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中华大地的尤物奇葩

梅花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一）

梅花——中华大地的尤物奇葩

作   者：许联瑛

主   播：A K

编   辑：付   丽

生物基因（遗传因子）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全部信息，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文化基因作为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一般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

文化的“基因”，与生物遗传学所说的“基因”不同，它不能直接成为科学实验的对象，但可以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它。

作为人类，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一定是同源共生、互相影响，协调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失衡如人之跛足、厦之将倾。文化基因虽然具有根深蒂固的性质，但不能否认，有时也存在隐性表现。

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必然地来源于这个地域的人与其相关自然环境复杂且长期的交互作用。地史变迁、气候变化、社会发展、文化形成，在这些综合复杂变化的环境中，人由于生存的需要，刺激和培育了自己的文化基因。

所谓民族文化基因，就是形成一个民族性格的DNA。“那些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想和论述，是开启我们认知梅花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一把钥匙，也为裴李岗考古中出现的梅核（距今7500~7000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价值的解释。

从自然历史发展来看，许多植物的生长历史要比人类的文明史更加长久，梅花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基因的初始，一定是发源于我们现在认知的文明史之前。苏秉琦认为，中国人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源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

“任何文化基因都必然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这是由于文化基因表现为一个民族深层次价值观所在，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资本。由于文化基因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密码，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往往导致集体无知觉”。

梅（Prnusmume）是中国特有的著名传统植物，既是嘉果又是名花。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证实已有7000多年应用史和3000多年的引种栽培史。梅的实用和文化隐喻，在中华文化的萌芽阶段就出现了。

通过考证梅花精神的历史发育和形成脉络，可以证实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原生文明，承载了一种民族信念和文化理想。我们立足今天回望历史，不难看到这种原生文明反映了文化进化的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民族、超越贫富的永恒意义。

考古学和植物学学者们近期的研究成果，证明并纠正了过去的某些成见。

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作为古代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中国梅花最早的野生起源地之一，梅文化最早就是从这里开始并发育起来的。《尔雅》、《诗经》、《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记载充分表明这一点。

在距今2500年前后的周朝中期，大约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81年，梅花在“黄河流域的下游是无处不在的”。这说明，随着大约10个世纪前后黄河流域温度的逐渐降低和环境变化，梅花也随之南移。“到11世纪初，华北已不知有梅了”。这就形成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国梅花自然分布中心在长江流域的认识。

作为一种经济树种及其易于栽培的特点，梅花的实用和欣赏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应当是广泛的。宋代范成大提出“梅，天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

中国人热爱梅花，欣赏梅花，能够超越阶级、财富和政治偏见。

士大夫文人爱其幽雅清俏；

普通百姓爱其欢喜吉祥；

君子志士爱其不屈气节。

另外，对比西方人多用眼睛去欣赏花卉，东方人不但讲究“流芬乍喜通鼻观”，进而更会调动心理感受，用心去赏花；对比西方人多停留在表象和色彩上，东方人更会深入到情理之中，以求达到精神层面引申与生发。

陈俊愉先生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花卉欣赏的大师。中国人赏花注意趣味、意境和联想, 强调“花人合一”，追求意与境、情与景、心与花、品与香的交流。

从《诗经》中平民姑娘《摽有梅》的歌唱，到宋代文人陆游的“当年走马锦城西, 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 青阳宫到浣花溪”的咏叹，再到当代伟人毛泽东“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高尚情怀，不难看出梅花文化参与人群广泛性之一斑。

中国梅花今天所具有的栽培广泛性，应当源于它历史自然分布的泛中心性。一个物种，从中心向四周迁移分布，具有最合理的水平距离及其自然生态适应能力，这也是形成“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梅花”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

“梅花是中国人的花，理所应当地为全体炎黄子孙同尊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