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电视剧《装台》原著作者陈彦：请给劳动者一个敬重的注目礼
电视剧《装台》剧照
请给劳动者一个敬重的注目礼
——访电视剧《装台》原著作者、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
中国艺术报记者 金涛
日前，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热播，一群隐于幕后的装台人被推到了前台聚光灯下。装台在七十二行之外，是剧场艺术发展促生出的新行当。装台人和艺术密切相关，布景、灯光，全为艺术服务；装台人干得却是体力活儿，升降平台、假山巨石，一场演出要拉几卡车；大型演出，有时要有上千灯光组合，而一只灯有的就重达上百斤。干装台的，大多是农民工，他们用汗水为别人装点梦想，自己却成为被忽视甚至无视的群体。装台的故事并非热门题材，装台的话题略显沉重，电视剧热播令不少人意外。究其原因，得益于张嘉益、闫妮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得益于电视剧的成功改编，更得益于原著小说中浓浓的烟火气，写出了小人物酸甜苦辣的生活真实。
电视剧《装台》剧情动图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装台》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冬日的午后，阳光打在陈彦的办公室里，一种暖意油然而生，正如陈彦带给人的感觉。
装台的生活里充满人生况味
记者：小说《装台》初稿完成于2012年，当年写作时有没有考虑有一天要改编影视剧？
《装台》 陈彦 著作家出版社
陈彦：没想到。写作时我已经离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到别的单位工作了。回想我在那个院做院长时，办公室的后窗楼下就是剧场后台的后门，那时我们搞了一个“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活动，剧院四个团轮番演出，几乎每天都有装台任务，每天都能听到那些人生冷蹭倔、叽叽喳喳地说这说那。我离开后，突然发现那种生活是那么接地气，就像从庐山出来再看庐山，有了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原来装台的生活里也有很多哲学与人生况味。
记者：有人觉得装台是小众行业，并不光鲜时尚，不一定适合做电视剧。后来是什么机缘决定改编呢？
陈彦：很偶然。因为张嘉益先生是陕西人，他对《装台》小说很感兴趣。当时他刚做完《白鹿原》，特别想做有陕西特色的电视剧。小说看完以后他很高兴，很激动，我们吃羊肉泡时谈了两次，谈得很投机，他说他要做这个剧。
小说中对菊花这个人物下笔比较狠
记者：从小说到电视剧，人物、故事都有一些变化，在您看来，几个主要人物，哪个变化最大？哪个和原著比较一致？
陈彦：电视剧《装台》总体来讲遵从了原著精神，小说中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挫折、韧性、奋斗精神都在。小说、影视、戏剧，各有各的创作规律，受众群体、市场规律都不一样，需要认真辨识、研究。
在改编中，编剧马晓勇先生和导演李少飞先生做了很多功课。一方面，我认为他们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原著，我跟马晓勇先生多次在一起吃羊肉泡，做沟通。现在有些影视剧在改编中不研究原著，只找一个故事核，丢失了文学精神与本质。另外，马晓勇先生本人从小就在文艺团体的大院里长大，父亲是著名戏曲音乐家，对这里面的故事相对熟悉，所以在改编上既遵从原著，又有新的创造。
电视剧《装台》剧照
说到人物，变化比较大的是刁菊花，刁顺子的女儿。小说中这个人物我下笔比较狠。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些孩子在追求物质利益时，对自己靠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父母越来越不尊重，嫌来钱太慢，腰包太瘪，上不了台面。他们看重名牌包包，各色化妆品，追求豪华时尚，当父母满足不了时，他们就不再觉得父母有什么生命分量，甚至变成父母的勒索者、厌弃者。
社会过度崇拜物质，表面看是一种光鲜，但这种光鲜会撕裂很多家庭，撕裂很多感情，让人性变得乖张，怪诞，甚至穷凶极恶。我也是这么多年在关注底层人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决绝地写了刁菊花这么一个人物。有人说是不是写得太狠了点？我说是的，挺狠，但这是严峻的现实存在。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让父母自惭形秽，尤其是让那些靠肩扛背驮获得一点劳动价值的父母变得卑微不堪。现实是残酷的，我无法回避。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曾经泪眼婆娑。但是电视剧毕竟更为大众，需要对这个人物做调整，既保留了她凌厉的一面，也有作为女儿的温暖，还有对父亲的逐渐理解，挺好的。编剧、导演和这个演员都有新创造。
顺子是弱势群体，但身上有光和热
记者：主人公顺子这个人物跟原著小说比较一致，但电视剧侧重他生活中温暖的一面，小说中对他艰辛的一面其实有着更深刻地揭示。
电视剧《装台》剧情动图
陈彦：小说毕竟是小说，在书写过程中我多次离开电脑，不得不去洗一把脸上的泪。顺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城中村长大。城中村本身很复杂，有很霸道的人，有很牛气的人。顺子什么都没有，活得比较弱势，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城中村容易养流民，为什么？因为在出卖土地的过程中获得一点钱，有的用这些钱做生意发了，有的拿这钱赌博，赌完了就去吸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顺子始终朴朴实实，靠肩扛背驮，靠蹬三轮车，靠挣挣巴巴的劳动力，挣一口吃一口。
电视剧《装台》剧照
顺子本性善良，无形中能把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吸引到身边。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暖流、有宽厚、有包容、有光和热。顺子挣了钱跟大家分，钱叫人家骗了他能站出来去拼命讨要。另外他也很主动，毕竟是城里人，懂得社会交往，能和瞿团、靳导、铁主任这些人搞磨关系。其实他活得很苦，有时也有一点小市民的狡黠，但他身上有非常朴素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都是社群存在演进的基本要素，这些像大自然的引力一样吸引了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
顺子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大厦的基座，这个群体很大很大，他们是基石般的存在，文学艺术应该给他们以光亮。顺子是装台工，他们一辈子为别人搭台，让别人处在高光时刻，自己是隐身的，我感觉这里面很有意味，正如《装台》这个名字。
电视剧中，张嘉益先生演得非常好，我看他骑三轮车的那种身影、表情，有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就出来了，我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感情是如此的脆弱，张嘉益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刁顺子，闫妮也是我心中的那个隐忍而又善解人意的蔡素芬，戏多细腻深刻。他们充分表现出了艺术家丢掉明星“范儿”后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这一批演员都让我很敬重。西安这样的城市，蹬三轮的不会少于万人，这种人的背影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当我们行走在城市，看见这样一些建设者，看见这样一些用诚实劳动为自己获取收入的人时，应该给他们一个敬重的注目礼，而不是投以鄙夷的眼神。
感谢生活的恩赐
记者：顺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陈彦：确实有。我和装台的这一特殊人群打了很长时间交道，里边确实有一个原型人物，大家都叫他“生生”。“生生”是陕西话，有点“二”的意思。就是干活舍得下苦吧。当然生生一个人的故事不足以构成文学典型。生生就是城中村出来的，一群装台人的领头，常常因为装了台被欠账找我这个院长解决问题。都说他面子大，动不动就敢找院长要钱。时间长了，我们就熟了，关系比较好。后来我离开单位也常见他，把三轮车就放在戏曲研究院大门口，窝在车厢里打瞌睡等活儿。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其实此前就有写他的意思，也有意找他聊过几次，而真正下笔却在离开剧院以后。
对我冲击最大的是这些人的苦累。我有晨练和清晨背诵的习惯，一早起来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只要有能卧人的地方，都卧着他们这些装台人，装了一夜，早上累得不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在下水道井盖上弓着一个人，因为井盖下边有暖气管道，他是累了一夜，卧在上面睡觉取暖。这个画面始终冲击着我，长期萦绕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不吐不快，不写不行。我跟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这是生活的积累，更是生命的恩赐。
记者：您在写农民工题材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时谈到，城里人对农民工封锁着秘密，农民工也不想向城里人敞开胸怀，彼此之间很难感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写作《装台》，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有没有做一些采访？
陈彦：是的，写《西京故事》时我多次进城中村采访。有时自己去，有时通过朋友和村里的领导，帮忙介绍有特点的农民工。我问他们一天挣多少钱？如果一天挣200块钱，我就跟他聊上半天，给人家200块钱。聊天时，有人愿意说，有人不愿意说，在纠结中你就能洞悉他内心的波澜。
我的小说习惯写熟悉的对象，不熟悉的生活我写不了。我常讲，生活有七分，最多写出三分，这样三分里才能有一点生活的质感，如果是你只有三分，想写出七分质感，绝对不可能。生活储存对于写作是致命的。比如我在18年前写《大树西迁》，当时西安交大希望我写一个关于交大西迁的长篇电视剧，我到上海交大的博士楼住了35天，又到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勘探，光录音带就弄了几十盘，但最后还是没写电视剧，觉得没有找到丰富的质感，这条大河没有流动起来。后来我写了一个不到3万字的舞台剧，就是秦腔《大树西迁》，现在还在演出。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写了不到3万字，改了无数遍，生活让我只能如此。我觉得当你吃不透生活时，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使不得的，硬憋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行。
我自己也是打拼者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您是知名作家、编剧，在多个不同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情怀要持续关注、写作底层人群？
陈彦
陈彦：我自己也是一个打拼者，奋斗者。我始终在写作、阅读、思考。在不同岗位的历练无形中也为我打开了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在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院里有六七百号人，连家属算在一起有几千号人，生老病死都得管。再加上院门口就有一两千农民工整天拥来挤去，时间长了对我影响也比较大。
另一个，我也是从底层来的，我父亲做了好几个公社、乡政府的乡长、书记，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从这个公社调到那个公社，调了好多地方，老百姓到公社来找他办事，我老听他说，都是些可怜人。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样子。
记者：《装台》写作到现在将近十年了，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小说，感觉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陈彦：有一些难忘的细节还没有写进去。比如上一次回西安，我又看见生生在剧院门口等生意，头靠在三轮车帮上，身子窝蜷在里边，两个脚很高地翘着，看来等的时间不短了。看那种等着人来找他干活的难场感觉，我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讨生活真的不易。我的小说里还缺乏这样一个等待的细节。
小说应有一种轻快的调性
记者：除了人物的变化，小说的风格和电视剧也有较大不同。原著小说是让人心酸的，沉重的，但电视剧则是轻喜剧的风格。您如何看这个变化？
陈彦：《装台》这个小说本身读起来也比较轻松，我很注重小说笔调的轻快，小说应该有一种轻快的调性。当然轻快并不意味着漂浮和轻松，有时越轻快越有一种沉重感。电视剧定位以喜剧的风格呈现，我觉得很好。
记者：《装台》里人物各有面貌，语言各有特点，非常鲜活，如何做到？
陈彦：在西安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小说应该写出当地的特色。今天看《水浒传》，里边有很多都是民间的、地方的语言，读来特别有感觉、有意味。我写小说时比较注重陕西话的使用，但为了方便读者，有些太过于地方化的语言还是做了转化。出版时，编辑觉得读不懂的地方，他们反复征求我意见，后来也有一些让步和调整。
马晓勇先生这次在改编时更强化了陕西方言的运用，导演李少飞和美术工作者们又加重了这种烟火气元素的多重运用。再加上张嘉益、闫妮、孙浩等一批演员就是陕西人，他们这样说话、处事是从生活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电视剧《主角》剧本改编进行中
记者：听说您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主角》也计划拍摄电视剧，目前情况怎样？
《主角》 陈彦 著作家出版社
陈彦：《主角》出来后，来谈改编人的比较多，但张嘉益先生看完就说，谁都嫑给，搞完《装台》就接着搞这个。后来张艺谋导演也看上了这本书，听说他是在长途飞机上把这本小说读完的，飞机一落地就让找作者联系版权。现在是张艺谋先生和张嘉益先生在联合推动，还在改编剧本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