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原始与会通: “意境”概念的古与今（上）
“意境”一直是古代美学和文论关注的焦点，每年都有若干论文发表，虽大多无甚新意，但一个趋势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愈益倾向于将意境视为中国古代文论乃至美学的核心范畴，在涵盖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一般特征的意义上来阐释它[1]。这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意境研究的基本取向，但这种学术努力总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各家的见解或阐释仍不免歧见纷陈。究其所由，则在于意境是个晚起的名词，一追溯其起源，就涉及与“境”、“境界”、“意象”、“情景”诸概念的关系，很难厘清这个现代美学概念与它的语源之间本义和引申义、比喻义的种种缠夹，而作为涵摄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范畴和作为历史名词的概念之间更有着尚未弄清的学术史链接。当我们忘记意境只是个晚起的概念，先验地将它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核心范畴来讨论时，因“完全忽视了范畴的发生和演变的历史背景”[2]，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方法论的悖谬和阐释的含混。
意境研究的所有问题都在这里：我们说的意境和二十世纪以前古人使用的意境概念没有关系，顶多和王国维的“境界”概念有点联系。当代学者对意境的所有阐释，只是在做这样一件工作：将自己对古典诗歌乃至全部古典艺术的审美特征的抽象认识，纳入一个历史名词——意境中，并将其解释为意境概念固有的内涵。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叶朗说意境是意象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它“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3]。这种努力，从理论建设的意义上说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就概念的确立而言，毕竟缺乏历史依据，经不起历史回溯的考验。
我完全同意叶朗关于中国传统美学将“意象”视为艺术本体的看法，在我看来，今人对意境审美内涵的所有阐释实际上都是应该献给“意象”范畴的。事实上，意象化是中国古典诗歌乃至艺术最基本的审美特征，“意象”概念及其理论才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诗论的核心范畴，而“意境”在二十世纪之前只是一个相当于当代文学理论“本文”概念的术语。在《中国诗歌研究》第三辑的笔谈中，我本想简要地谈谈这个问题，但越写就越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清楚的，而笔谈的篇幅又有限制，容纳不下诸多引证和论辩，只好重新做一篇文章，在更充实的资料基础上展开论述。
一．古人的“意境”概念
问题还要从意境概念的定义谈起。我在《物象·语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一文中将意象和意境重新作了如下的定义：
意象是经作者情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诗意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本文的组成部分。
意境是一个完整自足的呼唤性的本文。
关于意境的本文属性我在文中已作了阐述，这里再补充一点，意境和本文在自足性一点上也完全相通：本文的自足性构成了赫施说的“含义”（区别于意味），意境的自足性则构成了人们通常说的“诗意”。差别只在于本文（text）是个抽象概念，而意境是个比喻性概念，这正是中西诗学概念系统的差异之一。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艺术经验也是相通的，差异往往在于言说方式的不同。西方诗学的概念系统是逻辑的抽象的，东方诗学的概念系统是比喻的直观的，但它们的所指却有着一致性。意境与本文的对应正是一例，揭示其间的一致就使意境概念成为与当代文学理论相沟通的诗学范畴，获得一般性的工具意义。
论文发表后，陶文鹏、韩经太两位学者认为我过于注重“规定性界说”而忽视了“历史含义”的理解，即只顾“通用”阐释而忽略了“专用”阐释，因而发表《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一文，对我的观点提出商榷。我研究了他们的论文，觉得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讨论问题的立足点不同：我讨论的是作为批评概念的“意境”，而他们讨论的是作为审美观念之体现的“意境”范畴。他们认为我忽视意境的历史含义，是没有注意到，我如此阐释“意境”，恰恰是出于他们提出的“'通用’性的阐释首先必须满足中国诗歌艺术对相应理论阐释的需要，首先必须适应中国诗歌艺术的历史经验”的原则，力图实现与传统用法的沟通。我举的几位清代批评家使用“意境”的例子，已表明这一点。而他们所阐述的“意境”内涵，与其主张相反，恰好是反历史经验的，只是今人对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一般理解，是今人赋予“意境”一词的含义。事实上他们没有举出一条材料来证明，古人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使用意境概念的。
由此我们看到学界在“关键词”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即对学术史线索的梳理尚有不足。虽然许多论文都专门追溯过意境说的起源[4]，但着眼点往往是在意境观念与传统诗学的内在关系而不是“意境”概念本身的语源和演变，对“意境”概念的正式确立并没有认真追究，以致所有阐释者在论述意境的种种特征和含义时，并未顾及“意境”一词的传统用法及如何与之沟通的问题。
意境一词是由意、境二词起初并举，最终密着不分而形成的。其语源可追溯到唐末孙光宪的《白莲集序》：“议者以唐来诗僧，惟贯休禅师骨气浑成，境意卓异，殆难俦敌。”[5]这里的骨气和境意显然都是并列关系。元代诗格《诗家一指》云：“观诗，要知身命落处，与夫神情变化，意境周流，亘天地以无穷，妙古今而独往者，则未有不得其所以然。”[6]这里的“意境”似乎还不能说是结合紧密的一个术语。明代朱承爵《存余堂诗话》的“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通常被学界视为“意境”最早的用例[7]，其实“意境”在这里明显是两个词。这种以意、境对举的说法在明代很通行，如宋征璧《抱真堂诗话》说“何、李论诗以意境合为合，意境离为离”[8]。直到清代诗论家仍相沿这么用，如张贞生《贺忠矣诗集序》云：“胸之所寄，无之而非诗意也；境之所触，无之而非诗料也。”[9]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作诗造句难，造字更难，若造境造意，则非大家不能。”[10]但在清代诗论家笔下，“意境”已逐渐密合为一个词，惟所指因人而异，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很大的不同。归纳我所见清代诗论中“意境”的用例，大致可分为七类：
（一）赵庆熺《台城路》词标题“小满后十日同人复游皋亭舟行小港中绿阴夹岸意境幽绝”[11]、黄承吉《梦中忽吟五字云窈窕花梦通醒时不知何以说也续成五言》云“窈窕花梦通，何花亦何梦。意境虚无间，启颊忽成诵”[12]，其中“意境”指客观环境，即托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谓“实境”。孙联奎云：“古人诗，即日（疑为目之讹）即事，皆实境也。”[13]杨廷芝亦云：“语之取其甚直者，皆出于实，计其意境不为深远，当前即是。”[14]
（二）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六称沈舍人寄己诗末章“直赋当时相别意境”[15]，佚名评陈维崧《恋绣衾》词“寻寻觅觅，凄凄切切，心情无赖，写春闺意境入细”[16]，龚显曾《蒧斋诗话》卷一言“'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此种意境令人留连眷恋，最有余味”[17]，戴均衡评王尚辰诗“清气一往，爽爽有神，于古人意境、兴象深造有得”[18]，这里“意境”是指某个特定的生活情境。
（三）清初陈炼《学人之行也向予索诗而意境荒率不得一语适长卿成五言三首依韵和之如其数书罢惘然依旧未尝提得其一字也》一诗[19]，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十四称朱鹤年诗“意境幽冷，诗中亦有画境”[20]，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三“况真率二字由意境生，有心如此便是不真，但有率耳”[21]，这里的“意境”指作者心境。前人亦称“内境”，明顾璘序刘天民诗，称其“內境舂融，神游太古，无芥蒂於得失” [22]，即此义。
（四）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诗贵有奇趣，却不是说怪话，正须得至理，理到至处，发以仄径，乃成奇趣。诗贵有闲情，不是懒散，心会不可言传；又意境到那里，不肯使人不知，又不肯使人遽知，故有此闲情。”[23]这里的意境指片时的意识活动。
（五）吴之振《瀛奎律髓序》云：“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于是诗之意境开展而不竭，诗之理趣发洩而无遗。……然聚六七百年之诗于一门一类间，以观其意境之日拓，理趣之日生，所谓出而不匮，变而益新者，昭然于尺幅之间，则是编为独得矣。”[24]黄生《诗麈》卷二云“凡诗之称工者，意必精，语必秀，句有句法，字有字法，章有章法，大作似信手信口，直率成篇，而于古人法度之精严、意境之深曲、风骨兴象之生动，未之有得焉”，又云“欲追古人，则当熟读古人之诗，先求其矩矱，次求其意境，次求其兴象风骨”，这里将“意境”与理趣、兴象风骨对举，应指诗歌中的情感内容。
（六）贺裳《载酒园诗话·宋》论陆游诗“大抵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25]，冯舒评黄庭坚《次韵雨丝云鹤二首》：“意境丑恶，非山谷不至此也。”[26]魏裔介说“盖浙之诗派，远不具论，近代如陆放翁、杨铁崖、徐文长，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陈允衡说谢榛诗，人“止知其格调之高，而不知其意境之细”，汪师韩《诗学纂闻》述茶江彭先生论许浑《中秋诗》：“此诗意境似平，格律实细。”[27]乾隆间乔亿《大历诗略》卷一称刘长卿“文房五言皆意境好，不费气力”[28]，李宪乔评李秉礼《游补陀山寺会者七人因取范石湖壶天观铭跋语七人姓字在栖霞分韵得人字》诗“此纯用《选》体，而意境空旷，非云间、历下可比”[29]，又评彭元瑞《寄万蘅皋》诗“其体格不能高，意境不能阔”[30]。嘉庆十年（1805）张问陶序陈庭学《塞垣吟草》，云：“每念戈壁风沙，渺如天外，居其地者愁吟苦啸，当如何慷慨悒郁以达其悲凉之气？而诵先生所作则和平温厚，意境宽舒，几忘其为羁人迁客也。”[31]于大中《竹坪诗稿》庞长年序称于诗“清思秀发，意境幽闲，直入香山之室”，沈贻谷《竹雪诗话》推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有古气，谓“更取后人诗集参阅之，便觉格调、意境全出宋元一团时气”，又云“诗无好句法者，终是无好意境；有好意境而无好句法者，终是无好揣摩” [32]。这些“意境”或与才具、气力、思致，或与格调、格律对举，都应指作家才力情思、作品格调声律以外的立意取境。
（七）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中联以虚实对、流水对为上。即征实一联，亦宜各换意境。”乔亿《大历诗略》卷二评卢纶《题兴善寺后池》：“颔联意境好。”卷六评刘方平《秋夜寄皇甫冉郑丰》：“颔联造语特异，便觉意境亦新。”李宪乔评李秉礼《酬任春海刘春浦壶山雨后看桃花作》“三四意境妙绝”[33]。管世铭说：“太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摩诘'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少陵'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意境同一高旷而三人气韵各别。”[34]朱庭珍《筱园诗话》说“律诗炼句，以情景交融为上，情景相对次之，一联皆情、一联皆景又次之。（中略）总写一句自有一句之意境，两句迥然不同，却又呼吸相应，此为至要。”[35]这都是用“意境”指称作品局部的例子，显然也包含立意取境两方面的意思。
以上这些材料，（一）至（五）是和其它词语相通或者说代替其它词语的偶然用法，与“境”的引申义相关，只有（六）（七）中的“意境”才属于诗学的专门术语。它们表明到清代中期，“意境”概念已逐渐固定于立意取境的意思。立意取境大致意味着作家才能的运用，意味着作品除声律以外的艺术表现的总和，因此，虽也有沈德潜、乔亿指称作品局部的用法[36]，但在更多的场合，“意境”还是代指作品传达的总体印象，作为作品评价中一个较高级的单位概念来使用。如乔亿《大历诗略》卷一评刘长卿《经漂母墓》：“意境超然，此题绝唱。”卷二评卢纶诗：“卢允言诗，意境不远而语辄中情，调亦圆劲，大历妙手。”卷三评郎士元诗：“君胄诸诗，意境闲逸，大历高品。”卷四评李端《过谷口元赞善所居》：“锻琢清新而意境自远。”同卷评耿湋《秋日》：“耿拾遗诗意境稍平，音响渐细，而说情透漏，尚不减卢允言诸子。”乔亿是沈德潜高足弟子，也是很关注作品内部构成的格调派诗学家，他的用法可以代表诗坛对“意境”概念的一般理解。这么看来，我们在章学诚《论文辨伪》中读到这样的文字：“若夫枯木寒鸦，乃景光譬况之语，可以指定篇章，评一文之意境，而不可立为规例，以裁量群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虽是论文，但“意境”指作品整体的感觉印象，却与诗评的用法相通。至于像戴熙《习苦斋画絮》用“笔墨简贵，意境雄奇”来评元黄公望《江山胜览图》，张文虎用“意境极空阔”来形容王言画柳鸭[37]，则属于“意境”由诗文评波及到画论的一个例子[38]。
在“意境”概念的形成和推广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清代文学批评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纪昀。在纪晓岚的诗评中，虽也偶用“境界”[39]，但“意境”用得更频繁。他评《瀛奎律髓》曾屡用意境一词，如卷一评崔颢《黄鹤楼》：“此诗不可及者，在意境宽然有余。”评黄庭坚《登快阁》：“后六句意境殊阔。”评陈与义《登岳阳楼》：“意境宏深，直逼老杜。”卷四评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起意境阔远，倒摄四州。”卷六评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五六亦是淡语，然出香山辈手便俗浅，此于意境辨之。”卷十评苏舜钦《春睡》：“三四极切，亦有意境，而终觉不佳。”卷十二评杜甫《秋夜》：“笔笔清拔，而意境又极阔远。”卷十四评刘禹锡《晨起》：“前四句一气涌出，意境甚高，得力全在起二句。”卷十四评许浑《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用晦五律胜七律，然终是意境浅狭。”卷十六评朱熹《归报德再用前韵》：“此诗亦流美，然不及前篇意境矣。”卷十七评陈与义《雨中》：“此首近杜，意境深阔。”评晏殊《赋得秋雨》：“结句虽太迫义山'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意，而意境自佳。”评陈与义《雨中对酒庭下海棠经雨不谢》：“意境深阔。”卷二十二评张籍《西楼望月》：“意境甚别，而未能浑老深厚。”评曾几《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纯以气胜，意境亦阔。”卷二十三评孟浩然《归终南山》：“结句亦前人所称，意境殊为深妙。”评林逋《湖楼写望》：“前四句极有意境。”卷二十四评张子容《送孟六归襄阳》：“子容诗略似孟公，然气味较薄，意境较近，故终非孟之比。”卷二十五评黄庭坚《题落星寺》：“意境奇恣，此种是山谷独辟。”卷二十九评王安石《葛溪驿》：“老健深稳，意境殊自不凡。”卷三十评宋祁《尹学士自濠梁移倅秦州》：“风骨既遒，意境亦阔。”卷三十四评姚合《过天津桥梁晴望》：“五句是真景，然小样；六句则意境深微，能写难状之景。”卷四十三评贾岛《寄韩潮州》：“意境宏阔，音节高朗。”这些“意境”用例全都着眼于立意取境，只不过在指局部和指整体上略有差异。他在《唐人试律说序》中论试律写作，也说“当寝食古人，培养其根柢，陶镕其意境”[40]。值得注意的是，由纪晓岚负责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常用“意境”论诗，似乎体现了他的宗旨。如卷一四九《东皋子集》提要称王绩《石竹咏》“意境高古”，卷一五九《竹洲集》提要称吴儆诗文“皆意境劖削”，同卷《东塘集》提要称袁说友“五七言古体，则格调清新，意境开拓”，卷一六一《梅山续稿》提要称姜特立“意境特为超旷”，卷一八七《众妙集》提要称“师秀之诗，大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颇狭”，卷一六七《礼部集》提要称吴师道诗“风骨遒上，意境亦深”，卷一六八《北郭集》提要称许恕诗“格力颇遒，往往意境沉郁”，卷一六九《翠屏集》提要称张以宁“五言古体意境清逸”，卷一七一《整庵存稿》提要称罗钦顺“意境稍涉平衍”，同卷《华泉集》提要称边贡诗“意境清远不及徐祯卿、薛蕙，善于用短”，卷一八九《文氏五家诗》提要称“（文）征明诗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等等。全书凡用“意境”二十四次，全都在集部，用法与纪批《瀛奎律髓》基本相同，很自然地让人考虑它们与纪晓岚的关系。随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钦定之书一再翻刻，颁行天下，集部提要频繁出现的“意境”一词必然也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果然，在此后出版的诗文评中，我们就看到了“意境”使用愈益固定化的趋势。洪亮吉《贻砚斋诗稿序》云：“其词致之婉约，意境之深邃，于六朝三唐诸诗人实皆有神会处。”[41]同人《北江诗话》卷四云：“严侍读长明诗致清远，善能借古人意境转进一层。”[42]戚学标《三台诗话》评陈季镛《秋日送僧道生归广福寺》“三四自然入妙，意境何减老杜。”[43]李其永《漫翁诗话》卷上云：“临文变幻，意境云烟，不在字面痕迹。一时快意，却亦无妨。”[44]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嘉庆二十四年，1819）云：“唐诗各体皆高越前古，惟五言八韵试帖之作，不若我朝为大盛。法律之细，裁对之工，意境日辟而日新，锤炼愈精而愈密，虚神实义，诠发入微，洵古今之极则也。”[45]成书《多岁堂古诗存》卷八评杨素《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云：“意境恬淡，直似深山老宿，不知日处扰扰中，何以得此？古人真不可料。”[46]吴云序刘大观《留都集》云：“松岚之诗初切劘于李子乔，迨与中朝魁人杰士交，意境益深阔。《留都》一集清雄磅礴，不主故常，得江山之助为多。”[47]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云：“《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48]杨廷芝《廿四诗品浅解·沉著》云：“脱巾独步，其意境非无据也。”[49]孙联奎《诗品臆说·自然》云：“幽人所在自然，而居于空山，则更自然矣。古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意境俱自然也。”[50]于祉《三百篇诗评》云：“诗无寄托则体裁卑而意境不远。”[51]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朱子五言古诗，意境、门户、风骨、气味，纯从汉魏镕化而出，真处妙在能以古朴胜耳。”[52]到清末及民国初年的传统诗论（相对于新诗理论而言）如黄钊《诗纫》、朱庭珍《筱园诗话》、许印芳、赵熙评《瀛奎律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金武祥《粟香随笔》、宁调元《太一丛话》、周实《无尽庵诗话》、陈琰《艺苑丛话》、林庚白《孑楼诗话》、赵元礼《藏斋诗话》、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徐昂《诗词一得》中，我们看到“意境”已是诗歌批评中习用的术语。当时像周白山评王韬诗“淡冶秀蒨，大有中唐人意境”，管嗣复称王韬诗“意境超脱”，康有为与丘炜萲诗论说“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53]，类似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虽含义仍不太统一，但通常指作品的立意取境，进而泛指艺术表现的总体，则是比较清楚的。
在“意境”不太一致的用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仍沿用前人指主观意识和观念的用法。如李家瑞《停云阁诗话》云：“真率二字由意境生，有心如此便是不真，但有率耳。”[5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余谓吾辈眼力意境皆出明以来诗人上，而究之不能大越寻常者，资质有限，读书不多，气太盛，心太狠，出句必求工，取法必争上故也。”[55]朱庭珍《筱园诗话》云：“我有我之精神结构，我有我之意境寄托，我有我之气体面目，我有我之材力准绳。”[56]最典型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清末民初文学革命的旗手梁启超。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在《汗漫录》（后改名《夏威夷游记》）中鼓吹“诗界革命”，要以“新意境”、“新语句”加上“古人之风格”来改造诗歌。文中反复提到“意境”一词，如“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又称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又评诸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从这些语句来看，他的“意境”基本上就是观念的换一种说法。他时而又用“境界”一词，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这里的“境界”与“意境”大致相同，都指诗歌所表达的观念。
从现有资料看，清代诗论中的“意境”，是一个指称诗歌表达的总体感觉或印象特征的中性概念，它在清末有单指观念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梁启超的诗论中。在诗论中与“意境”对举的格调、法度、风骨、兴象、矩矱、理趣、格律、神理、门户、气味、寄托等术语也都是中性概念，本身不具有价值色彩，只有“风骨”因很早就与建安诗歌的审美特征相联系是个例外。如果这些例子能体现“意境”在传统批评语境中的一般用法，那么就可以说，直到清代，意境概念还看不出与其它诸概念的级次和涵摄关系，它本身不带有特定的评价性，也不含有今人所阐发的种种审美内涵。我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提出了意境是与本文对等的概念这一假说，这固然是一种通用阐释，但同时不也是回归“意境”的历史含义吗？澄清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意境”是如何发展为今天这样代表着中国美学精神的核心范畴的呢？
二．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
迄今有关“意境”范畴的溯源研究，基本都将王国维视为意境论的奠基人。谈到意境的内涵，人们已习惯于征引《人间词话》中的有关文字，并确认“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确认中国古典诗词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独到美感特征”[57]。这确实是王国维的理论贡献，但同时也是他随意使用历史名词的误解，在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清代前辈诗论家使用的“意境”、“境界”概念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其间没什么相通之处。2002年我在韩国任教时，曾有一个以意境论的历史研究为题做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向我述说她的困惑，说根据现有材料，梳理有关论述，到王国维这里好像就连不起来了。我告诉她，王国维的诗学基本与传统诗学没什么关系，他是将源于西洋诗学的新观念植入了传统名词中，或者说顺手拿几个耳熟能详的本土名词来表达他受西学启迪形成的艺术观念。“境界”一词应该就是取自梁启超的论著。
王国维对“意境”的完整论述，也是他成熟的想法，见于托名樊志厚撰的《人间词乙稿序》：“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中略）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这段话看似脱胎于前人的情景二元论，其实思想基础完全不同。情景二元论着眼于物我的对立与融合，处理的是吴乔所谓“情为主，景为宾”（《围炉诗话》卷一）的关系，后来方士庶《天慵庵随笔》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同不脱这种思维模式。而王国维的“观我”、“观物”，却有了超乎物和我之上的观者，也就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概念。因为有主体，自然就有了意识对象化的意境。情景二元论虽也主张诗中情景的平衡和交融，却没有不可偏废的道理。谢榛固然说过，“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58]，但只是强调情景不背罢了。因为他还说过：“景多则堆垛，情多则闇弱，大家无此失矣。八句皆景者，子美'棘树寒云色’是也。八句皆情者，子美'死去凭谁报’是也。”[59]可见情、景皆能单独成诗，并非“孤不自成”。而观我、观物则不同，既然不存在没有对象的纯意识，则无论观我或观物都是一种“意”之境，自然不能偏废。这种基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文学观，不仅给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带来主体性的视角，还促使他从本体论的立场来把握意境，赋予它以文学生命的价值，即所谓“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前人用“意境”论诗，言意境高卑广狹深浅，而不言有无意境。以有无意境论文学，即赋予“意境”以价值，这正是王国维对“意境”概念最大的改造或者说曲解。
写作《人间词乙稿序》的1907年，王国维31岁，正处在由哲学爱好者转向文学研究者之际，在古典文学方面尚未储备专门的知识，日后藉以成名的国学，还只是一点秀才的根基，略知皮毛；而西学，虽也努力地读了一些，争奈英文不够好，只能通过日本的翻译和介绍间接地了解，再加上国内西学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他对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的了解不过是常识加悟性，谈起文学理论来基本是中西常识的混合，又没能很好地厘清其间的结构层次，以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显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最典型的莫过于1906年发表的《文学小言》，有云：“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这就属于很糊涂的说法。分析“文学”的基本要素，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思考方式，而以情景为二要素却是中国诗学的老生常谈[60]，且只适用于古典诗歌，怎么能泛化到整个文学呢？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大家都粗知西学，对一些新名词、新观念耳熟能详，却未意识到中西美学存在深刻差异的时代，人们对西方的概念及内涵固不免以“古已有之”的轻率态度郢书燕说，而对中国固有的概念及内涵也不乏旧瓶装新酒，或借题发挥的。王国维对意境概念的曲解便属于这种情况。
当时梁启超的文章风靡天下，王国维就是受梁启超《时务报》的影响而放弃举业、趋向新学的。在梁启超写作《汗漫录》的前一年，王国维还一度入《时务报》社做书记员。我推测他是从梁启超那里接受的意境、境界这两个概念，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有关这两个概念的异同，一直有学人加以辨析[61]，但据有通家之好的罗氏后人说，“'意境’'境界’一字之异，同出于静安先生笔端，而有前后之不同。两者实在没有太大的差别，大概后来静安先生决定用'境界’”[62]。据现有材料看，他用“境界”比较早，后来逐渐改用“意境”。当他用“意境”时，有时会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将“意境”与“格调”对举，与前人的用法差不多。但在上文提到的较晚写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则同他论“境界”一样，赋予了“意境”以价值属性。《人间词话删稿》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明显将“境界”作为文学的本体来把握，这就与传统诗学很少相关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境界”被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后来他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一节里用“意境”，同样也有将它价值化的倾向：“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这样一来，“境界”或“意境”成了衡量作品优劣的价值尺度，有无境界或意境成了评判作品高下的根据。这便是王国维的新解也是曲解之所在。范宁在1947年撰写的《诗的境界》一文中提到：“境或边界一词的含义，涉及'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者’，这就是说作品中有无境界，可以作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尺度，王国维先生如此说，而近来有些雇用外来的各种文艺理论去解释它的人也如此看法。”[63]这出自学生辈的记述间接表明了王国维的“境界”与外来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学界最近的研究也证实，王国维的“境界”说实际上是读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受席勒自然、道德、审美三境界之说的启发而形成的[64]，并不是中国文论自身生长出的东西。
王国维这一曲解不要紧，与前人的“意境”概念就搭不上关系了，甚至与前人的“境”和“境界”也不能沟通。范宁《关于境界说》一文中所举的侯方域《陈其年诗序》云：“夫诗之为道，格调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韵欲闲远，骨采欲苍坚，波澜欲顿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泽，章法欲清空一气。”[65]这里的“境界”明显只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含有价值色彩。《瀛奎律髓》卷六王建《县丞厅即事》“古厅眠爱魇，老吏语多虚”、周贺《赠李主簿》“案迟吟坐待，宅近步行归”两联，纪晓岚都评为“境真语鄙”，又评卷十四刘澜《夜访侃直翁》前四句“固是真境，然不雅”，更可见境与真与雅俗均无必然联系，并不像王国维说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其实王国维也说过：“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这才是传统的用法。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言“词中境界，有非诗之所能至者”，便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王国维沾沾自喜地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足见他于传统词学不甚了了，不知早在清初“境界”概念已用于词学。当时吴征铸在《人间词话》书评中指出，“时静安先生方致力于西洋哲学，犹未从事于乙部考订。其立论多从哲学立场，而不从历史立场”[66]，这是相当有眼光的。王国维一向被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近年又被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者推崇为“现代转换”的前驱和成功典范，但上面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意境”或“境界”问题上，王国维只不过是用古代术语命名了一个外来的概念。这不是什么转换，准确地说是不太高明的翻译。
注释：
[1] 近年的论文有韩强《意境是审美、艺术的基本单元》，《海南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火华《我国古意境说与现代西方美学》，《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古风《意境理论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胡稼祥《也谈"意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何辉斌《冲突与意境——论中西文学的不同审美追求》，《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成远镜《从三种意境误读看意境范畴的重构》，《娄底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林衡勋《意境现代研究方法论》，《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童庆炳《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诸葛志《释意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孔莲莲《意境与境界语符选择的意义倾向》，《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张燕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境界”、“意象”辨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陈伯海《释“意境”——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刘成纪《重谈中国美学意境之诞生》，《求是学刊》2006年第5期。有关意境研究在当代的发展，可参看王建珍《论意境研究在现代的发展》，《华北电力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古风《21世纪意境研究基本走向》，《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 萧驰《中唐禅风与皎然诗境观》，《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8页。
[3] 叶朗《说意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因本文提到前辈学者较多，为行文简明，敬称一概从略。
[4]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叶嘉莹《〈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王达津《古典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吴调公《关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范宁《关于境界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蓝华增《古代诗论意境说源流刍议》，《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张国庆《论意境说的源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3辑；潘世秀《意境说的形成与发展》，《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王才勇《试述中国古典美学中意境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学术论坛》1986年第2期；冯契《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
[5] 齐己《白莲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张健辑校《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页。
[7] 如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5页。
[8] 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126页。
[9] 张贞生《庸书》卷四，康熙间讲学山房刊本。
[10] 洪亮吉《北江诗话》，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第98页。
[11] 赵庆熺《香销酒醒词》，光绪十一年碧声吟馆重刊本。
[12] 黄承吉《梦陔堂诗集》卷二十二，道光十二年刊本。
[13] 孙联奎《诗品臆说》，《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7页。
[14] 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114页。
[15] 毛奇龄《西河诗话》，西河全集本。
[16]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迦陵词》稿本第4册，转引自白静《手抄稿本〈迦陵词〉研究》，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84页。
[17] 龚显曾《蒧斋诗话》，光绪间刊亦园賸牍本。
[18] 王尚辰《谦斋初集》卷首评语，光绪二十三年庐州活字印本。
[19] 庄杜芬、徐梅辑《毗陵六遗诗钞·西林诗钞》卷二，康熙五十六年寿南堂刊本。
[20] 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21] 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咸丰五年刊本。
[2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函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575页。
[23] 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五，《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822页。
[24]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1813页。
[25] 贺裳《载酒园诗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册第451页。
[26]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七，中册第1194页。
[27] 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464页。
[28] 乔亿《大历诗略》，乾隆刊本。
[29] 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卷一，道光十年刊本。
[30] 李怀民《紫荆书屋诗话》，《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第132页。
[31] 陈庭学《塞垣吟草》卷首，嘉庆十年刊本。
[32] 沈贻谷《竹雪诗话》，南京图书馆藏道光间稿本。
[33] 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卷三，道光十年刊本。
[34] 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卷八《论文杂言》，光绪二十年吴炳重刊本。
[35]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张国庆辑《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第316页。
[36] 这种用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如于祉《三百篇诗评》论《绵》谓“末章归重文王而以四臣作结，意境甚远”，即其例也。
[37] 张文虎《舒艺室诗存》卷四《杂咏园中草木》其十七自注，光绪刊本。
[38] 范宁在《诗的境界》一文中曾认为“用'境界’二字评画似乎比用在文学批评上要早些”（《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这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39] 学界已注意到纪评苏诗用“境界”，其实在纪氏《瀛奎律髓刊误》中也有其例。如卷一评陈子昂《度荆门望楚》：“连用四地名不觉堆垛，得力在以度字、望字分出次第，使境界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故虽排而不板。”
[40] 纪昀《唐人试律说》卷首，镜烟堂十种本。
[41] 孙荪意《贻砚斋诗稿》卷首，作于嘉庆十二年（1807），嘉庆刊本。
[42] 洪亮吉《北江诗话》，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第151页。
[43] 陶元藻《全浙诗话》卷二十七引，嘉庆元年怡云阁刊本。
[44] 李其永《漫翁诗话》，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李氏刊本。
[45] 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道光三年刘树芳富文斋刊本。
[46] 成书《多岁堂古诗存》，道光十一年刊本。
[47] 刘大观《玉磬山房诗集》卷三，清刊本。
[48]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007页。
[49] 《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91页。
[50] 《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25页。
[51] 于祉《三百篇诗评》，咸丰三年与澹园诗话合刊本。
[52]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53] 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三首之三，《南海先生诗集》卷十一，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54] 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三，咸丰五年刊本。
[5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江苏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153页。
[56]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第2343页。
[57] 韩经太、陶文鹏《也论中国诗学的“意象”与“意境”说》，《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58]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180页。
[59] 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47页。
[60] 如陈允衡《诗慰初集》朱之臣序云：“夫诗者，情与景二者而已。人之情，无时无之。诗之景，亦无时无之。情之动于中，而景之触于外。”康熙刊本。
[61] 如王振铎《一个文艺学说的形成——从“境界”到“意境”》，《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陈如江《试论〈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与意境说的区别》，《争鸣》1982年第1期；刘雨《王国维“境界”论辨识——兼谈“境界”与“意境”之别》，《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程相占《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黄永健《境界、意境辨：王国维“境界”说探微》，《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杨守森《艺术境界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2] 罗继祖《王国维与樊炳清》，《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63] 原载《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第22期，1947年3月17日，收入《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第34页。“边界”疑应作境界。
[64] 魏鹏举《王国维境界说的知识谱系》，《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
[65] 原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收入《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66] 吴征铸《评〈人间词话〉》，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