王陛下派遣的船只直航天津，在距离贵国皇帝最近的港口登陆。
这封信翻译成中文后，语气便不再是对等的邦交，而是变成了诸如此类：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贡使带有贵重贡物，唯愿大皇帝施恩远夷云云。难怪乾隆看了以后会说：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〇 英王乔治三世像
哈哈！事情还没开始，双方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急于见面倒是一样。五十七年十月，乾隆吩咐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和署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郭世勋：海洋风帆无定，贡船随时随地都可能靠岸。只要到了，当地就要派妥委员迅速护送贡使和贡物到京，不得稍有延误。
显然，他的心情很是急迫。
两个月后的五十八年正月，乾隆又下谕旨，先将前面说过的“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云云复述一遍，然后交代臣下：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应该没有他意。然而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因此，届时必先委派大员多带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锐，对该国使臣及随行人员和贡物行李例行检查。这件事定要严防外省陋习，不可废弛因循草率敷衍，或夸张声势显得张皇。
六月份起，乾隆开始频繁过问此事，有时竟接二连三地发出上谕，从见了贡使该如何行礼和宴请，到贡物应该怎样搬运和走哪条路，事无巨细无不指示。这时，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就像一个急于得到玩具的少年，同时又像生怕被洋人小看的土豪。他指示接待人员必须告诉对方，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只是因为尔等航海来朝，涉万里之遥，阅一年之久，大皇帝才加恩体恤，同意御览。但这些话，又必须是在闲谈时，以看似无意的方式向对方暗示和透露。
〇 马戛尔尼像
可惜，还是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马戛尔尼等人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心里虽然十分不快，却还是表现出天朝上国的雍容大度，并设身处地给出了解决方案：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那就在叩见时暂时松开绑腿布，行礼后再绑上就是。他还说，如果对方固执己见，那是会让其他藩部使臣看笑话的。
然而英国人的理解恰恰相反，认为放弃平等邦交的原则才真是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提出两个方案：要么特使和副使按照本国习俗单膝下跪，要么大清也派出同级官员，在英国国王的画像面前三跪九叩。否则，宁可不去祝寿。
那么，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中英双方其说不一。大清的记录称，贡使见到乾隆皇帝自己就趴在了地上；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则说，他们始终没有作出妥协。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使团在八月初十的招待会上只是单膝下跪，到十三日的万寿盛典时则三跪九叩。
乾隆接受了祝寿，还撰写了味同嚼蜡的一首七律，记录远夷的输诚朝贡。至于马戛尔尼通过和珅转达的请求，诸如在北京建立贸易代表处，以及在其他口岸通商之类，则毫不犹豫地予以驳回。理由也很简单：天朝没有这种体制。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在八月十九日的谕旨中，乾隆对军机大臣说：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但是考虑到那些提议系该国国王具表恳陈，并非使臣自行禀请；更何况使团航海远来，尚为恭顺，应该体恤，乾隆便又在当日以“奉天承运皇帝敕谕”的方式，对英国国王进行了训诫。
训诫有两份文件，全都洋洋洒洒，非常耐心。乾隆告诉英国国王，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只是因为茶叶、瓷器和丝绸确系西洋各国生活所需，这才法外施恩，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如此足以照料，为什么还要留人在北京呢？倘若天朝也差人常住尔国，又岂是尔国能够遵行的？
〇 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回信（节选）
不能说乾隆皇帝蛮不讲理，只能说双方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结果却是中国人吃了大亏。因为主动提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英吉利绝非什么蕞尔岛夷，而是已经取得了海上霸权的大帝国，工业革命的带头人。早在马戛尔尼访华二十四年前，瓦特就发明了蒸汽机，此后则创新不断：
十四年后，美国人富尔顿发明汽船。
二十一年后，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
三十二年后，世界上第一条铁路通车。
这些当然都是乾隆不知道也不关心的。马戛尔尼带来的科学仪器和先进武器，则都被锁进库房，束之高阁。问题是就连如此糊涂也不能算作错误，纺织机和蒸汽机之类则确实并非农业帝国的必需。没有汽船和铁路，不是也没耽误皇帝南巡、官员赴任、读书人进京赶考和老百姓生孩子吗？
甘薯和历法确实值得引进，其他似乎可以算了。
乾隆也有理由感觉良好。马戛尔尼来华前，大清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有四千四百多万两银子，十八行省的人口三亿三千三百万。他在位的年头也正在接近祖父康熙，耳朵旁边却清静得多，或者准确地说只有颂歌，没有逆言。那么请问，他又为什么要对“洋鬼子”敞开国门？同样，出几个贪官也无所谓。天朝家底厚实，猫儿们尽管偷腥就是。
其实，无论对乾隆还是和珅，使团的观感相当好。前者凛然不可侵犯，却又和蔼慈祥，对客人照顾周到。后者漂亮潇洒，稳重有度，完全有大国首相的风范。民夫的吃苦耐劳和工匠的聪明能干，更是让他们赞叹不已，同时也惋惜这些长处用错了地方：宴席上的菜有几十道，根本吃不完；官员衣服上区分职务和级别的花纹上百种，完全记不住。
因此借用马戛尔尼的话，大清帝国就像年久失修的豪华战舰，仅仅依靠水手们的支撑才没有沉没。头等舱里的人却并不知道这些，只有一部文学作品感到了它的百孔千疮。
这部伟大的作品，就是《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