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学:历史留在现代世界里的“冰箱”

古代历史可能真的在现代留了“冰箱”,但它也逐渐不制冷了……

本号在之前讨论服饰的时候,多次吐槽过“日本冰箱论”,指的那些把现代和服当作中国汉唐服饰范本的言行,因此引发一系列“振振有词”又“错漏百出”的事件。(之前diss过很多了,详见《日本风服化道,是中国古装剧不散的阴魂》)

冰箱论分为两种——

一种是定格说,就是日本以原貌的方式保存了中国失去的文化;

一种是血统说,就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后,其发展的血统比较纯正,而中国的确则遭受了外来文化影响,血统不纯在。

不过话说来了,这种拿现代样本去证明古代案例的做法到底可不可行呢?换句话说,现代社会里究竟存不存在古代的“冰箱”呢?

答案是,存在的。其实我们之前在《从河姆渡到良渚,新石器时代的人到底如何织布呢?》里已经接触过了,考古发现的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棍子木片,经过学者分析论证,竟然有可能是原始织机,而作为论证参照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保留至今的织机。

这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民族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还很年轻,所以它到底算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有争议。在我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讨论它,它在国际上被提出来也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记得多年前还在玩汉服圈的我们,提出应该以出土文物作为主要参考对象。现如今这个说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但是当时大家普通还是通过看古装剧、附会儒家经典以及一些出处不明的示意图来论证汉服的,所以对此很抵触,取了一些尸衣党、古墓派等具有攻击性的名字。

当时初初接触汉服的我们只是懵懂感知,后来才知道通过古代文物探寻古代世界其实就是考古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

——夏鼐

但是文物本身除非有一些铭文,大多数是不会自报家门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一般会采用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

这样一来还是会有问题,中国人差不多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了,而且汉字传承至今也不太有很大的破译问题,依然会有一些时期或一些地区是缺乏文字记录的。依然以《从河姆渡到良渚,新石器时代的人到底如何织布呢?》这篇为例,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没有文字的(良渚的一般认为只能算符号),要论证它们出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需要其他的支撑。这个时候“民族考古学”就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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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有一些地区是比较孤立的,可能是海岛、可能是深山、也可能和现代世界比较远,他们的文化缺乏外部交流,发展变化都比较缓慢,即便在现代也呈现出比较原始的面貌。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区人们生活中的状态、器具等推导出史前文明的样子呢?他们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古代世界的“冰箱”呢?

这就是民族考古学的一个比较基本的逻辑,也就是有前提条件的“以今证古”。

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恰当地运用民族志资料来和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的问题。

——汪宁生

考古学家使用现代民族志资料对考古遗存作出科学的类比,以便了解过去的实际;这就是从现代看到过去。

——容观夐 

△ 台湾高山族老照片

不过要注意的是,民族考古学和“日本冰箱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加这段感觉立马又会有人散播我打脸的消息了)——

1,民族考古学参照的对象一般是工业文明未能完全渗透的地方,主要是考虑变量的控制,而日本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现状的形成有太多复杂因素。

2,民族考古学是建立在总结文明发展的规律基础上,而不是拣自己顺眼的,网上一些历史大V做的古今对比图其实就是后者。

3,民族考古学所作的工作是类比和参考,而不是说那个对象就是一模一样的情景再现了,所以即便对象找对了照抄也不可取。

而类比也不是我们在网上看的那么简单,搜几张图片,外观相似就可以拼在一起,然后配一小段文字就说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种做法是又愚蠢又懒惰的,如果是明知故为大概还要加上又邪恶又虚伪。

△ 仅靠拼图对比,这件就会成为猫砂铲 / 网络

汪宁生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步骤:

类比==>>假设==>>验证 

黄建秋梳理的步骤更为细致,分为三个阶段共八个步骤:

阶段一:①考古材料分析,②查相应的民族志资料,③对比分析

阶段二:④提出假说,⑤假说的验证,⑥检查验证结果,⑦一般小结

阶段三:⑧理论阐述

其中光“对比分析”就不是让你看一下像不像这么简单,而是需要展开定量和定性分析。而要做到这点,对文物本身的分析鉴别是少不了的,找合适的类比对象就更不容易了,如果那些地方网络发达、资料完备就基本没啥参考意义了,所以不少学者都是自己亲自去做田野调查的。

在我国,民族考古学主要还是用在没有文字资料的史前时代,这是因为我国的文献实在是太发达了,很容易就形成了文献导向。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那段话,其实更多地强调了“地下之新材料”。而国外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就会更依赖实物,这也是为什么民族考古学会出现。

其实文献资料也是有偏颇的,在有文献资料的时代也可以使用民族考古学,也就是以今观古。

比如之前提到的“三绺梳头”,发过《客家髻鬃:汉家女子“三绺梳头”的发髻遗风》《妈祖髻:最感动的看到你依然充满生命力地活着》《六堆客家妇女“髻鬃/三把头”梳头过程》等文。不过还是要强调,即便这个“古”与“今”没有像跟史前社会那么遥远,但依然是有差异的,自从我发了好几篇这个文章以后,就看到了很多人开始将这些地区的遗存当作原貌了。要明白,这些参考对象永远只是类比的对象,而不是历史本身

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虽然名字里带着民族(中英文民族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其实它既不只针对少数民族,也不并没有某些人很在意的华夷之辨问题。

而它所面临的问题大概也就是,在全球化浪潮如此汹涌的时代,21世纪都要开始数到第三个十年了,我们还能看到多少工业文明之前的东西呢?虽然说,民族考古学不应完全以前工业文明为切割线,但是现如今工业都已经4.0了,时代巨轮滚滚,能有多少保留呢?

△ 工业文明进程(各种划分形式略有不同) / 网络

前阵子和朋友聊起,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田野考察类著作是最有含金量的,中国各地还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可供调查。然而问题也在于,当时的国人无暇顾及这些,所以如今可见不少的调查是日本人或台湾人完成(部分可见《有一种中华土味图书,叫做汉声 | 荐书》)。等我们腾出手来干这些事的时候,这些信息也逐渐消失了,几乎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民族考古学是一种冰箱理论的现实科学版,这个冰箱里的食物也正在逐渐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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