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研究丨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机遇与挑战
期刊研究
题目丨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机遇与挑战
来源丨2020年第1期
作者丨梁偲
DOI丨10.19619/j.issn.1007-1938.2020.01.015
摘要丨文章梳理了全球科学论文开放获取的发展脉络和最新进展，分析了学术期刊向OA 出版过渡的几种商业模式，并比较其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开放获取在促进信息共享和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存在过度商业化、恶化学术生态的隐患。我国学术期刊应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开放获取模式，让读者和作者在开放获取中获得更好的体验。
关键词丨开放获取；OA 出版；学术期刊；商业模式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梁偲.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机遇与挑战，2020（1）：85-91.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公众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人们希望能即时、广泛地获取最新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科学“付费墙”的阻隔，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科学的发展，也为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设置了壁垒。[1] 这种科学“付费墙”的不合理之处表现在：一方面，资助机构在资助研究时已经拨付了大量经费，但在获取研究成果（论文）时还需支付费用，有时候论文作者查询自己的学术论文也得支付费用；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是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者各种形式的资助，这些资金来自属于纳税人的社会公众，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应为社会公众共享和利用。因此，有人认为，科学“付费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2]
当然，全球学术“拆墙”是个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被认为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拆墙”方式。然而，长期以来，国际上的一些论文出版商、数据库公司已经形成了商业垄断，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还需要整个国际学术界长期的努力。因此，如何推动学术期刊出版向开放获取转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重大争论的话题。
一、开放获取的进展
开放获取源于2003 年柏林会议签署的《关于自然与人文知识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以下简称《柏林宣言》），全球众多科技机构、资助机构和大学签署了该宣言[3]。随后，全球科技界一直在积极推动学术论文的开放获取，欧洲是先行者。2013 年，科学欧洲联盟发布的“科学欧洲路线图”（Science Europe Roadmap）战略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促使科学论文从基于订阅的“读者付费”模式向其他商业模式转变。2016 年，欧盟所有成员国签署了《OA2020 倡议意向书》（Expression of Interest for OA2020 Initiative），对科学论文开放获取做出了承诺：欧盟所有成员国都致力于到2020 年实现科学论文开放获取这一目标，使欧洲走在全球科学论文开放获取的前沿；意向书还提出组建“欧洲开放科学云平台”，这是“欧洲云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将欧洲现有的分布式科学数据基础设施整合，打造一个开放、无缝访问的平台，以便让欧洲170 万科研人员及7000 万各领域的专业人士能够获取并分享彼此的科研数据[4]。
2018 年9 月，欧洲研究委员会以及来自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11 个欧洲研究资助组织共同签署并发布了一项名为“S 计划”（Plan S）的科学数据开放存取计划。该计划明确了实现科学研究数据开放获取的途径，并明确要求从2020 年1 月起，接受欧盟或国家公共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开放获取的期刊上发表，或公开到开放获取平台。[5]也就是说，只要科研人员接受了来自这些机构的研究资助，他们从2020 年起就必须放弃把论文发表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顶级期刊上，因为这些期刊需要付费订阅，除非它们改变商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S 计划还提出了十项原则，包括：作者保留论文著作权；为合规的开放获取期刊或平台建立标准，以确保其服务质量；资助建立高质量开放获取期刊或平台；论文处理费由资助者或大学负责，而不是研究人员自己支付；规范论文处理费，制定价格上限；大学、研究机构及图书馆的政策必须与S 计划保持一致；对于书籍和专著实现开放获取的期限可延长至2020 年后；具有长期存档功能和创新潜力的开放获取知识库将被认可；混合型期刊不符合S 计划提倡的发表模式；监测政策执行情况，并对不执行者予以制裁等。[6] S 计划向作者和出版商吹响了开放获取行动的号角[7]。事实上，S 计划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已经出现在欧洲2013—2020 年的研究与创新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中，即所有资助项目发表的成果都有义务提供开放获取访问；2020—2027 年的研究与创新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实现最终的开放获取[1]。
2007 年，美国26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25 所大学的教务长，分别联名致信美国国会要求支持开放获取法案。2008 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明确规定，受NIH 资助的研究者，在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发表后，必须立即存储到NIH 的医学知识库ubMed Central中，向公众提供开放获取。如果受资助者没有遵守规定，后续将不再予以资助。[8]
目前，支持公共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开放获取已经成为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多数科技资助机构的正式政策，这些政策反映了欧美学界、科研基金资助机构和政府的共识：开放存取可以加速研究与发现的进程；可以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重复工作与资源浪费；增加跨机构、跨部门和交叉学科之间的合作；可以增加成果产业化的机会，增加研发资金的投资回报；等等。[9] 开放获取将推动学术出版产业的变革与转型，也将推动未来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部分学术机构和相关部门也紧跟国际潮流，推进学术领域开放获取的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是2003 年《柏林宣言》的首批缔约机构。2010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德国、英国、瑞典、美国等科研教育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开放知识库联盟”，旨在通过全球合作推进开放获取知识库发展。[10] 2013 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全球研究理事会（Glob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GRC）发布的开放获取行动计划，并在2014 年分别发布了关于公共资助项目学术论文开放获取的正式政策。2016 年12 月，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国家投入的公益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该中心免费向公众提供学术资源，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2]2018 年12 月，在第14 届柏林开放获取会议上，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声明，明确表示支持《OA2020 倡议意向书》和S 计划，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的研究论文即时开放获取。也就是说，上述三大机构将全面支持研究论文免费阅读，它们对开放获取的支持被称为“全球开放获取运动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8]。
二、向开放获取过渡的商业模式
科学欧洲联盟“出版物开放获取”工作组成员雷克林（Falk Reckling）说：“这一代（数字原生代）不仅拥有新的技术技能，还拥有阅读和分享信息的不同方式，这将极大地改变学术交流的模式。”学术出版是学术交流和传播领域中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即OA 出版，有充分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向OA 出版过渡。只注重商业效益的出版模式显得既保守又短视，科学传播领域需要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出版服务模式。[11]下面主要讨论几种旨在向OA 出版过渡的商业模式。
1. 在与出版商的“大交易”订阅模式中增加开放获取需求
随着电子期刊的出现，出版商和图书馆已习惯于就大型合同进行谈判。出版商往往将许多期刊的访问权捆绑在一起，和图书馆进行一揽子交易。图书馆也经常结成联合体，向出版商要求更加优惠的折扣。这对合同双方都有好处。出版商可以向更多客户销售更多额外的期刊，而图书馆也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获得额外期刊的访问权。通过图书馆联合体的集体行动，可以提高议价能力，达成更理想的交易。
然而，这种“大交易”的引入也导致出现这样的局面：图书馆很大一部分的购买预算与少数几家大型出版商的合同挂钩。因此，图书馆预算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少数几家大型出版商，只有很少的资金用于与小出版商的交易，用于资助作者发表论文的稿件出版费（Article Publishing Charges，简称APCs）则少之又少，极为有限。如果能从图书馆的订阅预算中，抽出部分预算资金转为资助OA出版的APCs，将有助于出版商向OA 出版模式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和出版商往往将OA 出版的需求纳入谈判，并写入订阅合同中，这样，原先用于订阅预算的部分资金，就可以转化成OA 出版的APCs。因此，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在和出版商讨论续签订阅合同时，都会考虑如何将原来的订阅预算用于支付OA 出版的APCs，这为一种新的“大交易”打开了一扇门。在这种形式的交易中，出版商为图书馆提供的订阅组合“套餐包”中，既提供期刊的访问权，也包含了OA 出版的APCs。
这种商业模式的优势：在成本上，通过重新分配图书馆的订阅预算资金，用来支付OA 出版的APCs，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资金用于文章的OA 出版，且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有效调控OA 出版的APCs，并优化支付机制；在管理上，合同包括了所有OA 出版的文章，意味着研究机构和出版商都不需要管理单篇文章的费用，成本效益可以最大化，同时也有助于减轻文章作者的管理负担；在时间上，通过将OA 出版的APCs 纳入图书馆与出版商达成的“大交易”合同中，使得更多的文章加入到开放获取，加速出版商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型。
尽管如此，这种契约模式仍存在一些挑战。一是“大交易”的定价方式原本就缺乏透明度，如果将APCs 成本也包括在内，将进一步加剧实际出版成本不透明的风险。二是根据“大交易”的性质，资源很可能集中在少数几家拥有多数期刊的出版商手中，对于其他出版商来说，进入这个市场将变得更加困难；而由于缺乏真正的竞争，图书馆支付的价格可能高于出版商提供服务的价值。三是“大交易”合同可能会影响图书馆采购的灵活性，如果图书馆长期与某一出版商签订了“大交易”合同，即使对这家出版商提供的OA 出版服务不太满意，也很难因此取消合同。
2. 通过抵消模式加速混合型期刊转型发展
混合型期刊是同时包含付费订阅文章和开放获取文章的期刊，期刊本身仍需订购，但允许作者在为论文支付APCs 后，可以将论文对公众提供开放获取。显然，这种混合型期刊存在既收取订购费用又收取APCs 的双重收费问题。抵消模式指的是允许用户用订阅费来抵消APCs 的支出，即研究机构在订阅了某个出版商的期刊后，该研究机构的作者在该出版商的期刊上发表的开放获取论文不再支付APCs。例如，2015 年施普林格（Springer）与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荷兰高校协会、奥地利科学基金会、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达成协议，这些机构在支付订阅费后，其作者可免费在Springer 出版的1600 种混合型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论文。[12]
在这种支付机制中，订阅机构提供资助的开放获取文章数量非常重要，提供资助的开放获取文章数量越多，此类混合型期刊中的开放获取文章的数量就越会随之增加。当这些混合型期刊的开放获取文章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或者说当大多数研究机构都采用抵消模式，而且其作者都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论文，就会促使一些混合型期刊向纯OA 出版期刊转变。只有当越来越多的期刊，既包括混合型期刊又包括受欢迎的订阅期刊，都向纯OA 出版期刊转变时，才能真正实现学术期刊向OA 出版的转型。
抵消模式的优势包括：用订阅费用来抵消APCs，可避免出版商对相同出版物双重收费及订购机构两次付费的情况，抵消模式可以明显减少用于支付APCs 的额外资金，科研机构现有的订阅预算就能满足这方面需要，这就解决了学术期刊大规模向OA 出版过渡的主要障碍；从管理角度来看，在现有财务结构和工作流程中，这种抵消模式实施起来相对容易，特别是当APCs 全部抵消时，作者不需要支付APCs，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在向OA 出版转型的过程中，每年发表论文数量多的机构可能会支出更多的APCs，如果用订阅费抵消APCs，那么每个机构基本维持原有预算，不会因发表论文数量的不同产生太大差异。
尽管抵消模式可解决双重收费问题，但却仍然无法解决定价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订阅机构仍然被动接受出版商的定价。事实上，将订阅模式和开放获取模式进行对比就可知道，出版商的订阅费收入往往高于APCs收入，当开放获取文章数量明显增多时，抵消模式也不会导致支付给出版商的总体价格明显下降。因此，需要建立对订购费有效控制的机制，使得随着OA 论文数量增加订阅机构支付的总体费用能有所降低。如果抵消模式促使开放获取文章的数量增加，即一个期刊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开放获取，那么一些非研究型机构，如企业，可能会取消订阅，因为这些机构通常只是订阅期刊，而自己很少发表文章，既然期刊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开放获取，那为什么还要订阅这些期刊呢？这个结果可能会使出版商失去这些非研究型机构对期刊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导致出版商通过提高APCs 来获得补偿。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让非研究型机构为开放获取信息的传播作出贡献。
3. 学术交流领域中的多样性商业模式
在讨论学术期刊大规模向OA 出版转型时，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开放获取的商业模式都依赖于APCs。实现订阅期刊向OA 出版期刊转型当然很重要，因为目前订阅期刊仍占很大比例。但是，开放获取还包括其他学术交流形式，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类机构的知识库、开放平台、社交媒体等新的在线渠道发布，这些新的学术交流形式还将继续演变发展。这些新的商业模式的优势在于成本较低，为作者传播自己的学术成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广泛的服务。但是，在高度多样化的传播模式中暂时很难对哪种模式具有更高的价值进行比较。当然，这些商业模式是开放获取的新尝试，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开放获取模式。
新的开放获取模式虽然可以推动研究成果的传播，但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愿意通过这些新的平台或渠道发表他们最好的研究成果，价值评估和奖励机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目前，各类机构的知识库、开放平台、社交媒体等各自为战，造成学术资源分散，多数呈信息孤岛状态，且缺乏商业数据库的信息服务，这不但给读者获取信息造成不便，也降低了作者上传、分享成果的效率[13]。一些资助机构为将现有的订阅期刊转换为OA出版模式，给开发OA 出版平台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些资助通常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资助机构一旦停止资助，将无法保证这些OA出版期刊或OA出版平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期刊或平台的影响力仍然依赖审稿人和编辑团队的贡献，而高素质的审稿人和编辑团队的规模，可能跟不上OA 出版平台上显著增加的文章数量。
三、结语与建议
开放获取打破了传统的订阅获取文献的习惯和模式，促进了信息共享和学术交流。实践证明，开放获取在经济和商业模式上是可行的，但开放获取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一致，各国应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欧美国家的开放获取获得了长足发展，开放获取已经从理想主义演进为学术传播的实践。目前，国外关于从订阅模式向开放获取模式过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资金（如订阅资金、研究资助资金等），采取最佳的商业模式过渡到开放获取。这可能需要多方协同，共同做出努力，通过资助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与图书馆等组织的密切合作，统筹协调投入经费，同时探索利用各种模式与方法，把原来的经费盘活，以支持期刊从订购模式向开放获取转变。同时，也应向出版商提出新的需求，以提高其服务价值，让读者和作者在开放获取中获得更好的体验。
对我国而言，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带来了期刊发展的机遇。我国可借此机会整合科技期刊出版资源，推进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型，全方位地服务于科研人员[14]。例如，我国的科技资助和管理机构、研究机构、高水平大学等应尽快出台支持公共资助项目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正式政策；我国的科学家和科研团体应主动呼吁、参与、推动开放获取；我国学术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转变角色，从传统内容提供商变为知识服务商，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新媒体提升期刊的影响力与竞争力，力争一流研究成果的首发权，提升我国的国际科学地位，拥有更多的科技话语权。
当然，在全球全面推动开放获取的同时，也要避免开放获取成为出版商获取超额利润的工具。目前很多开放获取期刊的收费只是从传统期刊的“读者付费”改成了“作者付费”，而这种方式使期刊出版商得以规避几乎全部的财务风险，在获利的同时导致大量低端论文甚至垃圾论文得以发表，而急剧增长的开放获取论文使得科学发表的学术标准大幅降低，并陷于混乱。大量发表低端论文恶化了学术生态，促进了“掠夺性期刊”的增长，但几乎不会招来真正意义上的读者。[15]因此，在学术期刊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型过程中，还需进一步阐明与认清开放获取的本质，做出谨慎判断和论证，避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开放获取乱流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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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