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伊朗 | 沙王落后了时代一百年
米歇尔·福柯 /文
王立秋 /译
德黑兰——当我离开巴黎的时候，人们不停地告诉我：“伊朗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危机。傲慢的君主，笨拙又威权，正试图和工业化国家竞争，盯着2000年看呢，但传统的社会，却不能，也不想跟上（他的脚步）。这个受伤的社会停了下来。它向自己的过去折返，并且，以千年信仰的名义，试图在倒退的宗教人士那里寻求庇护。”
我也听聪明的观察者一次又一次十足严肃地问，什么政治形式，才能够协调伊朗社会的最深层，与这个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化。是自由君主制、议会制、还是强力总统制？
我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德黑兰。我问了他们二十次，我也得到了二十个回答：“让国王统而不治吧。”“让我们回到1906年宪法吧。”“让我们在做出确凿决定前先搞一阵摄政吧。”“沙王必须完全或部分地退出。”“巴列维家族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再也不要回来。”但在所有这些回答下面，总有一个同样的主旨：“无论如何，我们不想要这个政权了。”除此之外，我没法更近一步了。
一天早上，在一间空旷的大公寓里——在公寓里，透过拉起的窗帘，你只能听到汽车经过时发出的几乎无法忍受的噪音——我会见了一位反对派人士，据说，它是这个国家在政治方面头脑最敏锐的人之一。他正被警察通缉。他是一个非常平静、非常矜持的人。他动作也很少，但当他张开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面巨大的疤痕。他已经遭遇过警察了。
——你为什么斗争呢？
——为了打倒专制主义和腐败。
——是先打倒专制主义呢，还是腐败？
——专制主义维持着腐败，而腐败又支持着专制主义。
——你对那个经常是由沙王的随从经常提出的想法怎么看，就是为使一个尚还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强权是必要的，以及，在一个缺乏内聚的行政部门的国家，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腐败。
——我们拒绝的，确切来说就是现代化-专制主义-腐败这个组合。
——简言之，在你看来，这就是“这个政权”的特征。
——正是。
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这之前的那天，当我参观在持续了八天多的罢工之后才刚刚开放的巴扎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小细节。难以置信的播种机，高大又畸形地，就像你在十九世纪的报纸上可以看到的那样，一排地排在巴扎的摊位里。它们被装饰上了粗粝模仿波斯细密画的常青藤、藤蔓植物和花蕾的图案。这些不宜使用的西方物件，在过时的东方标志下，都写着这样一个铭文：“韩国制造”。
我因此而觉得，我理解到，近来的事件指示的，并非极端退步的元素在现代化面前的退缩，而是，整个文化、整个文明，对一种本身就是古物的现代化的拒绝。
沙王的不幸，就在于支持了这个古物。他的罪行就是，通过一个腐败、专制的体系，在不再需要过去的当下，维持过去的残片。
是的，在伊朗，作为政治计划和社会改革原则的现代化，乃是一过去之物。
我的意思不是，近来沙王想给现代化的那些注定是错误和失败的。的确，该政权从1963年以来所做出的一切努力，现在都遭到了社会各阶级的拒绝。不仅大地主对农业改革感到不满，小农也一样，他们一得到土地就背上了债务，并因此而被迫向城市迁移。工匠与小制造商也不满，因为新出现的内部市场主要对外国的产品有利。巴扎商人也不满，因为当前形式的城市化正在扼杀他们。依靠一定程度的国家工业发展、现在只能模仿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资本放进加州的银行或投资巴黎房地产的富裕阶级也不满。
“现代化”，这个不再有人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一系列的，令人刺痛的失败。但“现代化”也是某种和当前的国王黏在一起的，更加古老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存在理由。“现代化”不仅是沙王政府的基础，也是他的王朝的基础。
1921年，当哥萨克骑兵旅的首领礼萨·汗，被英国佬推上台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扮为阿塔图克的门徒。无疑这是一次篡权，而他也从穆斯塔法·凯末尔那里借来了三个目标：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现代化。巴列维家族一直没本事实现前两个目标。就民族主义而言，他们既不能，也不知道如何松弛地缘政治和石油财富的限制。老爹让英国佬来支配自己，好避开俄国佬的威胁。儿子呢，则拿美国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来换英国佬的在场和苏联的渗透。世俗主义，也同样地艰难。因为事实上构成国民意识的真正信条的，是什叶派宗教，故而，礼萨沙王，为了把二者分开，试图宣传一个“雅利安性”的观念，而唯一能够支持这个观念的东西，又是在别处盛行的雅利安纯种神话。在人民眼中，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是雅利安人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君主制，在今天，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上被庆祝而已。
出于这整套凯末尔式的计划，留给巴列维家族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情景，不过是一根供咀嚼的骨头，现代化的骨头而已。而现在，这个现代化也遭到了彻底的拒绝，不仅是因为被经历的那些挫折，也因为它的原则本身。与当下政权的苦恼一起，我们见证了几乎六十年前开始的一段插曲的最后时刻——即，以欧洲的方式，来使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沙王还在坚持这个，仿佛它是他唯一的存在理由似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盯着2000年刊，但我的确知道，他这道著名的目光，来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伊朗和在欧洲一样也有这样一些技术专家，他们的功能，是纠正上一辈技术专家的错误。他们谈论被测量的增长、谈论发展、也谈论环境。他们带着尊重谈论社会构造。他们中的一个向我解释说，一切都还是可以解决的，“合理的”现代会可以发生，它将把“文化认同”考虑进去，但条件是，国王放弃他的梦想。他转过身，给我看墙上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矮小、化了装的人趾高气扬地站在镶满宝石的王座前——仿佛在以德·托克维尔的方式说：“这就是那个我们不得不和他一起治理伊朗的那个人。”
甚至现在，这个充满抱负的人，跟和他一起的其他几个人，还想继续通过限制沙王的权力、通过抑制沙王的梦想，来拯救“现代化”呢。他们不理解，今天，在伊朗，现代化已经变成一个负担了。
我总是对此表示遗憾：吸引了如此之多不道德的人的腐败，却很少引起诚实的人的兴趣。你知道有什么政治经济学论文，或社会学论文又或历史书，会提供对构成我们的贸易、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金融的每天的面包的投机、腐败的实践、贪污和欺诈的，严肃而详细的分析吗？
在德黑兰，我终于遇到了我要找的人，一位眼睛很毒的敏锐的经济学家。
“不”，他告诉我，“腐败不是损害这个国家发展的不行，也不是这个王朝的缺陷。它一直是这个王朝行使权力的方式，和一种基本的经济机制。腐败把专制主义与现代化统合到一起。请想一下，它不是一种或多或少隐而不显的恶习。相反，它就是这个政权。”
我因此而有幸听到一番关于“巴列维式腐败”的高伦。这个聪明的教授知道很多。论出身，他足以与他国家的旧富联系，这样他也就熟悉了过去的诡计；而他的专业，有帮助他很好地理解今天的程序。
他向我展示了礼萨沙王，这个全靠外国支持才上台的无名人士，是如何立刻把自己写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的——作为掠夺性的征服的结果：没收了巨大的封建财富，然后又吃掉了里海岸边大量肥沃的土地。他继而向我解释了当前这堆人的体系。他们同时使用了现代的方法（比如政府贷款、银行业务工会、像巴列维基金会那样的贷款机构）和非常古老的手段（在这里，问题就变成了给家族成员特许优惠，根据喜好来分配收入：“给一个兄弟房地产；给双胞胎姐妹毒品买卖；给她儿子古董生意；给菲利克斯·阿盖昂糖；给图法尼安军火业；给达瓦卢鱼子酱”）。甚至开心果的贸易也被包了出去。这个“现代化”导致的，是巨大的侵占。多亏了奥姆兰银行，农业改革的好处全落到了沙王和他家人手中。德黑兰的新建设计划，也像战利品一样给分了出去。
一小撮受益者，把征服的权利织入了经济发展的动议里。如果我们再把这点补充上——政府是这样安排外国公司剩给它的石油收入的：如此它才有了“它的”警察、“它的”军队并和西方人签下巨大的、富有成果的合同——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不理解在伊朗人看来，巴列维王朝就是一个腐败政权呢？它的形式与自本世纪开始，所有征服过伊朗的殖民政权一样，并且，它也正是来自那个时代。
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再告诉我那个对一个太过于古老的国家来说太过于现代的君主的幸与不幸了。在这里，在伊朗，古老的，是沙王自己。他五十岁，并且落后了时代一百年。他属于掠夺性的君主的时代。他有一个老式的梦：通过世俗化和工业化来使自己的国家开放。今天，陈旧古老的是他的现代化计划、他的专制武器、和他的腐败体系。今天，陈旧古老的，是“这个政权”。
最初发表于Corrieredella sera, 1978年10月1日。转译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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