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谁在欧洲议会中领导委员会？ ——基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研究 | 国政学人
简 介
【作者】奥利弗·特瑞布（Oliver Treib），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教授、院长。他在科隆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曾在维也纳高级研究所和萨尔茨堡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包括比较公共政策分析、欧盟政党政治等。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欧盟成员国的协调和软法律》、《欧盟及其公民》等。
【编译】李博轩
【校对】冯毓婧
【审核】刘金晶
【来源】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ume 20, Issue 2, June 2019, Pages 219–238
【期刊】《欧盟政治学》（European Union Politics）是一份2000年起发行的SSCI期刊。该期刊每年出版4次，内容为研究欧盟成员国的政府、政治和各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因子2.600。
在欧洲议会中，选择特定议员担任委员会领导职位是基于什么？为更好地阐述这一过程，本研究对一个涵盖2014年选出的所有751名欧洲议会议员资料和行为的原始数据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议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并不是由其对党团和国家代表团的忠诚度决定的，相反，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工作经验和他们的职业抱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新一届议会开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会在每个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并在两年半之后进行改选。一般而言，每个议会周期开始时的主席选拔比中期的主席职位重组更为重要，因此本研究的分析侧重以2014年7月第八届欧洲议会选举为起点展开研究。
根据Dhondt分配模型，主席的预选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现有的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基于议会党团进行分配。Dhondt模型会根据议会党团的规模进行这一分配过程。第二阶段是将个别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基于国家代表团的议员规模分配。第三阶段中，剩余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职位由其他方法产生。在这一阶段中，议员在欧洲议会内的工作经验是一项重要的资本。
然而，在议会经验之外，文章认为个别欧洲议会议员的职业抱负在选拔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援引了抱负理论作为假设提出的支撑。根据这一理论，政治家的行为受到个人职业抱负的强烈影响。通常而言，抱负理论包括三种类型：离散抱负、静态抱负和进步抱负。拥有离散抱负的人寻求任期固定的职位，并计划在任期届满后退休；具备静态抱负特质的人力求获得一个职位，并尽可能长期占据这个职位；进步抱负的代表将当前职位作为其向上的跳板，并谋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更多的声望。基于欧洲议会的特殊性，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类别，即机构内抱负，也即希望在机构内进一步获得领导地位。
作者对参选欧洲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动机作了讨论。一些议员希望在退休前安稳地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而欧洲议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离散抱负）有的人可能会寻求保持其议员资格。（静态抱负）有的候选人不仅希望能够进入议会，也希望能够在欧洲议会中获得重要的职位。（机构内抱负）也有一些政治家希望欧洲议会议员的身份可以帮助其在欧盟委员会中打开局面，或是在本国的议会选举或部长任命中脱颖而出。
基于此作者认为，具有离散抱负和静态抱负的欧洲议会议员应该不太可能争取议会委员会主席职位，因为这对实现他们的职业抱负并无帮助。而对于具有进步抱负的议员来说，议会内还有更具吸引力的职位（比如党团的主席或副主席）。相比之下，议会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对于具有机构内抱负的议员而言更加重要。
作者随之提出了以下假设：
H1：在欧洲议会中寻求政治生涯的欧洲议会议员比其他欧洲议会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委员会领导职位。
H2：具有较丰富从政经验的欧洲议会议员比其他欧洲议会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委员会领导职位。
H3a：委员会主席应由具有最高机构内抱负和最高从政经验水平的欧洲议会议员担任。
H3b：委员会副主席人选可能会在机构内抱负和从政经验水平次一级的议员中产生。
因变量和模型选择
为了能够验证假设H3，作者提出了两个二进制编码的因变量，将担任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副主席的议员各自记为1，其他议员记为0。基于本研究因变量取值为0的案例数量庞大，作者选用Relogit(稀有事件logit)进行分析，并通过Firthlogit模型来证明主要发现的稳健性。
自变量
根据假设H1，议员的政治职业抱负会影响他/她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的可能性。作者将议员在上一个立法周期中的立法报告数量作为其在欧洲议会中机构内抱负的衡量指标。
根据假设H2，议员的从政经验也会对其被选为委员会领导职位产生影响。为了对经验进行比较，作者引入了三个指标。首先是议员是否是新当选的欧洲议会议员；其次是议员在议会委员会中是否工作过；最后一个指标是议员是否曾在本国内担任政府成员或议员。
控制变量
此研究包括四个控制变量：
其一是欧洲议会议员所属欧洲议会党团的规模；
其二是欧洲议会议员的年龄；
其三是欧洲议会议员的性别；
其四是欧洲议会议员对所属党团的忠诚度。
表3中的二元logit模型的结果表明，再次当选的议员相比新当选的议员而言在获得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职位上的机会更大。基于此，本研究对再次当选和新当选的议员分别进行了展开分析。
表4展示了不同因素对再次当选议员担任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职位的影响。从结果中作者得出，选择主席和副主席的原因之间存在重大差异。这证实了先前的假设，即议员对这两种职位的选择遵从不同的逻辑，因为主席比副主席更具吸引力。
对于主席人选而言，有两个重要的预测因素：
第一，在上一届议会中的立法报告数量对委员会主席的选择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那些在前一届议会中曾准备众多立法报告、积极参与议会工作且雄心勃勃的欧洲议会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委员会主席职位，而那些不太活跃的欧洲议会议员则不会。这支持了假设H1，即那些在欧洲议会中寻求职业生涯的议员更有可能当选委员会主席。
第二，党团的相对规模也对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来自较大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更有可能获得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值得注意的是，主席的分配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基于Dhondt分配模型的预期。这一点证明，委员会主席并不是机械地根据党团规模来分配的。
对于副主席来说，通过在前一任期内担任同一委员会成员而获得委员会特定经验的欧洲议会议员获得副主席职位的可能性更高。这证实了前述假设，即在寻求委员会领导职位时，相关经验是一个重要优势。
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同样值得分析。议员在委员会中的经历并不重要，与委员会相关的工作经历在解释再次当选议员担任委员会主席方面没有发挥显著作用。此外，报告的数量并不是副主席任命的重要预测指标，因为具有最强烈机构内抱负的议员通常会选择更重要的主席职位。国内政治经验对再次当选的议员同样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与欧洲议会工作相关的具体从政经验比之前在国内获得的经验更为重要。党团忠诚度也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无论欧洲议会议员对党团的忠诚度如何，都不影响其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
表5是新当选议员的分析结果。其中，年龄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2014年首次当选的代表中，年龄较大的欧洲议会议员往往有更高的机会获得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与再次当选议员的结果形成对比，在上一组中，年龄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新当选议员在欧洲议会中没有具体的议会工作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年龄可以作为其一般从政经验的体现。在新当选议员中，年龄较大的欧洲议会议员可能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年龄意味着更高的从政经验。
综合分析第八届欧洲议会中委员会领导职位的影响因素，作者得出了四个重要的见解。
1. 欧洲议会议员的高流动率要求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对新当选议员和再次当选议员进行区分。人们通常对再次当选议员更为了解，学者如此，政治家
是这样。事实证明，再次当选的议员获得了委员会所有领导职位的三分之二以上，远高于新当选议员。这一发现表明，具备维持委员会运转所需相关知识和丰富经验的议员在获得委员会领导职位方面具有重大优势。而在欧洲一体化机构中的工作经历远比本国政府和议会的工作经历重要得多。
2. 与先前的诸多研究将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混为一谈不同，本研究对主席和副主席职位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主席和副主席人选的选择遵照不同的逻辑。主席职位比副主席职位更重要，这意味着除了相关的从政经验之外，机构内抱负和相对党派规模在选举主席职位方面比在副主席职位的任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数据表明，议员对党团和国家代表团的忠诚并没有在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来自大党团的议员确实在获得委员会主席职位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无论是党团领导人还是国家代表团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将这些任命作为奖励特别忠诚成员的工具。相反，议员的相关从政经验是2014年选举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
4. 2014年的委员会选举中，主席和副主席职位没有按照相关党派规模机械地分配给国家党代表团。虽然机械分配可以减轻议会内的分配冲突，但它与本研究中出现的两个总体分配原则相悖。基于党派的分配不能完全保证知识最渊博、经验最丰富的人被分配到这些职位，也违背了议会中机构内抱负议员的利益。
近年来，由于立法权力大幅增加，欧洲议会也不再是一个吸引老牌政客度过退休前生活的好去处。相反，欧洲议会吸引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或谋求在欧洲议会中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或将其视为在本国或欧洲层面获得其他重要职位的垫脚石。作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未来可以向更多的欧洲一体化机构中拓展，而用不同的抱负类型来解释不同类型的职位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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