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里的用典问题
中国文学里的用典问题
成惕轩
文字是一种传达思想、宣泄感情的工具，他的功能，在使人们对所接触到和感触到的一切人事和物象，用具体而真切的叙述或描写方法，将个人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同时别人看到这篇作品。也能充分了解作者的意思，而发生一些启发和共鸣的作用。因此，文章的内容重在创造，不贵摹仿；文章的技巧重在自然，不尚雕琢；文章的境界重在“不隔”。不必为了“有意求工”而多用代词。而所谓创造。自然和不隔都与我现在所要谈到的用典问题，多少有些相妨乃至相反。
梁代钟嶸（仲伟）在《诗品》上说：“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话，多非补假，皆有直寻。”这意思就是说：好的诗句不一定要用典故才能写成。其实何止诗是如此，就是特别讲究“有声有色”的骈文，也未尝不如此。像刘令娴的“雹碎春红，霜凋百夏绿”；吴均的“森壁争霞，孤峰限日”；萧纲（即简文帝）的“白云在天，沧波无极”；庾信（子山）的“一寸两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王勃（子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骆宾王的“荒径山丘，蔓草滋于旧馆；颓垣四望，拱木多于故人”；这些传神入化的“绝妙好辞”，无一不是出自个人的意匠，经过千锤百炼而成，何曾有一字乞灵于“獭祭”[注一]
由此可见好的骈文，也和好的诗一样，并非硬要使用典故不可。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们试数历代的作者，愈到后来，能够“自铸伟 词”的人也就越少了。其故安在？我想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天地间的事物，固然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乐天语），过去所累积的词汇，未必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在蕃衍万变之中，至少旧有的某些部分，由于“心同理同”，仍将不能不予保存或引用。就拿名词来说，像“清风明月”、“绿水青山”、“翠柏丹枫”、“黄鹤白鹭”等等，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你能说翠柏是丹，黄鹤是白的吗？李文饶（德裕）在文章论里说道：“譬诸日月，虽终古尝见，而光景常新。日月不以易代而不明，文章亦不以阅时而遽废。陆士衡（机）说明文章的作用，可以“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其原因即在于此。
文章的作用既是能够亿载相通，不受时间性的限制；同时，历史上的事物现象有些又是重演的，所谓“古今同概”，“ 先后一揆”；那末在文字写作上援引的故实——即典故的运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了。现在，我要说明文学上何以需要用典故的理由：
①用典可以减少文字上的累赘：因为用典的目的，即在以极少的字句来表达更多的意思，也就是要以最简要的字句来说明很复杂，和很曲折的意思。比如“沐猴而冠”、“揠苗助长”、“ 守株待兔”、“得鱼忘筌”、“ 爱屋及屋”、“投鼠忌器”等等，每一句成语都代表一个典故，也都蕴含着很丰富很复杂的意义。如果我们能把有关的故实，很适当地应用到文章里去，便可省说很多不必要的话。
②为议论找根据：一般人多少带有一点“信古”心理，我们在文章里发议论时，拿古人的话或事实来做议论的根源，可以争取或加强读者的信心，而使其同意文中的见解。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以及他所列举书易以次历代作者“举人事”，“引成辞”的种种情形，也都不外乎这个道理。
③便于比况和寄托：有些不易直率表达的意思，或者不愿和不可明显说出的话，只有用比附、隐喻、暗射、衬托种种方法来委婉代言。而对这些方法在取材上给以便利的。自然要算历史中“夥颐沈沈”的故事了。像李义山锦瑟诗里的“庄生晓梦、望帝春心”，重过圣女祠诗里的“萼绿华来、杜兰香去”，解者无虑千百家，但他究竟所说何事，所指何人，除起义山于九原，别人实在无法知道。此即由于义山的身世和遭遇，颇多难言之隐。只好借用典故来抒写其“老者自歌、非求倾顾”的心情，也就不管别人的懂与不懂了。
④用以充足文气：临文之际，遇着意尽而文气不足的时候，可借用典的方法来济其穷。如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所述：“文章运典，于骈体尤为要。”。梁简文《叙南康简王薨上东宫启》：“伏维殿下爱睦恩深，棠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馀稿；东平告尽，驿问留书。呜呼此恨，得在兹日”。此陈古况今，并以足其文气也。倘无北海两人故事，文至“爱睦”二语，不将穷于辞乎？故古典不可不谙习也。有此古典，藉以收束，而文气亦充满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面已经指出了文学上用典的各种理由；以下，我便要谈谈古人对典故的用法。关于典故如何才算用得 恰到好处，我想先引几段名家的话来说明：
⑴邢才子（邵）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见《北史》）
⑵蔡约之（绦）曰：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弥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见《西清诗话》）
⑶杨廷秀（万里）曰：“诗家借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咏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猩猩善饮酒，喜鞭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钞书，故用惠施事。二事借人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事也。（见《诚齐诗话》）”
沈约用典能使人不感觉到是用典，但感觉人心中之所欲言，这是何等高妙的手法。子美山谷运典入化，一借物象以感时，一借人事以咏物，都能做到“不为事使”，直将故事的内涵和自己的立意所在，整合成为一体，孰水孰盐，了无痕迹。其手法的高妙，又何减休文？
用典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才算上乘。其次，我想再就骈文里摘举三联，藉以说明用典之能美化语言，曲尽事理：
⑴徐铉（鼎臣）为南唐遗老，太平兴国（宋太宗年号）中，李煜（重光）薨，太宗诏铉撰《神道碑》，有云：“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
国步已改，奉时君之命，来写故主碑文，这是一个多么不易着手的题目。过分称扬，则定招时忌；曲加诋毁，则有负旧朝。你看徐鼎臣这一联，写得是如何的得体。联中的意思是说：孔明在军事应变方面虽然非其所长，已告失败，但他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徐偃王虽说好行仁义，但那只是“妇人之仁”终不免于亡国之祸。双方兼顾，既不伤事主，也不触忌讳，用典用到这种地步，自然是面面俱到，无瑕可指，无懈可击；同时，也更可证明有时使用典故确能解决某些文字上的困难。
⑵范文正公（仲淹）微时，因母氏出嫁，尝冒姓朱，及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少年寒贱，更易姓名，事百得已，一旦复归本宗，启告亲友，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着手的题目。你看这一联中所提到的范蠡范睢，都是当家故事；妙就妙在范蠡范睢同时曾经改过名姓而又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用来极占身份。本来这是一件很俗的事，经他这样在文字上轻轻带过，也就将这件事情加以美化，变成佳话了。
⑶靖康之变，金人入侵，徽钦北狩；汴京既陷，万姓无依。哲宗废后孟氏，出支危局，并护立康王赵构为帝，由汪藻（彦章）代撰手书布告天下，书中有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这一联所用的光武和重耳两个故事。真可说是天造地设，无独有偶。汉至平帝为十世，宋至钦宗为九世，历时均在二百年上下，一也。光武为刘氏宗室之后，康王则为赵氏诸王之一，二也。晋献公有子九人，重耳最后得国，康王是徽宗第九子，即此次举以入承大统者，三也。援古证今，人与事无一不称，而又措辞得体，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娓娓动人，你能说像这样的用典，还有不达之情，不明之事吗？
上面这几个例子，可说“典重”、“典雅”、“典切”，三者兼而有之。必须如此，才能犁然有当，深惬人心，免“衲被”（注二）之的诟，增篇章之美。
反之，典故用得不当或不好，即将疵纇丛生，笑话百出。因此，我们在行文时如无必要，最好不用或少用典故，千万不可“饾饤”（注三）连篇，以自炫其腹笥之渊博。万一要用典故，则须对下列诸端，力求避免：
① 僻：沈休文云：“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也，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三易之中，即以事之易见列为首要。因文章贵在达意，倘因征引故实，而使读者莫明底蕴，如堕五里雾中，岂不失掉撰述的意义？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谓：“燕公（张说）”读王勃《益州夫子庙碑》，自帝至太甲四句（按原文为“帝车南换，遁七矅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于太甲”），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澡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远位圣人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用再如此冷僻，连博雅如张燕公都不甚了了，试问更从何处觅取“解人”？所以生僻和冷僻的典故，都不可用。
② 滥：例如称人才学之高，动是“五车”“八斗”；绳人诗文之美，动曰：“绣虎”“雕龙”。不惟浮泛不切，夸饰失常，且已变成“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吴益祺《涵芬楼文谈》有云：“汉魏六朝人文中，有一种习用语，如稳人之介必曰“由夷”，称人之智必曰“良平”，称人之孝必曰：“曾闵”，称人之忠必曰：“龙比”，称人之辩必曰：“苏张”，称人之勇必曰：“贲育”，称人之贵必曰：“金张”，称人之富必曰：“陶猗”。此等语数见不鲜，在今日已成刍狗，不如不用为妙”。像这类的典故，万万不可轻使。
③ 裂：如以“友于”为兄弟，“贻厥”为孙谋，“则哲”为知人，“曾是”为在位，古人虽有屡用之者，但割裂文义，究非所宜，吾辈未可贸然蹈袭。《颜氏家训·文章篇》，讥陆机以兄弟为“孔怀”（士衡坐递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曾谴“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理通乎 ”？其言良是。又“歇后语”亦宜慎用，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引：唐彦谦《题汉高祖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坏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要，何独剑乎？梦后所料，虽未必尽当，第用“歇后语”入诸诗文，易滋误解，要是一病。
④ 误：凡用某一典故，必先洞悉其内容，明了其意义，绝对不事一知半解，稍涉粗疏；或者张冠李戴，妄加引用。过去文人用错典故的例子很多，兹择尤著者，分录数则如次：（甲）园葵庇足：“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以卫足，事讥鲍庄；葛 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四《文心雕龙·事类篇》）。（乙）萱草树襟：“伯兮篇云：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毛傅：背，北堂也；谓于堂北种之忘忧草耳。而陆士衡诗云：焉得忘忧草，言树背与襟，便谓身体前后种之，此亦误也”（见颜师古《匡谬正俗》）。（丙）蹲鴟贵胄：“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曰：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释，方生如此”（见《颜氏家训·勉学篇》）。（丁）弄獐宰相：“唐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按为弄璋之谓。《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弄之璋”。生而弄璋者，欲其比德于玉也）。客见之掩口 ”（见《旧唐书·李楚甫传》）
把芋头当作羊肉，小孩当作野麋，这是绝大的错误，不容轻恕。此外，如误“伏腊 ”为“伏猎”，误“金根车”为“金银车”，都会见嗤前史，贻笑士林，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⑤ 于不伦：凡以故事拟人，必须雅称其人的行谊与身份，若拟于不伦，聚非其类 ，即可构成文中极大的瑕疵。“崔瑷说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刘舍人已指其为“斯言之玷”（见《文心雕龙·指瑕篇》）。“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虞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颜黄门更斥之为“朝庭罪人”（见《颜氏家训·文章篇》）。近人饶流祥于民国初年，为黎副总统元洪草一电文推重冯国璋，并示逊位之意，中有一联：“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以飘茵堕溷等极不庄敬之词，用来比拟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事之不得体要，有逾于此者乎？“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彦和之言，所宜三复。
⑥ 向壁虚造：所谓向壁虚造，即本无其事，凭空臆造的意思。昔东坡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他日，圣俞以问东坡，东坡笑曰：'想当然耳’”（见《老学庵笔记》、《绿雪杂言》及《芥隐笔记》）。风檐矮屋之下，为的是争一日之短长；以东坡的高才博学，临文驰骋，编造一个“自我作古”的小故事，借他来考验考验闱中阅卷的官儿，似属无伤大雅。但这毕竟是英雄欺人的事，也只有才学超群的东坡者，才可偶一为之；“东施效颦”是绝对不可以的。记得近人笔记中提到逊清光绪年间，文廷式（芸阁）殿试卷中有（闾面）二字，读卷官疑“闾面”无出，当系笔误，而翁叔平相国则以曾见一诗，以“闾面”对“檐牙，或有出处告之。文遂及第。事后发现其为错误，言官竟提出弹劾，文亦博得“闾面榜眼”之称，这也就是由于臆度故事所造成的笑话。
综上所言，是我个人对用典问题一些粗浅的认识。至于用典技巧方面，如古人所谓“正用”“反用”“借用”“折用”等等，因取证贵周，容俟另文专述。今天时代与过去不同，我们自无法要求一般人去欣赏骈文律诗，也自然无须多费时间去研典故。但就少数专攻中国文学的人来说，无论自己从事写作也好，或者为了欣赏他们的作品也好，你就不能不懂得若干典故；为了了解典故或使用典故，你就不能不多涉猎一点中国书，因为典故是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书里的。《易》曰：“君子以多读前言往行，以畜（蓄）其德”；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即使撇开用典的问题不谈，多读一点古书，仍然会对我们有益。
注一：獭祭 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号獭祭鱼”。
注二：衲被 西清客话：“杨大年为文，用故事，使子弟检村出处，用片纸录之，文成面后掇拾，人谓之衲被”。
注三：餖飣 通雅：“食以言五色小饼，盛盒累积曰鬪（豆音） 钉，因作餖钉”。按谓饼饵积如钉坐也。钉飣通用。后世因谓言辞因袭堆垛而不切实际者，曰：餖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