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

张茹伦

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哲学危机不但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谈论的话题，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一方面是哲学越来越成为学术工业的从业者们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哲学普遍被人忽视，即使是在社会文化中也日益退居边缘的地位。普通人最多对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伪哲学有点兴趣，但更多的则是对哲学敬而远之。

与此同时，也不断有人对哲学危机提出自己的种种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往往是从外在经验层面的哲学不景气和日益没落来看哲学的危机，很少对哲学危机的内涵及其原因有所揭示。对经验事物的危机尚且不能仅仅通过描述其外在表现来把握它，对哲学危机就更不能停留在表面，因为那将无法认识哲学危机所包含的重大哲学问题，从而把握危机大多会蕴含的契机。

危机意味着严重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常到要威胁事物本身的存在。因此，要知道一事物的危机究竟为何，首先要知道它一般是什么。哲学与人的思维有关。人的思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与我们的生存本能有关，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特殊的、现实的、实用的、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为目的。

另一种则不然，它并不以任何具体、特殊的问题为目标，而以把握作为整体的存在为目的。哲学就是这种类型思维的产物，哲学的诞生是以人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大全或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的。《易经》之所以为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明确试图用“易”(不易、变易、易简)这个概念来从整体上把握天地万有的根本。而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用水、无限或气来解释世界存在时，也是这个意思。

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思考大全为根本特征。当然，这决不是说哲学不思考其他问题，而是说，哲学思考任何问题，都必然是在大全或作为全体的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都必然可以还原为此一问题，因为大全问题不能肤浅地理解为纯粹范围问题，而应理解为最高的问题和终极性问题。胡塞尔说哲学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关于存在者全体的学问”，不但符合西方哲学的事实，对于中国哲学也一样适用。

但是，哲学对此最高问题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绝不同于一般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而是要找到足以给自己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以根本指导的原则，发现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根据，也就是根本道理，以使自己能够安身立命。没有这样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道理，人类就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自己的存在是无根的存在。

人与其他生物最根本的区别，大概就在于要给自己的存在找出一个理由，要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某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总是建立在人对自己和宇宙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否则他就无法根据这种理解，而不仅仅是本能来决定他在世界上的种种行动。人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思考世界和宇宙的意义，因为他一开始便把自己与宇宙视为一体。古人所说“为天地立心”，正此之谓也。

然而，哲学的这个特性，近代以来却被逐渐否定和抛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现代性使然。胡塞尔曾明确揭示过现代性与哲学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是万物一体的信念在近代动摇了，“这绝不仅是由于表面上的原因，即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而是近代科学(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使得自然成为一个自身封闭的物体世界。这“很快就引起了关于世界一般的理念的完全改变。世界可以说分裂成为两个世界：自然和心灵的世界”。

与此同时，是主体概念的出现，事实上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的方面。近代主体性概念是人对自己认识世界能力产生怀疑的产物，笛卡尔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疑字当头。

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笛卡尔哲学为两个噩梦所苦：一是实在性的噩梦，即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类生活的实在性；二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怀疑的噩梦。这种最终只能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的主体概念，最终的结论是我们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建构。

由此，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大使得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重构世界”。自然经历了从神的任意产物，到异教的命运女神，再到运动中的物质这样一个一再重新理解的过程，自然最终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机械物质运动的实体，只有内在的机械规律，没有内在的目的。

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的机械规律。笛卡尔和霍布斯在许多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在物质机械自然观和人从属于自然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等思想家寻求一种新的开端，不再把人或神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地位，试图不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的自由的产物，或者一个彻底全能的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理解成物质的机械运动的产物。”物质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唯物论与自然实在论成为最为流行的存在论理论。

但是，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笛卡尔，都认为物质运动可以还原为数学公式，自然界是“一部由时空中的物质运动所构成的巨大而自足的数学机器”。世界是一个几何学的世界，“只能通过纯粹数学来认识”。

然而，数学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数学化的世界，即我们人通过数学构造的世界。这样，“笛卡尔针对普遍怀疑获得确定性的方法，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明显结论高度一致：即使一个人不能按照某物给予或揭示的样子来认识真理，他至少也认识他自己制造的东西。”现在，理性是我们认识的最高权威，但这个最高权威所蕴涵的秩序，不是由我们心灵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我们心灵构造的秩序。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不过是以先验哲学的方式系统阐明和论证此一结论。

自然既然成了客体，成了对象，用理智与意志掌控这个对象、改造这个对象以满足人的需求，就势在必行了。要掌控和改造自然，首先要认识自然，认识论在近代的兴起，肯定与此有关。另外，掌控和改造自然离不开方法，从笛卡尔的普遍数学的理想开始，近代人一直对方法情有独钟，数学方法与逻辑方法成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代名词。

当人把自然和世界作为自己控制和改造的对象时，他实际如柯瓦雷所说：“在世界中失去了他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失去了他生活于其中、并以之为思考对象的世界。”西方人也把世界离人而去叫做世界的异化。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也改变了人对时间的理解。在古代，西方人把时间理解为万事万物依据循环的自然秩序的生灭变化，时间意味着存亡兴衰，谁都不能逃避这个时间的法则。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时间是天启时间，过去的堕落与将来的救赎都已神定，这个时间与人的活动无关。

但到了近代，随着人对自然界越来越大的征服和改造，历史开始被视为人类的进步史，有一定的方向和目标。这目标就是征服自然，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想要的一切，过舒适的生活。“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是现代所固有的，是现代自我理解的本质要素。”

另一方面，随着把世界和自然理解为与人对立的客体，均一、虚空的物理学的时间观念成为标准的时间观念，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但有时又显然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如何将我们的生活与这种时间相关。”

总之，标志着现代世界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

人的能力也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与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人的生活也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总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不但使理性本身，还使'整个生活关系的系统’陷于分裂状态。”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这种分裂使得哲学本身“经受了一种内在的解体”“'最高的和终极的问题’统统丢弃了”。

这样的一种分裂，还使得哲学不再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而成为一种狭义的纯粹理论。思庐edit

康德在其哲学百科全书的课中告诉我们，古代哲学家把人的使命与实现此使命的手段视为他们科学研究(即哲学)的主要对象，直到近代，它们一直是哲学家的真实理念。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首次区分了思辨和智慧，认为思辨对实现人的使命毫无助益。他的哲学就是要教人智慧。

古代哲学家都是智慧的教师，他们自己就如他们所教的那样生活。但是到了近代，人们把哲学看作是一门思辨的科学，它的任务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好，而是教我们更好地判断。像哲学所教导的那样生活者，会被看作是在白日做梦。

虽然希腊哲学家大多知行合一，能够像哲人那样来生活，但希腊哲学的主流倾向却是逐渐将理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但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却是定义概念和指出人们论证的错误；他自己的确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他的哲学却明显以理论为旨归。

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理论生活方式视为最高的实践方式时，他们不过是把苏格拉底哲学中潜在的倾向加以突出和阐明而已。柏拉图虽然提出“哲学王”的概念，但在他那里，哲学家从政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牺牲。西方语言中“理论”一词来自古希腊文theorein(旁观)，该词原意是指旁观、观看公众节日。这种公众节日的旁观者叫theoros，只看而不参与。进行理论沉思者是日常生活的旁观者，他们以沉思根本真理为职志。

到了近代，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理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转向——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活动。康德在第一批判中特意区分学院哲学和世界哲学两个概念，指出世界概念的哲学与每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问题，即人的使命有关，为此，他将实践理性置于理论理性之前，却无法避免他自己的哲学成为近代理论哲学或哲学理论化的典型，这正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哲学越来越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是哲学的功能范围日趋萎缩：“哲学剩下能做的，是解释性地沟通专家知识和日常实践的取向要求。留给它的是阐明并促进生活世界整体关联的自我理解进程。”哲学的地位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哲学本身陷入存在与否的根本危机，哲学死亡的判决书层出不穷。

即使以哲学家自居者，如哈贝马斯，也认为哲学“作为解释者也不能吹嘘与科学、道德或艺术相比，唯有它能洞察本质，它只拥有可错的知识”。据此，哈贝马斯认为：“哲学也必须放弃其干预社会化过程的学说的传统形式，保持其是理论不变。

最后，哲学再也不能根据价值的多寡把不同生活方式多样出现的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它只能把握一般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如果说马克思还因为哲学家只能解释世界而摒弃了当时流行的作为纯理论的哲学的话，那么哈贝马斯则相反，他要求哲学只作为理论存在。这个对哲学态度的明显反差部分地反映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嬗变。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既然已经放弃了对总体性或大全的追求，它又如何能“把握生活世界的普遍结构”?近代以来，哲学先是以自然科学为效仿的典范，继而试图与各门科学各司其职，最终在各门具体科学面前俯首称臣，乃至将自己限于对科学的结论进行一般解释与说明。

而各门人文科学和艺术在现代的壮大，使得哲学再也无法垄断“生活世界整体关联的自我理解进程”。哲学的确对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这同样也不再是哲学的专利；相反，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不断挪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批判的武器和论据，这导致哲学家自己都认为哲学不再必要。今天，批判现代世界危机的主力早已不是哲学，而是上述各门科学。哲学日益退化为纯粹的学术工业和学院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与时代日益脱节，越来越具有“无时代性”的特征。19-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哲学以各种形式的现代性批判为其主要发展动力，但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技术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的典型标志恰恰是“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将哲学与时代逐渐隔开，意义和真理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而只是语言问题；语言批判取代了时代批判。

但西方哲学的这种现状恰恰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实质意义的缺失。人们可以承认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形式意义，但除此之外却是意义的虚无主义——无意义；最多也是只有局部的、不可通约的、碎片化的意义，而不再有整体性的、贯穿人对世界和自己的所有理解和行为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缺失，原因不止一端，但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的整体统一性的追求，与这个世界一起分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由于哲学失去了其根本的内容，“理性萎缩成了形式合理性，从而内容的合理性变成了结果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则取决于人们试图据以解决问题的程序的合理性。”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并未改变理论脱离现实的状况，反而加强了哲学与现实的脱离倾向，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的思维技术，或对思维条件、规则、程序的思维，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甚至不再是存在论。哲学的这种演变，以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方式，显示了现代和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但却是出于理论哲学的需要，它没有像古代哲学那样，关心人的灵魂和人的日常行为。它只对思维主体之“脑”有兴趣，对行为主体的“心”很少予以关注。

它比较热衷人是如何想的，最多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和说明人的行为，却从不说明人的实践行动的德性条件。这其实是把人还原为没有自由意志和价值取向的纯粹自然有机体。虽然道德哲学不但没有在现代哲学中缺席，反而由于现代性本身产生的道德危机而成为哲学研究的热门，但现代道德哲学却同样是一种理论哲学(康德的道德哲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兴趣主要在研究人的价值和行为习惯体系，分析阐明道德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命题，析解道德或伦理的构成要素。

它本身并不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尤其是如何使自己向善或变得更好。相反，它只是对分析善的概念有兴趣。正因为如此，“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或现象学哲学，都将无力觉察现实世界中道德思想和道德实践的无序状态，如同它们面对想象世界中科学的无序状态时无能为力一样。”

此外，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从现代主体性出发，往往将他律和自律视为古代伦理学和现代伦理的根本特征区别：前者是他律的，即以天命或神旨作为道德的根据；而后者则以道德主体——人自身作为道德的立法者。根据现代性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人在道德上从神学和迷信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种“解放”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的行为者自诩的道德话语丧失了任何权威内容。”现代性无法为其道德信奉提出一个世俗的合理化论证。现代世界的虚无主义和价值无政府主义实肇端于此。

西方伦理学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一般而言，与现代性和现代世界的产生是同步的，或者说，它是它们的直接产物。导致这种转换的关键因素有二：宗教势力的衰退和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本来理解人与道德。

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经验自然科学纯粹根据各种生理和物理的机械作用来理解人，从而剥夺了人身上的神性和自由意志；这又导致宗教神学的进一步衰落。休谟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一个经验的人的科学中，义务(obligation)概念是成问题的。科学解释实然，但它不能产生应然的规则，即人行为的规范性规则。

“规律”这个术语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具有绝对规范性的意思，而只是指始终发生的事或事物必然发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内在于自然。这样，道德就不再有超越的根据，其根据转到了道德主体——人的手中。

然而，真正的道德主体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从原则上讲，他们具有同样的作为道德的立法者的权利。这必然会产生如下的问题：“为什么所有其他人现在都应该听他的呢?”而现代性的所有主要的道德理论，包括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证明都无法给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承认的根据，它们彼此在道德基础的问题上分歧深刻，更不能像古代伦理学那样，以使人向善为主要目的。

很显然，现代道德哲学的危机其实是哲学本身危机的一部分，也是由于现代性原则使然。现代性使得哲学最终放弃了它最初的追求。在《交往行为理论》导论一开始，哈贝马斯就指出：“哲学自其开始以来就致力于用在理性中发现的原理来解释世界整体，解释各种现象多样性的统一。”

但是，他又看到，哲学的这个传统现在遭到了质疑。哲学现在不再与世界、自然、历史、社会的整体性知识有关。这不仅是因为经验科学的发展，而且更是由于随着经验科学的进步，哲学对自身的反思所致。哲学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科学惯例的框架里思考问题。

哲学思想已经放弃了它的整体性追求，兴趣转移到科学理论的逻辑、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行为理论，甚至美学，当然我们还可加上政治哲学等所谓的部门哲学或专门哲学。哲学变成了“Metaphilosophy”(后哲学)。哈贝马斯认为，这意味着哲学已经失去了它的自足性，哲学最初追求事物的最终根据的企图失败了。

如上所述，当代的哲学危机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产生的。当现代性将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现象与本体，以及其他所有由此而来的根本二元分裂时，人类也就失去了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大全或总体性就成为形而上学的虚构而被彻底抛弃。

另一方面，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分裂的世界观必然使得现代性哲学的方法论是用理论的态度，即认识理性的态度处理一切事物；它的基本问题模式必然是“是什么?”而不是“如何是?”它将一切问题都还原为此一模式的问题。但是，哲学从一开始，恰恰就不追求客观知识论意义上的“是什么”，而关心的是“为什么是”和“如何是”。因此，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哲学的危机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中国传统哲学自然有它自身的种种问题，但是却对上述西方哲学的问题具有免疫力。首先，中国哲学持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始终在事物的整体性上看问题，始终要求哲学思想提供整体性的理解。其次，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是实践先于理论，主张知行合一、学行合一，从来没有发展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理论、纯哲学。中国的哲学向来既是哲学，也是生活方式。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主客体分类的毛病，自然也不会有由此分裂产生的种种问题。可是，由于国人近代以来按照西方现代哲学观来理解传统哲学和改造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也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其实是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一个曲折变种。就此而言，解决哲学危机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哲学对于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话。在克服哲学危机的事业中，具有现代哲学病免疫力的中国哲学，其意义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