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465字残稿，重现司马光内心世界
为纪念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2019年底，国家典籍博物馆搬出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引来无数观众一睹风采。这张仅465字的书法作品，是现存唯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手稿。它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及其政治观、史学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份新史料。
1084年底，司马光潜心修书15年后，《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马车载着294卷史书，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向宋神宗进呈。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三步法”修史
近千年后，294卷《资治通鉴》手稿只留下465字，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残稿字数少、篇幅短，为司马光所拟大纲，记载了自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正月至同年12月，整一年史实。不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份残稿信息量十分丰富。“短短465字大纲，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赵前如此介绍。
残稿中，每件史实的开端仅有数字或数十字，往下接“云云”。“云云”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的“等等”——司马光从别的文献资料上选取史实，放在大纲中，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先写上“云云”，编完大纲再一一补充。这是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一步，“作丛目”。
编纂第二步为“修长篇”。大纲完成后，根据提示，司马光的助理编修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补上。在这一步，几位编修各有分工：刘恕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刘攽负责两汉历史，范祖禹专门补充唐朝史料，后来加入的司马康负责校阅文字，4个人各司其职，著成的长篇堆满了两间屋子。
第三步“删定成书”，将编修补充的长篇，一一删削成稿。这一步工作量最大，耗时最长，由司马光一人在辞官定居洛阳的15年间完成。他将上起战国初，下至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前的1362年史实，依时代先后顺序整理。庞杂的长篇史料，要删繁就简；风格各异的语言，要统一润色；来自不同史书的资料，要逐一考证；历代史家文人的观点，最终融成“一家之言”。
最后一步删定成书，在此次展出的残稿中也有体现。如今通行的《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与残稿对应章节有多处不同，这正是因为司马光作了删削与修订。
展出的手稿上暗藏蛛丝马迹，后人还可以从中窥见司马光的为人和性情。这幅手稿由两张宣纸拼接而成，衔接处盖满了司马光的印章。在第二张宣纸上，正文旁边有几条被涂改的墨迹，墨迹下的文字隐约可见——这本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与其兄司马旦的一封信。
从书法的角度看，即便拟大纲打草稿，司马光每个字都写得一笔一画，绝无草笔，毫不马虎。这些规规整整的字，起笔收笔受颜真卿颜体影响，字体藏隶书之风，看似笨拙，笔画内敛，又有一丝洒脱之气，由此可见，他修书谨慎认真，而胸中又自有丘壑。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论书》就曾评论说：“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而身为度者，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
他可能“是被严重误解的”
如此端劲的书风，和司马光忠直的个性也极其相似。他被认为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典范，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向宋仁宗上奏了大大小小170多份奏章，大多关于“三言”和“五规”，还有皇帝的子嗣问题；辞官赴洛阳前，他在朝中官至高位，同学、同僚、亲属，周围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走后门，但都被一一拒绝。后来他干脆在客厅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
来者想批评规劝的，请写信交于书童转我，我一定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想升官发财，或犯了罪想减轻处罚的，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若一般来访，以上事宜都不要提。他为官40余年，始终清廉至简，所有财产只有洛阳独乐园的几亩薄田，夫人去世，都只能卖了田地买棺材——这就是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理念在《资治通鉴》中也有体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游彪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活动中如此介绍。比如，他写“分裂时代”，三国时，魏有本纪，蜀、吴没有；南北朝时代，南朝有本纪，北朝没有；五代有本纪，十国没有。再比如，书中记载，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无一出错。在司马光看来，“正统”不可撼动，“大统一观”一以贯之。
其实，司马光也不总是板着面孔的，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他也有大胆创新的一面。在史料取材上，他就成功开辟了新领域。史学界有一种传统观念，只有“正史”才是“信史”，对私家著作特别是小说笔记之类不屑一顾。司马光却一反传统，在正史实录的基础上，筛选了百家谱录、墓志碑碣、别集别传，甚至怪力乱神的故事，录于书中。他的标准只有一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凡有利于“资治”，能为君王提供历史借鉴，能提醒鞭策君王的，就取材加工；无利于“资治”的，则弃而不用。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的“守旧”与“革新”也一度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他与政敌王安石到底谁是谁非的争论，司马光很长时间都处于劣势——光听两派名字就知道，一个守旧，一个改革，一个“迂腐不堪”，一个“无限生机”。但如今有不少史学家开始为他“翻案”，认为司马光是被严重误解的。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司马光，他前后耗费19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典籍的集大成者。它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从宋朝至今，《资治通鉴》不仅被帝王将相视为管理国家的“必读教科书”，也被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曾国藩曾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梁启超更是不吝赞美：“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时至今日，虽只看到465字的残稿，但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部《资治通鉴》，历经千年，依然光芒璀璨。
摘自 | 《领导文萃》2020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