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瑜：我的青春不在别处，在重庆一个叫下半城的地方

文/李毓瑜

我的青春不在别处，在重庆一个叫下半城的地方，和“劳光”锉刀厂咫尺。全称是“重庆第四十初级中学校”，在这里读完初中，上高中，就要考到别的学校去。

如今，我青春的鸟儿早已飞离了枝头，我的四十中学也在日新月异的日子中，魔幻般的消失。学校消失了，青春没有远去，那些不可复制的孤本日子，如泪水般的纯净，阳光灿烂。淡淡的在不经意间，作了岁月的背景，衬着我那些琐碎而灰色的日子，活成了意大利艺术家乔治.莫兰迪色彩。虽少了青春的阳光，却有了无色素朴的心性，如今走进了开启自由随心的日子。

我的四十中，那些青春的底片，冲印出来，无事看看，作为幕间休息。

1、助学金

在那个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康家八，顾家五，王家七……兄妹、姊弟一大串，是常事。我家五姊弟，爸爸在四川泸州工作，工资34元，除去每月还债五元，给我们在重庆的六口人寄回十五元。

为了饥饿的我们，年轻而颇有姿色的母亲，拖着我们姊弟，给医院洗被盖，给病人洗衣服，替人织毛衣，折纸盒……每到晚上，一盏15支昏黄的电灯泡高高地悬在十多平米黑屋的中间，幽幽地照着。我们围坐在妈妈身边，拆三分钱一斤的蓝白两面粘贴在一起的、长的、方的、三角形的帆布胶块。拆好了的帆布胶块，蓝的一堆，白的一堆，我们一边拆一边。那帆布胶块撕开时细微的纤尘直往鼻子钻，妈妈给我们每人嘴上蒙上一张手帕，还是咳。

我无法想象母亲作为女人的情感，我也无法体验五个孩子母亲的苦痛与挣扎。我只知道母亲好像一只老母鸡，用她单薄的身体，护着我们五只小鸡，努力地为我们支撑起一片有蓝天的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不饿死的日子。

她多次晕倒，看着她瘦削的额上，淌着的一颗颗汗水，邻居们都说她熬不过日头。但我知道她不会死，她也不能死，她死了，她的这五个儿女怎么办？

她心里装着我们，我们心里装着母亲。

“一应自然，心手相印。”母亲是我们的万里长城，是茫茫黄沙中的防护林。我们是她长城内、防护林里，她的庄稼，她的高粱、大豆、小麦、稻谷。

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同校的姊姊高我二个年级，约定俗成，我同姊姊一样，也申请到了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每月十二元，按月放发。到了冬天还有寒衣补助费。

我不能忘记，是国家，是我的母校，让我没有失学，让我等同于带薪读书，那时工厂的学工每月工资才十八元。

到了助学金发放的日子，我便到学校教务处康老师那儿签字领钱。

康老师不高不矮，丰盈饱满，烫着一头散散的卷发，少有笑容。

她打开抽屉拿钱给我，脸色自然平和，没有语言，没有睥睨，没有居高临下。站在她的面前，我也没有忐忑不安与局促。

在离开四十中以后的日子，走进华美的大楼和低矮的茅屋，我常想起康老师自然平和的样子。

睛天还是雨天，穷人或是富人，美还是丑，在同一蓝天下，我们都是人。

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

这是我在康老师那里，学会的人生第一课。

重庆四十初级中学校，康老师，大恩不言谢。

2、双料朋友

七岁上学，小学六年，读初中正好十三、四岁。《红楼梦》里，林黛玉初进贾府十岁，情窦初开，进初中，我便清楚地有了男女之识。

而我爱情的启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中篇小说，从楼上一个唱歌的许哥哥那里得到这本书。少年维特爱上了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而姑娘已同别人订婚。维特因失恋悲痛欲绝地自杀。

“出师未捷身先死心，常使英雄泪满襟”。爱情的可望而不可及，用在这里，也是行得通的。

在我们班上有个角色，是值得注意的。他是报社子弟，打得一手好篮球。在我们小家小户人家子女的班上，他是多多少少沾染了书香气的。

打篮球的同学，不是重庆大多数男人小人小马小刀枪的角色，身长1米75，生气英武。常年手上戴着白色护腕，学校的篮球场，是他的高光时刻。不仅在我们班上，就是在整个四十中学，众多女同学当中，也是有鼻子有眼睛有颜值担当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他手带白色护腕，在学校篮球场上的生气英武，不会烟飞灰灭。

除了篮球，他会画马，一匹匹马从他的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要想得到他画的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心想事成的。

除了画马，他还是个文青，在唱歌演戏方面，可圈可点。

后来也因为他打篮球的一技之长和唱歌演戏，在父亲流放异地之际，他作为知青，千里万里之遥的一个解放军部队招了他作特长兵 ，打篮球、演样板戏。

而我只是班上忽略不计的人。一个同班不同桌少有交集的人。

他的高光时刻在球场，我的高光时刻在跑道。学校每年要举行一次学生运动会，我是班上100米的短跑选手，同时也是4x100 米接力赛选手之一。学校举行运动会，我会带上白色的护腕，他会到跑道上来，为我们加油鼓劲。

我戴上白色的护腕，不为别的，是作为一棵树向另一棵树，问好、致意。

还未毕业，同学们作鸟兽散，下农村接受再教育，再回首，已是同学会。

同学依然是同学，但时光却不再是青春校园的光景。

这时我才发现一个惊天秘密，海内外风靡一时的《玉娇龙》，竟是他的父亲聂云岚写的。

这是我追求文学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如果早知道，应该上他家，拜访他的父亲，向他请教，或许我会更早地懂得文学，做好文学的准备。我与他家只有几步之地。

后来我的长篇小说《蓝衣女人》出版，送了他一本。不久，我应朋友重庆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吴景娅相约，为重庆出版集团《故城时光》写稿，想到了他。他是名门之后，再怎么也有两刷子，便约了他写《白家馆》。

开始我也准备写《白家馆》，景娅说，你让他写，他家隔壁就是《白家馆》，写起来会顺手些。

我便改写了下半城的一个菜市场《花街子》。

其实我约他写稿，也有些忐忑不安，虽然他的父亲是个大名人作家，但我从未看过他写的东西，如写砸了，我也不好向朋友交代。

当我第一时间拿到他的《白家馆》，我服了。他打消了我所有顾虑。处女作相当不错，《白家馆》过了我的眼。自然他和我在后来出版的《故城时光》，都露了一小脸。

这次《白家馆》的成功，及我长篇小说《蓝衣女人》的相送，极大地刺激了潜伏在他生命中、父亲文学基因的复苏。

他子承父业。

给电脑装上手写板，暂停了几十年来钟爱的篮球，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写作，把他下乡到涪陵蔺市鸡公山落户当知青、又如何凭着打篮球和演样板戏的特长，招到部队参加的经历，足足整整写了两年，终于完成了他六十五万字的自传体长篇《阿林的鸡公山》。

我佩服他，在那个年月，他用打篮球、演样板戏，走出了人生的泥淖，完成了自救，获得了有尊严的生活。那个年代，他的身份，在农村想抽调回城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他是生活的强者。

在岁月漫长的河流中，他用六十五万字自传体长篇的书写，记录了成长背景中我们这一代人的阵痛与生活大戏，是对生命与灵魂的回溯。

这就是我的同学聂嘉陵。

从前他是我的同学，现在他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文友，我们是斜杠关系，双料朋友。

李毓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理事，曾在《四川文学》《山花》《科学文艺》《青海湖》《人民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晚报》等发表小说、散文、随笔。多次获奖。

长篇小说《蓝衣女人》，为2013年度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由亚马逊网站出版长篇小说电子书《井筒子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