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罗·胡特：一名血液科医生的“进化史”
窗外的阳光透进屋子，胡特医生有一头酷酷的招牌式直立短发，爽朗的笑声透着一方盟主的气度。然而，当采访正式开始后，他的自然与平和立刻将大家打动。德国人似乎与生俱来的严谨气质与年过不惑的温雅交融，胡特和他治愈布朗的故事一样，就是这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1996年冬日的一天，柏林洪堡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胡特拿到了图书馆里新一期的《科学》杂志。在这期杂志上，胡特无意中阅读到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斯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J. O’Brien）等人关于HIV感染和AIDS进展抵抗基因的一篇文章《Genetic Restriction of HIV-1 Infection and Progression to AIDS by a Deletion Allele of the CKR5 Structural Gene》。
在这篇文章中，美国科研人员惊奇地发现，尽管艾滋病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噩梦，但对另一些人却无法构成威胁——这些人天生存在一种基因缺陷。由于CCR5基因中缺失了32个碱基，这种基因被称为CCR5-∆32。因为这种缺陷，艾滋病病毒无法进入淋巴细胞，将不再对生命构成威胁。
“因为一种天生的基因缺陷，就可以躲过艾滋病毒的侵犯。”这引起了胡特强烈的兴趣：听上去并不困难。那么，能否利用这种基因缺陷发明出一种能够治愈艾滋病的疗法？能否将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细胞全部以这种基因缺陷的细胞置换？能否将这种基因去除？胡特坦言，对于这篇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浮想联翩，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成为血液科医生，要在艾滋病人的血液上下功夫。虽然记住了文章的内容，但因为知识层面上的差距，他并没有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思考。当胡特把《科学》杂志放回书架时，他也许不会想到，这篇文章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也压根没有想过，若干年后，一个足以在艾滋病领域留下深刻印记的案例会从自己的手中诞生。
事实上，在这以前，胡特对传染病或HIV并不“感冒”，血液病和肿瘤学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想在毕业后继续留在柏林工作——尽管竞争激烈，成为重点医学院正式教学人员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但这里浓厚的研究氛围始终吸引着他。
柏林夏洛蒂医院（Charité University Hospital, Berlin），这是胡特长久以来的梦想。这是欧洲最大的综合医院，也是欧洲最具传统的医院之一，征服白喉的先驱者埃米尔·冯·贝林、病原细菌学奠基人罗伯特·科赫、化学疗法先驱保尔·埃尔利希……德国超过半数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都来自于这个医学中心。胡特梦想着能在这里为癌症病人服务、开展试验，他的终极目标是治愈癌症。
胡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之奋斗。
医学院毕业后，胡特进入了柏林夏洛蒂医院工作。按照自己的规划及努力，胡特成为了血液科医生。在夏洛蒂医院的血液科病房，血液病始终是胡特作为一名医生在工作中常规的话题，他奔波于门诊与病房之间，也实施多例骨髓移植术，他继续阅读了大量学术论文，紧追医学前沿进展。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直到2006年布朗的出现。
布朗，一名居住在德国柏林的美国翻译，他的不幸是从1995年开始的。
当年，他被检测出血液中携带HIV病毒。这种病毒能在人体中潜伏十余年之久，引起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艾滋病。
“Gibt es keine heilung.”医生用轻柔、缓慢的德语告诉他。
无法治愈！
艾滋病每年夺去上百万人的生命。在布朗之前，从未有过任何治愈的病例。这个检测结果好比一张死刑判决书，缓期若干年执行。
然而，布朗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继续自己的工作，享受着柏林的夜生活。布朗在社交圈十分活跃，他一如既往地健谈，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被人群环绕的焦点。幸运的是，那些年，他体内的HIV病毒显得温顺而隐忍，并未对他的健康造成困扰。
布朗和来自前东德的“男友”米歇尔同居。2006年，在一次前往纽约参加婚礼的旅途中，他感觉难受。起初，他以为只是时差引起的不适，但回到柏林后，不舒服的感觉丝毫未有改善。
这影响到布朗的日常生活。他骑车上班迟到，并遭到老板责骂。次日，体贴的米歇尔安排他的私人医生为布朗检查。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cute myelocytic leukemia, AML )——一种五年生存率仅为25%的绝症。
2006年11月，柏林夏洛蒂医院，时年37岁的胡特遇见了布朗，这是他所见到的第一个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的病人。胡特坦言，因免疫力低下，艾滋病人罹患类似淋巴瘤这样的癌症并不少，但艾滋病合并白血病是个非同寻常的疾病组合——通常情况下，他们还没来得及服用抗病毒逆转录药物就已经死亡。因此，见到布朗的第一眼，他就觉得这个病人“非同寻常”。
在夏洛蒂医院，胡特为布朗进行了第一次化疗。但7个月后，白血病复发了。
胡特清楚地意识到，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布朗白血病的唯一希望，但是，当时的指导原则将艾滋病列为骨髓移植的禁忌症。移植之前的一个环节也让他和同事们担心不已。胡特告诉记者，在移植工作开始之前，首先要杀死布朗体内的免疫细胞，这个危险的过程被称为“清髓”。虽然移植的干细胞将来自免疫匹配供体，但患者本身的一些免疫细胞可能还保持着活力，因此排异反应仍然是一个风险，更为棘手的还有“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医生必须用其他危险的药物尽量减少排异反应及移植物抗宿主反应。“在和布朗一样患有白血病的患者中，有1/3的人过不了清髓这一关。不过还好，布朗存活了下来。”
作为血液病医生，胡特对艾滋病了解得并不多，但随着对布朗治疗的深入，十年前斯蒂芬·奥布莱恩的文章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他想起了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一类具有基因自然突变的人群对HIV有免疫功能”。这类人群在北欧可以找到，在德国的比例约为1%。
胡特说，他决定赌上一把：“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是常规做法，大家几乎天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点更好的事情？如果能找到一个CCR5-∆32突变型捐献者的干细胞，将会发生什么呢？不仅白血病能治好，艾滋病也可以治愈。”
胡特说，当这个想法刚冒出来的时候，自己并没有“Eureka！”这样的激动和兴奋。他告诉我们，对艾滋病有些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干细胞移植可能治疗艾滋病，也应该尝试过这样的试验：“血液病和艾滋病这样的传染性疾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罗伯特·加洛是最早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专家之一，他起先也是名血液病医生。”
尽管胡特更愿意将“干细胞移植治疗艾滋病”的想法看做一个血液病医生通过不断思考而得的过程，而非受十年前文章启发后的“灵光一闪”，但不得不承认，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日常工作中的大量阅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强手如林的医学界，机会也总是青睐像胡特这样“有准备的头脑”。
胡特是幸运的。德国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骨髓移植库ZKRD，拥有近2000万捐献者信息。通过这一骨髓移植库，约有75%的患者能在三个月内找到配型，九成的患者最终能够找到配型者；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65%。
在德国骨髓移植库中，胡特发现了全球有232例捐献者与布朗匹配，其中有80例捐献者住在德国。他劝说了登记处的负责人检测捐献者的突变型，费用由他的实验室支付，每个样本40美元。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检测，最后同事丹尼尔·诺瓦克（Daniel Nowak）发现，第61号捐献者就是他们想要寻找的目标——纯合子CCR5-∆32基因携带者。
胡特和他的同事对此都没有太大的把握，他回忆：“主要是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血液科医生，并不是艾滋病专家，没有顶尖的席位，达到我们的目的总不是那么容易。”
对登记的捐献者进行检测之前，胡特在电脑前坐了好几个晚上，查阅了几乎所有他能找到的相关文献。他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不仅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把握，同事和上司也表示怀疑。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想错了，我肯定漏掉了什么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胡特不知道大多数的艾滋病专家和临床医生达成共识的“真理”：艾滋病的治愈是不可能的。
相关文献读得越多，胡特对这个想法就越感兴趣：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没法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只能在布朗的身上“真刀真枪”地尝试。
在夏洛蒂医院的历史上，从没有艾滋病人接受过骨髓移植。不出胡特所料，院方听说了他的想法后立刻表示了反对。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指导原则，艾滋病患者是不能接受骨髓移植的——艾滋病患者根本无药可救，骨髓移植花费不菲，却只能将他们的生命延长非常有限的一段时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胡特不甘心。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走进了移植中心主任艾克哈特·泰尔（Ekhard Thiel）的办公室。此前几个月，生怕别人“偷”走自己的病人和想法，胡特并没有向任何人报告布朗的病例。而现在，他必须如实地将自己的设想告知泰尔，争取他的支持。
泰尔同意了。他并不觉得胡特的想法切实可行，也不认为这个大胆的设想能消灭布朗体内的艾滋病病毒。他只是想给胡特一次尝试的机会。
之后，胡特又向医院伦理委员会出示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及可行的方案。终于，一切就绪了。
2007年2月，布朗接受了第61号捐献者的干细胞移植。接着，布朗停用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体内的艾滋病病毒似乎消失了——60天过去了，胡特和同事们再也找不到布朗体内潜伏感染细胞的踪迹。但艾滋病专家们和临床医生们的担心和劝告始终萦绕在胡特耳边：“他们告诉我，如果停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出几周，艾滋病病毒就会卷土重来。”
几周、几月、一年，艾滋病病毒始终没有出现。胡特和同事们这才松了口气，他们确认：干细胞移植手术后，布朗摆脱了艾滋病病毒。
然而，布朗的白血病还是复发了。不过，胡特对此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他表示：“这很正常，20%～30%的病人移植后都会复发，2008年2月，我们用同一个捐献者的干细胞为布朗进行了第二次移植手术。”
这次移植手术后，布朗的白血病消失了。更震惊的是，停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后，布朗体内的HIV病毒一直没有出现。
为了确认布朗体内已经不含HIV病毒，布朗成为了世界上被活检最多的人之一。胡特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对布朗的血液、肝脏、直肠甚至大脑取样。胡特还将布朗的样本送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罗伯特·西亚诺（Robert F. Siliciano）的实验室以及美国其他有高精密设备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通常，通过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情得以控制的病人体内仍旧有将近100多万拷贝的HIV病毒分子，然而在布朗体内，连最敏锐的检查都无法测到HIV病毒的存在。
胡特做事谨慎低调，他并没有立刻将布朗疑似被治愈的消息传播出去，也没有向任何专业期刊投稿。“碰到这样的事情，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否则我不想将结果立即公之于众。”胡特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2008年2月，胡特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感染年会”( Conference on Retro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这是艾滋病领域最专业的学术会议之一。直到这时，胡特才同时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该大会的组织者投递了稿件，请求将布朗停止治疗一年后体内检测不到HIV病毒残留的结果发表。不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拒绝了他的稿件，“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感染年会”也只允许他在大会上张贴海报。
胡特坦言，第一次在会场外看到艾滋病专业领域的这么多专家，自己心里还是有点儿怵，“我想，他们会不会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或是来个媒体采访？不过最后，什么都没发生。”
和其他圈子一样，艾滋病研究机构也总喜欢质疑外来者。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甚至在他自己的医院都不够出色，对艾滋病了解不多，做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尝试。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关注他时，大多数人却在想：“这小子是谁？”
加州大学的药学教授史蒂夫·迪克斯（Steven Deeks）是认同胡特工作的重大意义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2009年布朗搬到了洛杉矶，迪克斯成了布朗的主治医生，负责他的治疗和研究。
胡特的另一个支持者是杰弗里·劳伦斯（Jeffery Lawrence），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病毒研究所所长兼美国艾滋病研究中心首席咨询。2008年9月，劳伦斯让胡特将他的发现在麻省理工学院顶尖艾滋病专家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做学术报告，并将布朗的样本交给美国多个实验室进行更灵敏的测试。同样地，这些样品检测结果全为阴性。《华尔街日报》记者马克·思古福斯（Mark Schoofs）被邀请与会，并写下了《A Doctor, a Mutation and a Potential Cure for AIDS》这篇报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重新审议胡特的投稿，于2009年2月将其正式发表。
参加学术会议、接受采访、发表声明……胡特的生活从此改变。胡特说，印象最深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被转载到了德国，结果一个朋友早晨六点就给他打来电话，“他惊呼‘我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看到你啦！’”胡特哈哈大笑，“在这之前我的父母并不清楚我在做什么，直到这件事后他们才有所了解。”
胡特说，这是件有趣的事，但自己并不想出名，也不喜欢在公众媒体上侃侃而谈的感觉，不过他清楚，“一旦你出名了，你就有责任应对这些”。
“有人觉得您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您怎么看？”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不知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评判方式。”胡特说，“但是如果治疗布朗的整个过程能演变成一种可行性更强、更简单的疗法，这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可没想这么多。”
如今，胡特正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下属一家机构内进行研究，他们和欧洲其他几个中心一起，努力尝试复制布朗的奇迹。他领导的团队继续筛选及积累CCR5基因缺陷的供体，时刻准备这下一个机会。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胡特也常常能见到布朗。胡特说，第二次移植手术后，布朗暂时失去了说话和行走的能力，眼睛也常常出血，之前在德国的翻译工作没法再做了。“他决定找些事情去做，2012年，他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希望以自己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艾滋病捐赠资金，用于艾滋病疗法的研究。”胡特说，“现在他正忙着布朗基金会的事情呢，当然他也不忘在Facebook上更新个状态。”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的花费大约为25万美元，且含有CCR5-∆32基因的人群异常稀少，布朗的求医之路显然不是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可以模仿的。
在布朗案例之后，胡特和同事们尝试着复制布朗奇迹，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胡特团队先是询问其他移植中心是否有需要移植的艾滋病患者，然后为他们寻找相匹配的供体，其中有4人含有CCR5-∆32基因。然而，只有一名患者等到了这一刻，他挺过了“清髓”关，却在移植手术后的几周内因为副作用死亡。在全球范围内，共有6名艾滋病患者接受了干细胞移植，不幸的是，在术后几个月内，他们相继死亡。
胡特对此倒不悲观。“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移植手术，而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尝试，风险相当高。”胡特说。
布朗的案例之后，“瞧，艾滋病能被治愈了”、“治愈艾滋病的道路被找到了”诸如此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胡特说，这就得看大家如何定义“治愈”了。他说，在艾滋病领域，目前有两种对于“治愈”的定义——功能性治愈（functional cure），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被完全抑制，到底还有没有病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患者即便不接受治疗，也检测不出病毒的存在；灭菌治愈（sterilizing cure），从体内完全消除艾滋病病毒。
在胡特看来，研究者无法去检测患者的每一个细胞，而也许病毒就隐藏在其中某一个细胞中，这对于灭菌治愈来说是个大问题，“我觉得灭菌治愈当然好，但功能性治愈，这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已经完全够了。”
让布朗颇感欣慰的是，实现治愈的可能已逐渐成为艾滋病领域的共识，他说：“在六年前，专家们对治愈还心存怀疑，但现在，布朗的治愈已被公认。人们寻找了其他方法试图治愈艾滋病，如：新生儿及时应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以骨髓移植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杀伤HIV，但不幸的是，他们都复发了，只能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功能性治愈。”
布朗的治疗方案想要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就需要在没有经过移植的条件下在病人体内产生CCR5-∆32基因突变，最好能够通过简单注射就能完成。在美国南加州的保拉·佳能实验室，通往梦想的研究已经启动。胡特告诉我们，无需捐献者，佳能实验室改用一种新的基因剪辑方式——锌指核酸酶，由加州Sangamo生物科技公司研制。锌指核酸酶是一种合成酶，作为基因剪刀，它能够锚定并剪下基因条带中的某一片段。例如，他们能够剪掉产生CCR5受体的编码序列，得到抗HIV病毒的细胞。
胡特表示，找到将锌指核酸酶直接注入人体的安全方式仍需要“大跃进”式的努力，虽然革命尚未成功，但我们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胡特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小城德累斯顿，是“二战”中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很难想象，这座军事要冲之地，在历经如此惨烈的战乱以及东西德分治之后，还能浴火重生。嵌合着硝烟熏黑大理石的雄伟建筑矗立在历史小城，记录着战争的创伤及重建的艰辛，映射着德国人民不忘历史、渴望和平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而布朗体内嵌和着的包含完美缺陷的抗HIV骨髓，则映射出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的智慧、执着和对人类健康生活的向往。
在艾滋病领域，“密西西比婴儿”和“波士顿病人”的复发让公共卫生专家和研究者感到极其挫败。但回望30余年，科学家们在切断艾滋病病毒传播、减少新增感染者、延缓感染者存活时间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治愈艾滋病，这个尚未实现的终极理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期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