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樱：让孩子成为终身热爱阅读的人
疫情期间，杨红樱笔下的“马小跳”上了微博热搜。起因是一位网友将杨红樱的一段文字挂出，说马小跳有了结局，于是引发了海潮般的讨论。杨红樱的微博一下涌进了成堆的私信，倾诉着每个人与马小跳的缘分，期望她不要给马小跳安排终章。杨红樱不得不出面澄清，那段文字其实是“笑猫日记”系列中的情节，是笑猫眼中马小跳们的未来，马小跳并没有结局，还有新作奉献。这条回应速速赢来100多万的点击量。而疫情开始的那段日子里，“马小跳大闹野味餐厅”的故事也被读者贴在微博上。不少人感慨，自己对野味的认知，就是从童年翻开杨红樱的书开始。
一个作为文学形象的马小跳，如此深入人心，可以说是近20年儿童文学中的奇迹。
这样“莫名其妙的热度”，对于常年占据作家销量排行榜榜首的杨红樱并不陌生。一方面，她塑造的淘气包马小跳、笑猫、冉冬阳、吴缅，折射出当代儿童的生活与心理现实，对张扬孩子天性的呼唤，倡导成人与儿童之间理解沟通，架起了一道通往童心的桥梁。另一方面，从大环境来看，杨红樱的名字与2000年以后的儿童文学密不可分，本土童书博兴、与引进持平、而后超越，处处留下了杨红樱的身影。
作家杨红樱
她并不愿意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刻意与市场保持着退后一步的距离。但名声摆在那里，总有风浪主动扑过来，杨红樱也不惧怕迎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热辣辣的活力，自信从容，注定是生活的强者。
风浪没有改变的，是对读者的坦然。从她与人不拿丝毫架子的熟络里，你能体会出，总是全身心敞开面向孩子的人是多么爽朗。手机相册里留存着大量读者来信的截图，不管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还是微博上的私信互动；虽然有的已经上了大学、甚至当了爸爸妈妈，但这些自称“小樱桃”的铁杆儿书迷，都是杨红樱挂念的小朋友。
“《云朵上的学校》这篇童话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蜜儿很好心地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去帮助那些对学习没兴趣的孩子，让他们开心快乐地学习。”
“我从七岁开始读您的书，今年已经十六了，可是我依旧读您的作品。我生活在吉林通化，这里山青水秀可依旧贫穷落后，孩子们也都喜欢您的书，在这片贫瘠的故土，书是我们去往外面世界的钥匙。”
“我来自四川绵阳，现在在浙江大学读生物博士，准备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培养。我的童年有了马小跳的陪伴，真的无比幸福，有时我就觉得他不是书上的一个人，而是身边一个真正存在的小伙伴……”
林林总总的文字，书写着“小樱桃”难忘的阅读故事，也承载着童年的幸福与秘密。任谁看了都会动容，更给予作家笔耕不辍的动力。尽管某些作品已经在心里和创作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但被“小樱桃”饱满的热情所包围，让她一次次踏上再出发的新旅程。
她的作品和现实相连，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比如汶川大地震，又或者准备纳入故事的这次疫情——有些可能不会在短期显示出排山倒海的作用，却是潜移默化改变人生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父母关注孩子阅读能力的培养，却常常是基于“早点认字”“提升语文成绩”的功利化目标，鱼龙混杂的童书市场让人难辨优劣。杨红樱对那些“敲锣打鼓的阅读推广”无法认同，最令她痛心的是当前鲜少提及“自主阅读”。许多孩子在“必读书”的裹挟下，反而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儿童观缺位，大家的阅读故事开始变得千篇一律，而最受伤害的还是孩子的阅读兴趣。
如何葆有孩子最初的读书热情？怎样协助孩子找到一本好书？背后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儿童阅读生态？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杨红樱就此接受了《教育家》记者的采访。言谈间，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那是一份对阅读的真挚和对孩子的赤诚，阐释着属于儿童文学作家的高贵。
我一直没有忽略儿童的阅读心理
《教育家》：您曾提出童书写作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至少要懂儿童、懂儿童心理学、懂儿童教育学。应该如何看待童书的文学性和专业性之间的关系？
杨红樱：我们要搞清楚，什么叫文学性？文学性不是孩子读不懂的作品的遮羞布，它并不“唬人”。首先就是要有形象，任何一部世界文学经典都如此。其次是故事性，像安徒生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也都是故事性非常强的。再次是语言，要用孩子熟悉并喜欢的语言。
1981年我在学校教书时，市场上给孩子读的书非常少，而且几乎没有本土原创。我在班上做调查，发现孩子们都喜欢的一篇课文是《小蝌蚪找妈妈》。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文学性。它讲的其实是科学，一只青蛙完整的生命过程，居然用一个那么美好的爱的故事来展现，让你觉得太神奇了，而且符合孩子的阅读心理。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人绝对是自己的妈妈，他看到题目就会联想，如果我的妈妈不在了怎么办？他会一口气把内容读完，因为想要知道结果。读完后，他便发现原来小蝌蚪长大了。这就是形象和故事。从语言上看，每一段的开始都是“小蝌蚪游哇游，过了几天，长出……”，循环往复，恰恰符合儿童喜欢重复性的心理特点。
我本人也是从科学童话踏上写作之路的。当我拿这篇课文问许多老师时，大家并不觉得它是科学童话，而认为它就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课文。与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的是，我从写作开始就研究儿童阅读心理。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很少有人做呢？每天接触孩子，你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疫情期间，很多孩子跟家长开书单，点名要我的作品，出版社供不应求，联系我想要书。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活动推介了，孩子们就是要看自己想看的书，而我一直没有忽略的就是读者的心理。
《教育家》：曾有妈妈指责《海的女儿》“三观不正”，如何看待对于童书价值观的争议？
杨红樱：持这样观点的人，忘记了每个人的阅读体验都不一样。成年人不要带着固有的生活经验去评判童话。由于儿童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个阶段思维方式不同，需要谨慎在孩子分不清楚想象和幻想时，简单粗暴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假的。对于孩子来说，《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为了爱情可以粉身碎骨的故事，是非常美好的。我在书中也写到了很多爱情，比如笑猫为了它爱的虎皮猫，真的是舍生忘死，孩子们在阅读中体会到高贵的爱情。如果成年人过度解读，只会觉得这是愚蠢的行为。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么复杂，那么有经验，他们需要从作品里看到关于爱情等美好事物的希望。我曾反思，自己后来成为一个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是和小时候很少有人干涉我的阅读有关。我非常反对过度解读，特别摧毁孩子的想象力和童心，因此我也写马小跳特别怕长大。
每个喜欢杨红樱的孩子，都有自己的阅读故事
《教育家》：随着市场的发展，童书出版呈现井喷状态，纷繁的阅读推广让读者眼花缭乱。当前的儿童阅读生态存在哪些问题？
杨红樱：最大的问题是许多阅读推广人不是带着儿童的眼光和心理去欣赏，往往是居高临下，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不顾及孩子的喜好。当孩子不知道读什么的时候，许多糟糕的、以过度解读为特点的阅读课，让孩子在未了解读书时就对阅读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其实想想我们小时候的阅读经验，就是拿着书随便翻，喜欢就看下去，不喜欢扔在一边，反而更有阅读快感。读了什么好看的书，孩子们口口相传；放学后去书店，一直要看到家长叫自己回家吃饭。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大学，因为能找到一种阅读的真诚。许多学生看到我都哭了，他们读着我的书长大，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我爱上读书是因为你的哪本书带来什么体验，说都说不完。有的孩子说，读我的书要关在卫生间里头，因为他不愿意让大人看见自己流下了眼泪。读书就应该安安静静读出自己的感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喜欢读杨红樱的孩子，都有自己难忘的阅读故事。
我也能说出自己爱上的第一本书——《三打白骨精》。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一个租书的小铺子，管理者是个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当孩子不知道读什么的时候，推荐第一本书的人就特别重要。这位老爷爷要让孩子第一天来到这里后，以后每天继续来，一定是把最好看的一本书给你，于是给了我《三打白骨精》。谁能拒绝这个故事呢？它那么跌宕起伏，第二天我果然又去租这本书。孩子的阅读特点就是这样，喜欢的内容会反复看。前前后后，我租了十几次。这也影响到了我的写作——一定要写出能够让孩子翻开第一页就离不开的书，这是我的奋斗目标。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让我完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到了二年级，我发现这个故事原来是从《西游记》中来的，而我家刚好有《西游记》，只不过是1930年的版本，竖排繁体字。但因为那种难忘的阅读记忆，吸引我在二年级就读完了这部著作。所以说，第一次的阅读经验真的非常重要。
许多现在的孩子还有读书故事吗？他们的阅读记忆是老师在台上表演性的阅读课。一位深圳校长写的特别好：智力的本质就是阅读能力，我们肯定不能寄希望于几个推广人去解决教育中深层次的问题，有人却打着推广阅读的旗号，让我们的孩子丧失最重要的能力。就好比说，孩子本来应该跌跌撞撞地学走路，你却非要给他一个学步机。我明显地感觉到，21世纪后的第二个10年，孩子读书的热情远远不如第一个10年，那种自己去找书读、省下早餐钱千方百计去买书的狂热很难见到了。往往是一大堆书，都是由某某专家推荐的，家人负责拼命地买，买回去孩子并不读，对孩子的阅读兴趣和自主阅读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
当前的一些阅读推广人已经跟儿童阅读机构是结为一体，以经济为目标，整体生态不太健康。作为作家要保持一种尊严，跟评论界、阅读推广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纯粹。我觉得自己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孩子们喜欢我的作品。杨红樱是被孩子们发现的。
《教育家》：您曾强调要有“公正严格的审读体系”，为何这项工作尤为重要？如何在尊重孩子的自主阅读兴趣基础上，建立该体系？
杨红樱：20世纪90年代时，台湾联合报以主办单位的身份举行了一次儿童小说、童话大赛，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以参加。那次比赛中，曹文轩得了儿童小说第一名，我得了童话组第一名，不过从整体水平来看，当时台湾地区儿童文学的力量是超过大陆的。然而几年后，他们的儿童文学萎缩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儿童文学研究力量太强大了，几乎所有大学都有儿童文学研究所，话语权很大。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是非常短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外国的，说的都是外国作品的好，本土作品不受关注，导致本土作家的创作热情大受打击，渐渐就少人愿意写了。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一个公平审读体系创建的必要性。
国外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做法，比如在发现孩子的阅读兴趣上，看图书馆的借阅量和书店的销量，通过儿童教育专家和图书馆员组成的机构进行审读，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构。然后是老师发现孩子。我数次受邀去新加坡和老师们见面，因为老师觉得当孩子喜欢一个作家的时候，老师一定要比孩子知道得更多。他们要知道这个作家的创作经历、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孩子为什么喜欢。他们对一个让那么多人爱上阅读的作家充满了敬意，认为我的作品中正能量的三观能帮助孩子完成人格教育，因此要研究作者。
几年前，我接到过一个在北京读大学的孩子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寝室里熄灯后，其他三个读过马小跳的男生聊得哈哈大笑，特别开心，只有他没读过。其实他是知道马小跳的，没有读的原因是以前的老师跟全班同学说，马小跳是教你们怎么淘气的、不要读，而他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于是他为了弥补遗憾，就买了一套马小跳。他读着读着就哭了，觉得自己的童年错过了这么好的一套书。在信里他写，杨阿姨我一定会把这套书珍藏下来，留给我的孩子。所以说，老师在推荐或不推荐某部作品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先读过，才能有客观的判断。今天一些老师按照书单荐读，但其实根本没有读过那些作品。
孩子的阅读跟成年人不同。成年人往往是理智阅读，甚至用虚荣心去阅读，比如可以跟别人炫耀读过哪本书。也有家长因为虚荣，培养孩子只读“大部头”，说自己家孩子不读童话。实际上，童年就应该读童年的书。孩子不是不爱看书，而是要看他们想看的书、喜欢的书。儿童文学的精髓恰恰是深入浅出。相反，如果只让孩子看特别复杂的名著，是增加了孩子的阅读障碍，这也是我觉得近10年儿童阅读热情减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现在只说阅读推荐，很少关注自主阅读这个专业术语。理想的状态，是推荐归推荐，推荐的责任就是把书放在孩子身旁，然后立刻走开，由孩子选择究竟读什么。
阅读是一件诗意且个性化的事
《教育家》：家长和教师应该如何协助孩子们找到好童书来阅读呢？除了自发的阅读热情，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呢？
杨红樱：一个好方法就是带着孩子走入以书为主的书店，让他有大量时间阅读，分年段选择适合的书。一些国外的学校里，教师和家人会记录，孩子带回去的是哪本书，过了几天会问，你喜不喜欢这本书？这样儿童占据了阅读中百分比的主导地位。
阅读是一件很诗意而且个性化的事。性别、年龄、喜好、性格不同，选择的书都不一样。没有一本书是必须要读的。只能读同一本书的想法绝对是愚蠢的。很多年前，一个妈妈特别生气地带着七八岁的儿子来找我，说专家推荐的书他都不爱读。我打断了这位妈妈，说你不要下判断说孩子不爱读书。现在很多家长和教师不懂怎么跟孩子交流，一下子就给孩子“判死刑”、贴标签。我问男孩，你喜欢读什么书？他马上跟我说，我喜欢读兵器书，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关于兵器的知识。我跟这位妈妈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可能就是未来的军事家，所有的事情都从兴趣开始的，他读的书里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文化，怎么能说他不爱读书呢？
这些发自内心想要读的书，是孩子们在寻寻觅觅中找到的，就像宝贝一样，引发了他的共鸣和感动，与外界灌输给他完全不同。而且从来没有说哪本书是要读一辈子的。就像我现在不可能再去读《三打白骨精》那本连环画，它的作用就是带我走进了一道门，让我知道原来读书那么快乐。如果没有它，我可能到了中学都会跟《西游记》擦肩而过。
《教育家》：有的教师会让孩子们做大量阅读作业，比如画概念图、做角色日志。从对阅读的作用来看，谈谈您的看法。
杨红樱：我特别欣赏各种开发孩子思维的学习方式，不过除了考试必须的内容，其他的阅读方法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兴趣来。比如有些男生对历史感兴趣，读得比较深入，可能自己会主动画一个年代和人物图，但如果要让一个对历史没那么深厚兴趣的女孩来兴冲冲地做这些，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儿童阅读最终要回归到儿童是不是爱上了读书，是不是能够成为终身热爱阅读的人，这才是我们童年阅读的意义。（文章来源：光明日报教育家 谷珵）
作家杨红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