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刚：手抄本《淄川石刻记略》

12月10日从莱山刘老板手里买到的这册手抄本《淄川石刻记略》，书高27.1厘米，宽17.7厘米。封面无书名题签。正文前一页，有题记一则：“《淄川石刻记略》于民国六年六月二十日购得，想坊间未有刻本，殊属可贵也。”下钤朱文印“张璜”，白文印“渔珊图章”。正文题：“淄川石刻记略”，“东武刘喜海燕庭编辑。”后为石刻记述，共记录石刻38通。每叶8行，每行字数13～18字不等。正文首页右下角钤有印章两枚，一为白文“张纶之印”，一为朱文“述□”。

此书有两次拍卖经历：第一次是2013年北京保利“八周年春季拍卖会”，估价15000～18000元，流拍。第二次是上海博古斋“201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估价2500元，成交价5750元。

此书并非孤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名《淄川石刻记略一卷》，高廷谋撰，清抄本。

买到此抄本后，将内容认真读了两遍，想弄清书作者是刘喜海还是高廷谋。最后的结论是高廷谋。除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标注外，依据就在正文内容之中。

依据一：“常清静经幢。贞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乡贡生傅周玘书。乾隆四十五年，高廷谋得其石于东郭外地中。(以下小字标注）余存于家尚未建。”

依据二：“心经香幢。雍熙二年五月初二日，书人阙。原在开元寺内，高廷谋与常清静经建为小石幢。（以下小字标注）今存于家，尚未建。”

以上二则小字标注的内容，显然是高廷谋自注。而更有力的证据，是下述依据三：“朗公僧录道行之碑，有阴。……先侍郎念东公有诗云：‘苦信残编定是痴，古碑题字岂欺吾。分明曾改般阳府，今史文舆奈未知。’”“先侍郎”是指撰者的先人。查念东公即高珩（1612～1697年），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朝升国子监祭酒，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工诗，生平所著不下万篇。著有《劝善》诸书及《栖云阁集》。

高廷谋，《山东省科考名录》有记，字赞虞，乾隆年间拔贡。从依据三可知，他是高珩的后人。

至于刘喜海，首页“东武刘喜海燕庭编辑”字样，已经说明他是编辑之人，而非撰著之人。此人名气较大，是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字燕庭，燕亭、砚庭、吉甫，别号三巴子。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卒于咸丰二年。山东诸城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道光十七年官汀州太守，道光二十五年任四川按察史、后浙江布政使，署巡抚职。其叔祖即乾隆名臣、书法家刘墉。收藏甚富，手辑金石文字5000通，藏善本书1400多种。编纂《天一阁见存书目》12卷，著《海东金石苑补遗》、《长安获古编》、《古泉苑》、《三巴耆古志》等。我想，诸城汉时称东武，淄川与诸城近邻。高廷谋乾隆四十五年发现“常清静经幢”时，刘喜海尚未出生。高撰写《淄川石刻记略》，刘成名后，编辑甚至补充此书，这是有可能的。

书前题记者张璜（1852～1929年），字渔珊，江苏南汇人。1893年加入耶稣会，民国报人，香港《圣心报》主编，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汉学丛书》，是晚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夏鸣雷创办的书刊，影响很大。张璜在此书刊上发表过三部著作。这本手抄本，封面及封一，都盖有同一枚印章，印章下部是“徐家汇”三字，上部是“bibliotheca．Major”，中间是“JHS加十字架”。经查，此章为“徐家汇藏书楼”印章。而此藏书楼，前身正是徐家汇天主教堂。据以上情况，可以推定，张璜于民国六年（1917）六月二十日购得此书，后捐献给徐家汇天主教堂。或许建国后，此书从教堂流散到社会。

还有一个问题，此书抄写者是谁？是刘喜海，还是首叶钤印者张纶？张纶此人不见著录，他与张璜同姓，是否有关系，不得而知。此抄本用纸不是一种高档纸，颜色也并不太陈旧，棕色纤维很多很明显。印泥颜色古旧。部分书页有虫蛀。此书重装过，每页中夹一宣纸折页。张璜的题记就是写在宣纸页上，看来他就是重装人。封皮封底为蓝色旧纸，老化痕迹明显。行楷书法字大径厘米，带魏体风格。据以上无法判断抄写者。

正如张璜所言，此书坊间未有刻本，抄本只有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一册。可以肯定为乾嘉时人高廷谋所著，记录了近代淄川境内刻石。时至今日，这些刻石大多损毁无迹。对于淄川和专业历史学者来说，此抄本有很重要的地方史料、文献、考古价值，不可多得。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