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回忆」有了结局，但还没有结束

每个执着于类型片的年轻导演，都有一个梦——希望有朝一日，能拍出自己的《杀人回忆》。

可时也运也命也，如今依然没人，能哪怕擦到点边。

模仿影像质感也好，复制分裂人物也罢，强扭出暧昧不明的结局，大大小小跟风之作，都在宋康昊最后那个眼神中，反照出东施效颦般的滑稽。

《杀人回忆》的地位与成就，过往已说过多次，再多褒扬不免矫情。

但困囿于现实的模糊状态，我们之前无法指望导演给出确切答案，只有悬垂在空的凶犯，与混杂了韩国民众集体回忆的历史信息，让人一遍又一遍，在结尾的无言瞪目中扼腕。

但万幸，这场折磨，终究到了头。

前两天，韩国MBC电视台，先于警方一步，提前公布了一则专题新闻。

标题寥寥几语，内容却直刺人心——《杀人回忆》的凶手原型，找到了。

这个前后出动了近170万人次警力，号称韩国有史以来最大费周章，却依然杳无头绪的“华城连环杀人案”，终于告一段落。

朴探员和曹探员，这对悲喜搭档，总算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还记得那根压垮曹探员的最后一根稻草，要远赴重洋的DNA鉴定报告吗？

这次让凶手曝露于光的，还是全新升级的DNA分析与对比技术。

大体过程，简要如下：

2019年9月18日许，韩国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在重新审查华城连环杀人案时，通过先前搜集的DNA证据，在国立科学调查研究所的配合下，发现了该DNA基本一致的嫌疑人特征，继而锁定了该系列案件真凶，是一名现年53岁李姓男子，目前因于1994年奸杀其妻姊妹而被判无期，正处服刑期中。

疑似该男子犯下的10起案件中，其中3起搜集到了可用的DNA证据。

这次比对，就是根据第9起案件里提取的精液。而其余第4、10起案件的毛发比对，还尚未结束。

说个有趣的插曲，2006年，号称“首尔开膛手”的刘永哲在被捕后，曾对警方说：

“华城那个杀手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就是被抓起来了，因为连环杀人犯不会停手的。”

没想到，一语成谶，还是恶魔了解恶魔。

虽然韩国媒体目前已经公布了该嫌犯照片，与先前警方手绘素描的确有些相似。但更多信息，包括其真实身份的具体细节是否公之于众，目前还在商议中。

另外，由于DNA鉴定技术并不是百分百准确，另有所谓“检察官谬误”在侧（这些会在后面展开），所以严谨而言，我们也无法就此笃定真凶。

当然，如果多起案件里DNA证据均能对上，那么凶手身份也多半十拿九稳了。

同时，警方也怀疑，在1991年后，清州附近发生的多起类似案件，也可能是该人所为，倘若如此，他欠下血债之多，也许远超我们之前了解。

愤怒、茫然与无奈，这三种情绪在电影《杀人回忆》中，是最突出的颤音。

交织其中的社会话题和历史沉珂，也让这部作品有了他者少有的厚重。

但我们今天不执着于电影本体，而先简要爬梳一下“华城连环杀人案”始末，包括与之相似的著名案件，都有着相仿的脉络与特点，也曾一度引发旷日许久的恐慌。

除了真相之外，更多讨论焦点，也集中于“追诉期时效问题”，这点在后文，亦会详述。

镜头拉回上世纪80年代。1986到1991年这5年间，韩国华城郡一带，发生了10起，以女性为目标的连环杀人案。

经过调查，其中9起应为同一人所为，一起另有其人，其中四起采集到了DNA证据。

1986年，9月14日，华城郡台安邑郊外。一位农村老妇从女儿家中离开后，在一片田地中被害。尸体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手脚被凶手捆绑呈X形，脖子上勒着衣物，遭受性侵的痕迹一目了然。

同年10月20日，另一名25岁女子的尸体，同样被发现在台安邑某地水渠中，她是相亲过后，坐车回程中遇害，作案手法与第一起如出一辙，同样是勒颈杀人，但受害者胸口，多了四处深可见骨的刀伤。

第三起案件，12月12日，25岁主妇在与丈夫聚餐后，搭公车回家途中失踪。131天后，被害者遗体在距离自家只有50米的稻田中被发现，尸体早已腐烂，脸上盖着一条内裤，同样死于机械性窒息。

第四起，仅发生在上起案件两天之后，一样有性侵痕迹，一样是勒死，但如上文所说，这起案件中，警方搜集到了重要的毛发证据。

其后1987年1月案中，警方在18岁受害者遗体上，搜集到了精液，并测定凶手是B型血。

1987年5月案，发现了疑犯脚印。

1988年9月16日案，后被证明是另一位男子所为，并非本系列案件的嫌犯作品。

而后1990年11月案，不仅收集到了精液和毛发证据，还发现年仅14岁的被害者下体，被塞入了汤勺、圆珠笔等异物。

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1991年4月4日，69岁的受害人身上，也发现了嫌疑人的毛发。

九名女性受害，死状皆暴戾可怖，仅有一人幸存，从第五起案件开始，凶手手法愈发纯熟老练，直到人间蒸发前，残忍程度也到达了顶峰。

最初一起案件发生时，韩国警方只是把它当做一般杀人性侵案处理。但直到调查中，类似案件接二连三出现，作案手法如出一辙，才定性为连环杀人案。

随着受害者不断增加，媒体对恐怖细节的渲染报导，凶手一直隐没于迷雾深处，韩国民众的恐慌也不断发酵，无论年轻年长，单身女子在入夜后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敢出门。

更有甚者，在调查其中三起案件时，被指认的三名嫌疑人，都莫名其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导致恐慌再度升级。

如此重压下，韩国警方为破案，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力和资源。共计出动在职警员和特别机动队167万余人次，调查超过两万一千名嫌疑人，对比鉴定四万余枚指纹，毛发鉴定近200人，最关键的DNA鉴定也有近600人。

这等规模的调查，所得结论依然极其有限。

警方只锁定了若干疑犯特征：

①从凶手残忍，紊乱的作案手法来看，他没有负罪感，全为满足欲望而实施暴行，这种性变态者通常心态冷静，手法利落，为案件侦破造成了阻碍；

②从抛尸地点分析，凶手应是本地居民，才能对周围环境如此了然；

③凶手很可能仇视女性，他奸杀与破坏受害者身体，折磨对方的过程细致而有计划；

④凶手制服受害人方式迅速有力，他多半年轻体壮，不过二十来岁，他对性器官的着迷，也可能暗示了其性经验的匮乏......

而除此之外，并无更多有力线索能指向真凶。

他是谁？如何证明？这两个问题，永远都是刑事案件调查中，最让人牵肠挂肚的要点。

就如电影所表，华城杀人案调查虽然历经数十年时间。

但因早期韩国方面侦破手段的落后和现代刑侦意识的匮乏，以及更多言而不明的社会背景影响，大量证据被污染损毁，破案黄金时间也转瞬即逝，导致整起案件的调查，其实是在不断内耗中，无奈走进了黑暗迷宫，拖到连最后一起案件都不能再进行法律追诉。

当然，迟钝归迟钝，进展归进展。

华城一事的教训，也成为迫使警方引入科学调查方法的契机。

从第八起案件开始，警察引入了毛发中子分析法；最后两起案件，也委托日本方面，对精液证据进行了DNA鉴定，那时也是DNA分析技术，在世界刑侦领域内得到广泛运用的起点。

DNA分析这一罪案侦破领域的“神奇子弹”，依靠人体细胞核中两米长的螺旋编码，已经成为破解数年，甚至数十年前悬案的最有力武器。

比如前些年终于告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也有赖该技术，从茫茫人海中锁定了真凶。

甚至对时隔上百年的悬案，它依然有用武之处。

1888年，8月7日凌晨3点半。马车夫阿尔伯特刚刚结束一天辛劳，回到自己位于伦敦白教堂区的家中。

他刚要上楼歇息，就看到楼梯平台上躺着一名女子。他开始以为，这是个晕倒在地的女流浪汉，而后才发现，他看到的是一名陌生女子残破的尸体。

在尸检中，医生发现这名被害人喉咙和腹部被刺近40刀，只能靠她的丈夫勉强辨认，这是他从事卖春行业的妻子玛莎。

24天后，另一起同样残忍的案件发生了，两名工人在一处马厩里，发现了一名妓女的尸体。下体被人用刀剖开，内脏被掏出裸露在外，两处致命刀伤，贯穿了整个咽喉。

其后，第三、第四、第五起案件接连而至。

直到1888年11月9日，这个自称“杰克”的开膛手，史上最著名的连环杀人狂之一，令伦敦白教堂区恶名远扬的血手屠夫，犯下了他最后一起也是最残暴的一起谋杀后，就此罢手不干。

给后人留下无数谜团和猜测，消失在了白教堂区的迷雾中。他以妓女为主要目标，将受害者引到僻静处再动手杀害，割喉，分尸，挖去内脏，凌辱尸体，对警方嘲弄和挑衅，等等手段都成为了后世连环杀人犯效仿的对象。

1975-1980年间，杀害13名女性的“约克郡开膛手”；

1982-1988年间，在华盛顿州杀害至少48人的“绿河杀手”；

1983-2002年间，杀害多名6-50岁妓女，将尸体埋入自家养猪场的富翁皮克顿。

这些单纯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已成为连环杀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复盘这些连环杀手，就像收集了诸多魔鬼的博物馆，可怕而迷人，欲望排排陈列。

翻回头看，开膛手杰克一案与华城连环杀人案，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当时民众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重大案件发生，警方却一连几周几月，甚至更久都抓不到凶手。

然而，让案件难上加难的，无外乎几个特点：

谋杀在深夜发生，没有可靠目击者；证据缺乏或被污染，刑侦手段匮乏，阻碍破案；媒体过分渲染，恐慌情绪招来了大量错误线索和模仿行为，误导了警方。

在开膛手一案调查后期，甚至还有记者会尾随警察或打扮成妓女等待开膛手出现。

时至如今，不计其数的作家和侦探，都对嫌疑人的身份展开了猜测。而最终被锁定的主要嫌疑人数量，也超过了6个。

但现代法医学的进展，特别是DNA提取与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让华城一案的受害者有望瞑目，连距今一百多年的开膛手真身，也接近曝光。

2007年，一位英国商人在拍卖会上，买下了一条血迹斑驳的披肩。

它的主人，正是当年受害人之一。

在法医的帮助下，他们对披肩上的DNA线粒体片段进行对比，声称波兰裔移民亚伦·科斯明斯基为真凶。

虽然也有其他专家表示，这一披肩也许早被污染，但DNA鉴定中对凶手外观的分析结论，与证人证言中凶手的棕色头发和眼睛的特征相仿，无疑大大加强了该结论的可信度。

这也能回答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DNA技术早已在华城一案中运用，却直到如今才初步确定真凶身份？

答案其实不难猜测，针对遗传编码的取样、分析和对比技术，也在不断研究和发展。

简单来说，DNA在刑侦领域运用，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分析，二是对比。

前者通过在犯罪现场搜集到的生物证据，在经过萃取后，得到足够多的DNA片段，再排除那些决定我们长相和身份的部分后，剩下的残码，需要大量精确计算，才能得到可以用于对比的“嫌犯图谱”；

进而，则是比对，需要数据库的帮助，现代的数据库建立和扫描技术，让比对相较以往容易许多。这也是为何韩国方面拖到现在才有所发现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白银一案案发的98年，虽然警方也大规模采集DNA，但囿于技术困境，没有进行对比检测。

但就如之前所说，虽然DNA算得上黄金证据，但为何我们很难单纯依靠DNA证据，就笃定凶手的身份？

因为两样，一是在先前的现场搜查中，采集到的DNA样本，有被污染的可能；

二是DNA图谱并非完全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这就引出了所谓的“检察官谬误”：

假设犯罪现场所在的国家有1000万人，而DNA分析的重复率有1%，那么除了假定嫌疑人之外，还有99999人也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这就让嫌疑人在现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当然，这个假设只是存在于理论状态之下，瑕疵不足以动摇地位，但却暗示了我们一个关键信息：如果有其他证据辅佐，DNA的确可以成为有罪推定中的致命一击，且有超越任何推理的巨大价值。

虽然仅靠一滴血就能对嫌犯了如指掌还是天方夜谭，但随着对基因编码的深入了解，很多悬而未决，牵动人心的世纪谜案的真相，有朝一日不会再如此摇摆。

最后，再来聊聊追诉期的问题，其实还是老生常谈。

首先，追诉期的存在确有意义，目的是为节约警方办案的成本，无论旧时还是现在，犯罪层出不穷从未止歇，追述时效是为保证有限资源能投入到更及时紧要的案件上去，避免无休止的空转；

其次，2015年8月，韩国就已经实行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取消了杀人案的追诉时效，但由于华城连环杀人案的所有已知案情都错过了新法发布，义愤填膺，也只能报以亡羊补牢的感叹。

而先前聊过的素媛案问题，韩国也在今年三月，通过了“赵斗顺法”，针对这种有再犯危险的性犯罪者，出狱后，将有专人进行一对一24小时监视。

说白了，无论是刑满是否释放，还是追诉期过了如何处置，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还是罪犯矫治和社会监督的落实。

这种恶性罪犯，他们通过欺骗，暴力和恐吓压榨别人，建立起自我形象，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他们太多，对此愤愤不平，用不计后果和底线的方式为所欲为，荼毒无辜。

他们面对诱惑的反应，在逆境中的表现，都由其思维方式决定。

对于那些拒绝改变或改变失败的罪犯，长久监禁和密切监视也是唯一的选择。

即使最后不得已出狱，改进监控技术，改造其思维方式，以及相关配套法案，才可能让他们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走进社会。

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犯罪、自杀、或改变，没有所谓的折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