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卢芹斋与中国文物的流散海外
戴叶君
清末，古玩出口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大批古玩商转向“洋庄”生意。作为远东第一大贸易港，上海成为当时国内古玩出口的第一大港，相应的上海古玩市场迅速成为当时艺术市场的古玩交易中心之一。在上海，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卢吴公司”，一时间成为了沪上几乎所有古玩的最终去所。可以说卢吴公司及其前身“通运公司” “来远公司”所演绎的不仅是一部跨国文物经营史，更是无数珍贵文物流散海外的血泪史。而其灵魂人物——卢芹斋，评其为国内外名噪一时古玩大亨，更不如说他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文物的流散。
卢芹斋其人及卢吴公司
卢芹斋（1880-1957），生于浙江湖州著名古镇南浔，他的出生地由于卢家的世代盛名而称作卢家渡。太平天国运动使卢家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举家避难上海。19世纪末，卢芹斋被送往巴黎，开始涉足商业。凭借商人的天赋和出色的艺术鉴赏力，又得到同乡名人的提携并与之合作，渐渐发迹，成为“中西合璧”的文物古玩巨商。以他为主经营的来远、卢吴公司等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文物经销店。
卢芹斋最初是与张静江、李煜瀛等合作在巴黎的马德兰广场创立“通运”（Ton Ying）公司，时间为1903年。通运公司由张静江之父张廷甫出资30万元起家，经营货物种类多、业务广，主营茶丝绸缎兼古董字画。通运公司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国内京沪都设有分号。张的不少亲戚和同乡都是他的帮手。如其舅父庞莱臣，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书画收藏大家之一，正可以为其供货、参谋。张静江、卢芹斋得天时地利之助，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可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6次，获利无数。
共同经营五六年后，卢芹斋已经小有名气。已经从一名来自异国他乡的青年渐渐成为通晓文物鉴赏与经营之道、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的道中人，时年28岁。1908年，他离开“通运”，另立“来远”公司（1909-1920年）。从那年的信件获悉，古董生意时好时坏，并不保险。同年，张、卢还另开新茶叶店以扩大经营。张静江支持革命的大笔开销成为通运公司很大的负担，这是一心投身商道的卢芹斋所头痛的。另外，比起通运的多种经营，卢更专注于古董生意。当张静江收缩公司时，卢创立了“来远”公司，位于巴黎泰布特街，专营古玩。
1911年，卢芹斋与上海古玩业巨头湖州人吴启周、北平大吉山房祝续斋、缪锡华四人合伙开设卢吴公司，总部设在巴黎泰布特街34号。上海办事处处在南京路570号来远公司，北京卢吴公司位于前门大街鲜鱼口内崇贞观16号。1915年至1920年，卢芹斋在美国纽约第五大街557号设立分店，开始做“美国庄”。另在伦敦也有分店。卢芹斋驻巴黎，姚叔来驻纽约。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给他们进货，还有缪锡华在南京和苏杭收买古玩，并请管复初掌眼，然后在上海将古玩集中由吴启周发往巴黎或纽约，吴启周的外甥叶叔重来回送货、联络接应。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人在经营洋庄生意15年后散伙，祝续斋、缪锡华各奔前程，卢吴则继续合作，由吴请北平辅聚斋古玩店经理王栋廷及其外甥叶叔重驻北平进货。
卢吴公司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搜罗中国古代艺术珍品非法出口，极受海外古玩商支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卢吴公司名义上解散，其实叶叔重在上海开设的禹贡古玩店、1946年起代理卢吴公司经理的张雪庚的雪斋古玩店和戴福保经营的福源斋古玩店，仍是40年代中期直至50年代初期卢吴公司在沪搜求珍贵文物出口的主要代理商。1955至1956年，戴福保、张雪庚、叶叔重分别因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继续走私文物，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和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事实依法提起公诉并判处有期徒刑，福源斋、雪斋、禹贡均由公安机关查封，各店留存文物悉数充公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而卢芹斋本人也于1957年病逝于瑞士尼翁，结束了颇具色彩的一生。
卢芹斋50年在美国纽约卢吴公司C.T.Loo & co展销会入口处留影
卢吴公司的运作与文物流散
文物市场的海外推广
卢芹斋深知市场推广对于任何跨国公司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产品地域特色极其浓厚的古玩业。从顾音海的《飘逝的风景》中列举的通运公司明信片（1900-1920年）看，其邮发地点以巴黎及周围地区为中心，还有少量往返于伦敦、纽约、柏林罗马、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地和巴黎之间；收件人多为“静太太”（张静江夫人姚蕙）；邮寄人主要有卢芹斋、李惟弼（又叫李右臣、李佑仁，系通运公司帮办一类职员，位堪与姚叔来、卢芹斋相伯仲）、张墨耕（又叫张翰，张静江二弟）、姚叔来等。这些明信片说明在通运公司阶段，为拓展市场，公司的主要职员奔走于各个国家和地区。1907年下半年至1908年3月，公司在英国参加的文物古董拍卖生意是由李惟弼在伦敦料理，其间李频繁地从伦敦往巴黎寄明信片。从明信片的字面看，古董生意似乎不太如意，这可能与当时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对中国古玩尚不了解，还没有鉴赏的兴趣有关，但伦敦市场是挤进去了。1908年10月中至1909年初，卢芹斋与李惟弼在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进行了市场调查或者试探性拍卖。来远公司的建立也是与这次集中调查有密切关系。如1908年11月23日，李惟弼自阿姆斯特丹致巴黎姚蕙明信片：“右等于午后到此间，拍卖处已看过，料无甚大市面。此间所讲说话系荷兰及德文，英、法文不甚懂，然客栈及大店处尚可讲些英文法文……”从中可知阿姆斯特丹也曾是卢芹斋们考察之处，只是“料无甚大市面”，最后是否携货去拍不能肯定。
除了拓展销售渠道，发行画册图录、举办展览也是卢等对西方推广中国文物的一个主要方式。2007年7月9日上海朵云轩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一本民国五年（1916年）来远公司出版的《古画留真》，最终以4.25万元成交。这本图录由管复初鉴定，共收古画真精品60种，附画家历史，画中景物与历史美术有关系的还有详细考证说明，图文资料均十分翔实。更清晰表明卢芹斋编制该图录的用意是它的文字材料均为中英文对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卢芹斋曾以自己的收藏精品编印许多本鉴赏图册，还请名家执笔撰稿，如1924年，《卢吴公司藏中国古代青铜器》（Bronzes antiques de la Chine），由金石考据学家褚德彝撰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作序；1925年，《卢吴公司藏中国古玉》（Jades antiques de la Chine），由伯希和撰写等等。还有1934年和1935年，卢也分别在巴黎和伦敦举办中国青铜和古玩展览以推广销路。
近代管复初鉴定古画留真
市场导向采办货源
关于货源采办，涉及从哪里进货和进哪些货的问题。经营跨国古玩贸易，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货源支撑，卢芹斋每年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中国，看货、订货，了解国内最新行情，并在北京、上海建立“来远京号” “来远申号”，物色一批高手代为操作。例如，“来远申号”的管复初即是聘请来负责鉴定，大多数古玩要请他过目，再决定收购与否。由于卢吴公司资金雄厚，出的收购价高，故而国内文物精品几乎任其挑选，有先睹为快的特权，很少有人能与它抗衡。由此，卢芹斋等在国内组织的严密供给网源源不断地向巴黎总部输送出古玩货品。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尚十分粗浅。卢芹斋凭借多年的鉴定经验，懂得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价值，他一度想引导欧洲人认识这些价值，但在当时几乎不大可能。因此，他不得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以保证获利。来远公司开办之初，考虑法国人喜爱康熙三彩、法花、抹红、茄皮紫、孔雀绿等釉色的瓷器，还有青铜器、石雕、瓦器等文物。国内各地代理商就往上海吴启周处发这类货，一时间康熙三彩和法花等古瓷器价格涨得很高。1918年开始经营“美国庄”，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国内京沪的三位古董商改为卢进铜器、石器、陶器和钧窑瓷器等。卢吴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其代理商在当时国内市场上总是出价最高，但是即便如此，国内的价格对于欧美市场仍不算高。
当时大洋两岸书信来往频繁，常常夹有照片、图片，一类是由来远“京号” “申号”寄往纽约、巴黎的，是国内购办人向卢芹斋询问照片或图片中古物在欧美市场前景，未买下的古玩依据卢的回复决定是否购入，已买下的则根据预计的获利情况决定发货至欧美还是在国内出手；另一类是巴黎或纽约的卢吴公司寄给北京或者上海的来远公司。此类图片中都是在欧美市场畅销或者获利颇多的古董，还有刊登在国外的出版物上被国外探险者掠去的中国古物，卢芹斋要求国内的供货人按图索骥，指定采办。如在一封来信中，就有这样的照片，其上所贴字条写着：“请办开光五彩各件花样仿照该照片碗式”。还有似乎是直接从出版物上剪下的佛像头部，有钢笔字迹：“如有如此一头请可办”。
“经营”成果
经过长期推广市场、指定采买古玩、及时疏通各方问题，卢吴公司在几十年时间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的在外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其盈利无法估计。目前能看到的是卢吴公司开办之初的拍卖账本，即1912年底至1913年初4份伦敦拍卖账单。
综合来看，买卖中虽然时有亏损，但1月21日这次的毛利高于买入价，弥补前两次亏损的总和外还绰绰有余。在将近三个月（一季度）的时间里共拍卖了748项古玩，如果以这个量计算，一年（四个季度）可以达到大概2000项的成交量。据杨文分析编号规律，推断如果这些编号是从来远公司成立之时（1909年）就开始累计的，那么1909年至1903年初的4年中平均每年有2000项的经手量。
再看一本只有年份（1915年）未写明具体日期的账单，装订成册厚达77页。很显然，这是一整年的拍卖总计（以一年为单位是最常用、最便捷的统计结算方法），第1页列出“钱选花鸟”（画）等28种（有的一种之内不止一件），则估计此册所列古董至少在2156种以上，这个数字与之前的两个推算恰好可以相互佐证。这份账单总成交价为235,312.30法郎，则每种约为109法郎，这样的成交价实在不算小。我们稍列几种，且看拍出的是何种古物（表三）。从以上5份账目分析，不仅可以获悉卢吴公司的发迹内情，据此可了解文物流失的大致情况。
巨大的文物外流
长年大规模的拍卖、销售活动使得卢吴公司备受外国文化势力的欣赏青睐。今天，卢芹斋位于巴黎的佛塔式建筑仍由其后人继承经营，他们与外界接触较少，对先祖故事并不张扬，只是特备英文简历一份，来访者可索阅，其文如：“……在同行中，他（卢芹斋）是唯一能够懂得古物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的人，而大多数商人判断中国艺术品优劣的标准只是看它是否有利可图并符合时人趣味……卢芹斋帮助他们懂得并欣赏文物上那些常被忽略的地方，因而在西方收藏家审美趣味的革命中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卢芹斋为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捐赠了许多藏品，他一生致力于把亚洲艺术最辉煌的一面介绍给西方。”然而，这样的“介绍”给他个人带来巨大私利，这样的“介绍”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使从创立来远公司开始计算，卢芹斋向欧美出口文物长达38年之久，运出的国宝不计其数。通运开办之初，张静江借舅舅庞莱臣藏画打通欧美艺术市场，庞氏旧藏大量流散海外。
杨仁恺先生1952年春主持故宫散佚书画征集、考证工作时就注意到卢芹斋，在其编纂的《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里列举了数件流落在外，其流传均与卢芹斋有染的国宝：宋人摹本《八公像图》、宋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和《列仙图》、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图》、元初钱舜举的《王羲之观鹅图》、元赵雍临李公麟《五马图》之一，名《人马图》。
还有两起轰动国内外的文物外流事件与卢芹斋有关。一是1913年，世界级的中国国宝唐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和“拳毛驹”被北京古玩商赵鹤舫盗卖给卢芹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借展的方式将这两匹浮雕运到了博物馆展出，最终在1921年以12.5万美元从卢芹斋手中买下。二是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一批纹饰瑰丽、形制精美的春秋青铜器，流传颇为周折。1924年冬，第一批被法国古玩商王涅克、葛扬以5万大洋买走。1932年，第二批在公开出售竞标中被卢芹斋以29万大洋夺得。然而幸运的是，在抗战前后国内学术界对不法奸商同仇敌忾、严加声讨的社会舆论和各部门严加防范下，这批青铜器未能运出国门。
类似的国宝流失事件无法计算，绝大部分无从考证。虽然未必件件都是国宝，赝品也混杂其中，但真正的国宝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民国时期，卢吴公司是最大的古玩跨国贸易商，最具典型性。从它身上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清末民国巨量国宝流失背后的具体运作，以便于我们在今天的国宝回归热潮中，面对一个个“回流故事”，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背后的真实情况和价值。而卢芹斋，作为近代史上沪上最大的收藏大家之一，他对中国这段历史的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不仅仅在于文物的流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