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政评学堂第一期“解码基层治理”讲座综述
编者按
政评学堂是政治学评介的重要栏目，主要开展学术讲座、研讨会、经验分享与交流等，为广大学生与知名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搭建桥梁。9月19日，政评学堂第一期活动围绕中国政治中的“基层治理”话题，邀请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主讲，浙江大学耿曙教授点评。本次活动得到了广泛关注，不过因技术限制等情况一些学友未能在当时参与，为飨读者，特整理本次讲座内容，供大家参考（本次讲座的视频录播已经放到政治学评介的B站上）。
讲座主要内容
2021年9月19日晚上7：30，由“政治学评介”子栏目“政评学堂”举办的第一期名家讲座线上活动开始在腾讯会议和B站同步进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以及政府实务部门近300位的师生参与了腾讯会议，还有众多学友在B站上同步参与本次讲座。
会议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戴康进行主持，其首先对吕德文教授和耿曙教授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对两位老师的到来以及“政治学评介”举办此次线上讲座表示感谢，随后吕德文老师进行发言。
一、主讲环节
吕德文教授认为，基层治理的两个观察维度。其一，基层政权，即国家治理视角；其二，基层社会，即社会变迁视角。当今基层治理由基层政权建构和基层社会治理合力塑造。有鉴于此，吕德文老师提出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对基层治理进行解码？便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展开讨论。
一方面，治理事务急剧增加，事务本身也由简单趋向复杂，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其次，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规范化，基层治理从粗糙走向精细。此外，治理注重回应性，愈发关注群众满意度，治理理念更加倾向包容性治理，旨在满足多元需求。
在基层困境方面，“基层减负”是问题么？——基层从来都是负担重的地方；如何认识监督下乡？——基层本来就是被控制的地方；如何看待基层权责不对称？——上下级权责不对称有合理性。
其次，如何面对这些困境？第一，基层统一性与灵活性：①“条条专政”趋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②“属地责任”强化：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③“条块分割”加剧：“各自为政”还有空间么？第二，基层的稳定性与弹性：① 行政理性化加速：办事留痕、文书系统、政府流程、执法记录仪；② 半正式行政萎缩：半正式人员(正式化：工薪制、坐班制)、半正式行政方式(说服、讲理)、自由裁量（基准化）；③组织风险加剧：刚性有加+弹性不足。第三，基层的合法性与效率 ： ①科层制结构：“体制不可动”； ②可供选择的弹性结构与策略：“灵活机制”； ③兼顾合法性和效率：“变机制不变体制”。
基层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性。第一，党领导国家制度。“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治与行政；党建引领：党组织如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细胞党”作用？集体领导：社会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如何引领？参考《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二，官僚科层制。属地管理：一种治理术；垂直管理：加强集权的技术；条块关系：基层治权的均衡。
二、点评环节
随后主持人戴康博士对吕德文教授的讲演表示了高度赞同，他由衷地感谢吕教授精彩的发言。他认为，本次讲座从引用亨廷顿关于现代化与不稳定最精彩的讨论出发，为我们引出许多关于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相信这些问题不仅是政治学学者、社会学学者、公共管理学者应该关注的，而且是每一位从事中国研究，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去关注的重大研究议题。接下来便邀请浙江大学耿曙教授点评。
在点评部分，耿曙老师强调，其非常认同吕老师所说的基层大转型，希望延续吕老师的思路，而非其他角度去思考基层治理。耿曙老师指出，总体而言，可以将中国的农村社会治理或基层治理放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去考察。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变化，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在快速推进。随着国家的变化，农村转型进一步迈入更深层次，即“城乡融合”的过程造成基层（或地方）的“消失”。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农村研究，新一代的农村研究必须要在“乡土社会”消失这一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并进一步着眼于转型后基层政权改造的具体问题，从而真正理解现实，提出对策，常做常新，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耿曙老师还进一步指出，农民的市民化、中产阶级化是这一大背景、大趋势的组成部分。第一，农民阶层、农民文化（乡土文化）的消失这一过程，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速度、方式推进，且最近几年呈现加速趋势。第二，与之相伴的，是国家与政府的统合与扩张，表现为考核的实质化、网格化管理的动员能力、再分配（如扶贫、新农合、村村通）对农村的直接影响等，以往“村级政权”的“中介代理人”角色已经淡化，法律化与官僚式的监督对乡镇政府、村委会进行节制，后者的权力与资源正在快速流失，基层政府官僚化、正式化。
基于以上观点，耿曙老师对吕德文老师的观点提出一定补充。即对基层组织所谓平衡、自治、赋权的假设（构想），实则已经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一去不复返的愿望。治理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城乡融合下的“同质化”趋势。耿曙老师指出，这种机制性改变，造成两个变化。第一，理解农村的视角需要由以往的中介代理人转向国家与政府，高层政治的理解会“下放”至基层，形成体制的整体性官僚化。第二，中介代理人的消失，会使得国家直面治理压力，地方问题将直接反映到中央层面。同时，社交媒体的普及，也将进一步促使我们进入所谓的“风险社会”，因此，出于应急管理的考虑，当下正广泛推行网格化管理。
耿曙老师总结，以往的农村研究通常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具有特殊性，是“独一无二”的，在“乡土中国”的双重维度下，更加关注“中国”。然而，这些现象与问题，究竟更是“乡土”，还是更加“中国”？实际上仍然存疑。有鉴于此，比较的方法在今天更应得到重视，无论是市民化、中产化，还是官僚化、权力的集中化，将类似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置于比较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三、提问互动环节
题背景，地方政府受到约束，村民权利得到保障，相较此前，村民快速中产阶级化，呈现出相对多元化与平等。权钱高度集中的趋势目前正在消失； 然而，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流出不回。这将导致农民维权的弱势，难以形成组织而争取利益，客观上将增进农村权力结构的均等化；“代理人”的权力受到束缚，但其背后的国家力量增强。因此，农民的命运更加被国家和市场所支配，这有待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