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 我的《金瓶梅》研究三十年
周钧韬金瓶梅成书
十大专题研究集成
周钧韬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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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钧韬金瓶梅成书十大专题研究集成
作者：周钧韬
排版/设计：于峰
编辑：古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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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SGD 19.80
出版：全球华人出版社
国际书号（ISBN）：978-981-173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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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2023年9月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自序 四十年《金瓶梅》成书研究的创新之路
第一章 《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与早期面貌
第一节 《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
——与韩南、魏子云先生商榷
第二节 黄霖先生的反批评
第三节 重申《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 出现在明万历二十三年
——再次请教黄霖先生
第四节 早期的《金瓶梅》写的不是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也谈《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魏子云先生商榷
第五节 魏子云的《金瓶梅》成书年代“天启说” 完全没有根据
第二章 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第一节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第二节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第三节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第三章 重申与论证《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
第一节 《金瓶梅》中的“蔡京专政”与“严嵩专政”
第二节 关于太监的失势与得势
第三节 关于内忧与外患问题
第四节 关于佛道两教的盛衰
第五节 关于“残红水上飘”与《挂真儿》
第四章 徐阶的谢世，为郑振铎、吴晗等力主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敲响了丧钟
第一节 “万历说”的十二条主要论据统统不能成立
第二节 从《金瓶梅》抄本流传时间，来考察成书年代问题
第三节 徐价的谢世，为“万历说”敲响了丧钟
第五章 提出并重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第一节 宋起凤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的“中年笔”
第二节 从《金瓶梅》讥刺严嵩父子来考察其成书年代
第三节 徐阶与王世贞的关系非同寻常
第四节 从《金瓶梅》抄本的来龙去脉来考察
第六章 两次论述《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第一节 首次提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第二节 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第七章 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第一节 第一稿《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
第二节 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第八章 《金瓶梅》“淫书”辨
第一节 论《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 ——兼论《金瓶梅》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
第二节 《金瓶梅》淫书乎？非淫书乎？ ——400年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第三节 现代学者对《金瓶梅》污秽描写成因的研究（节选）
第九章 《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
第一节 拙著《金瓶梅素材来源》概况
第二节 《金瓶梅》中的历史事件
第三节 《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
第四节 《金瓶梅》抄引话本、戏曲考探
第五节 《金瓶梅》清唱曲辞考探
第十章 学术权威们《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第一节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第二节 郑振铎《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第三节 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第四节 朱星《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第五节 《金瓶梅》与《百家公案全传》 ——与美国学者韩南先生商榷
第六节 《金瓶梅》怎样借用《西厢记》？ ——与蒋星煜先生商榷
第十一章 附录
第一节 我的金学之路
第二节 让《金瓶梅》研究闪耀哲学思辨的光辉 ——读《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第三节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序
第四节 当代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个公案
第五节 《金瓶梅新探》序
第六节 《金瓶梅鉴赏》序
自序 四十年《金瓶梅》成书研究的创新之路
我原是《红楼》迷，在大学读书时读了七遍，可谓如痴如醉。约1983年，在计划研究“红楼美学”时，突遇《金瓶梅》对研究工作者开放。我如获珠宝，用两年时间认真通读数遍。并将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等一二十位前辈学者的有关《金瓶梅》的几乎全部著述，拿来认真学习、研究，同时收辑出版了《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
在对前辈学者著述的学习研究中，我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同时在比较中发现了他们不少矛盾与缺陷，甚至是失误，从而开启了我长达四十年之久的《金瓶梅》研究生涯。我的金瓶梅研究起步，就是撰写肯定前辈学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并对他们的不足乃至失误提出批评与商榷，就此写了不少文章。由于他们的研究集中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上，我乃亦步亦趋，并不很自觉地走上了《金瓶梅》成书问题专题研究之路。谁知此门一开不可收拾，四十年间除了写作与出版《金瓶梅鉴赏》（艺术研究）之外，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在《金瓶梅》成书问题的研究上，就其广度与深度上努力开拓和挖掘。
说来也怪，我的《金瓶梅》研究起步于与学术权威的论争。“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这是我几十年来在研究中形成的重要特色。
“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此说在学术界很有歧见。某些人专以“打倒权威”来沽名钓誉；某些人专意在名家的观点中挑刺，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对此类人与事当嗤之以鼻。 但是很多有重大创新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在与权威的论争中产生的。我认为：1、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他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中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真理性的认识。但是，人类对真理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权威的权威理论，只具有相对性，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他在探索真理的阶梯上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其贡献是为后来者登上更高的台阶创造了条件。2、与权威学者论争，在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因为权威学者研究的是本学科的最重要的课题，他代表着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最高成就。所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就必然要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接过其接力棒，将其探索的课题和提出的理论观点（相对真理），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由此而创立新的成就，推动学科的发展。3、如果后来者一惟迷信权威，将其理论视为金科玉律，顶礼膜拜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只能避开权威所涉足的本学科的重大研究课题，而去研究权威未涉足的次要课题，那么本学科就只能驻足不前而无以发展。
基于这些认识，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便成为我较为自觉追求的信条，从而构成其一大特色。首先，我在十分尊重权威的前题下，将本学科中的所有权威的全部理论，拿来认真学习，把握其精髓。在这里真是来不得半点轻狂。然后，将权威们得出理论观点所使用的全部论据，找出来逐条进行仔细核查，辨其正误与优劣。在此基础上，再将权威们如何根据这些证据得出其结论的思维过程、思维模式，进行重新演绎。最后，还要考察他们所使用的思想观念、逻辑推理、思维方法是否正确。通过这样反复的推敲琢磨，我即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我的主要研究成果，大多是由此而得。这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所使用的论据充足，思想方法正确，其论点是正确的，必须充分肯定。例如，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郑振铎指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中国社会病态的深刻揭示”，“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具有“非凡的典型意义”，这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可谓超越前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很多研究者依然遵循先生开创的这条认识路线，向前开拓。
二、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基本正确，但需要补正，进一步完善。如魏子云先生对鲁迅错误认定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的否定即如此。后来我通过新的考证补正了魏考证的不足，才使他的观点完全成立，推到了鲁迅的错误结论。
三、有些权威的理论正误参半，正确与错误并存。如吴晗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吴晗想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虚假荒唐的传说故事；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对于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吴晗通过详实、严谨的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离奇虚假的传说故事，如王世贞其父因《清明上河图》得罪严嵩父子而被杀；王世贞作《金瓶梅》毒杀唐顺之或严世蕃等等。但吴先生仅仅完成了第一个方面的考证，就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应该说，吴先生的考证有很大贡献，但其结论却是片面的。推倒了那些离奇虚假的故事，不等于说“《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四、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由多种原因、多种情况造成。我在论著中一一索其原由而加以纠正，并提出新见。
（1）恁错误的推理代替考证。如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是错误的，原因是只恁推理而未加考证。
（2）用想当然代替考证。赵景深先生说，《金瓶梅》中出现了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曲子《挂枝儿》，因此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但是，小说中有《挂真儿》，却偏偏没有出现《挂枝儿》。于是他又说：“《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我通过考证确认，《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第二十六出中就有《挂真儿》，此可为铁证。
（3）错误的证据导致错误的结论。《金瓶梅》中有曲子“残红水上飘”，魏子云先生认定是万历人李日华的作品，由此推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黄霖先生考出，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文学家李日华是万历人，但他没有作“残红水上飘”。而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我继黄霖之后进一步考出此李日华的生平行谊。此李日华是嘉靖初年人，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
（4）考证不彻底，造成结论错误。郑振铎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这是郑先生的“万历说”的重要证据。我查了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证明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剧”。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
（5）历史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吴晗著文企图推倒《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当初，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不具备的。因为在当时一些重要的史料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如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清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这两条史料确指《金瓶梅》为王世贞作。而吴晗所见到的《寒花庵随笔》等史料，或出于传闻，且已掺杂了王世贞著《金瓶梅》的种种虚假离奇的故事。因此，他只根据这些史料来作研究考证，非但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还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6）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论据，导致结论的错误。吴晗先生提出著名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时，有部分证据不是客观地，而是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例如“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名称”问题、“采办皇木”问题等等，他只举万历朝的史实，认为只有万历朝才有。我通过考证举证，《明实录·明世宗实录》所载，嘉靖十六年五月，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十九年六月，都有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同书又载，嘉靖十九年，皇庄之名并未更改、废弃。《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也有朝廷采办皇木（大木）的记载。吴先生只取万历朝的史料而舍弃嘉靖朝的史料，来为他的“万历说”作证，不妥之处，显而易见。
（7）以偏概全，误导后人。鲁迅说：《金瓶梅》“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也说：“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实小说中有大量的吴语，还有大量的吴语同音字，如“黄、王”，“多、都”，“石、着”，“买、卖”，在书中混用而不加区分，这是吴语特有的语音现象。此外，如魏子云先生所说，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豆豉、糟鱼、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安不到山东西门庆的家中的。此说明《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自己的习惯用语吴语写入书中，将自己（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我极为重要的“治学之道”，是我能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的根本所在。
我习惯于从哲学上观察问题，判断是非。写文章也要求有新意，不齿于人云亦云，墨守陈规，而是力求永远走在创新之路上。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转变思想观念、更新研究方法。
学好哲学。我深切体会到，做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以哲学为指导。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强大武器，其成功的法宝就是哲学基础、专业基础、文字表达能力的有机结合。反之，如果只有专业基础、文字表达能力而缺乏哲学修养，那就不可能取得较高的成就。可以说，我的“治学之道”的核心，就是4个字：学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其认识论与辩证法，是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毛泽东在认识论中告诫我辈的，调查研究（包括考证），务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认识论的精髓，一套探索真理、认识真理的强大的、十分了得的功夫。
将哲学思辨与缜密考证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两者的功力及结合的程度，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辉煌程度。
我基本上在哲学思辨与缜密考证有机结合中，力求走创新之路。本书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试验。
《金瓶梅》面世己有400年。但在前三百年间，对它是如何成书的，不甚寥寥。近百年间才稍見眉目。研究《金瓶梅》是如何成书的？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将其分为十个专题，潜心研究：
一《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与早期面貌
二 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三 重申与论证《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
四 徐阶的谢世，为郑振铎、吴晗等力主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敲响了丧钟
五 提出并重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六 两次论述《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七 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八《金瓶梅》“淫书”辨
九《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
十 学术权威们《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金瓶梅》成书研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很大精力才能有所收益。我所搞的十个专题中，每个专题不是光写一两篇文章，花一两个月时间而已。有的专题竟包括六七篇文章，历时达二十年之久。下面略举数例：
例一、本书第二章 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早在明末清初，《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已有多条史料依据，信奉者甚多。到了近现代，由于遭到吴晗、鲁迅、郑振铎等权威学者的否定，“王世贞说”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几十年后的1979年，朱星先生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重新肯定“王世贞说”， 可谓石破天惊。笔者亦由此省悟过来，从1987年开始，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发表论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一论吴晗先生金瓶梅研究的失误—-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被否定了吗？》，竭力否定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等否定论者的否定，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嗣后的多年间，为其不断地挖掘新证据、新史料。直到2014年发表《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才划上了完满的句号。整整27年。
例二、本书第六章两次论述《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历来《金瓶梅》成书方式 有两说，一为“艺人集体创作说”，一为“文人独立创作说”。我在彻底否定两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说’’。《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还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而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
在第二篇文章中，用黑格尔的“扬弃”这一哲学概念研究《金瓶梅》。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如《水浒传》）向“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如《红楼梦》）发展的“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是一部“过渡形态”的作品。并提出要从哲学高度来认识“过渡形态”，是《金瓶梅》成书的本质特征。这是我的独家研究成果，用时二十多年。
例三、对郑振铎、吴晗等力主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提出强烈否定。认为，“万历说”的十二条主要论据统统不能成立。
我从抄本的流传时间入手，寻找持有《金瓶梅》全抄本者的确切的时间点。从徐阶的卒年，确认万历十一年（1583），是《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下限，从而进一步确认了我在35年前就提出的《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例四、两次提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第一次是1987年发表《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事隔35年，2022年我又重论“隆庆说”，具有质的区别。第一次提出“隆庆说”的依据是王世贞的“中年笔说”。而王世貞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建筑在疑似基础上的“隆庆说”只能算作完全没有根据的猜想。而去年我的重论“隆庆说”，是通过脚踏实地的考证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但两者恰恰殊途同归，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可见其都有客观的真实性。
作为《金瓶海》成书年代的“隆庆说”较“万历说”、“嘉靖说”胜出多多。估计想要推倒它并不容易。但对它作出修正很有可能。如果若干年后，据考证持有全抄本者另有其人，且获得全抄本的时间点或谢世的时间点早于徐阶，那“隆庆说”的下限必须修正。比如说有李某者，持有全抄本或谢世于隆庆五年，那么“隆庆说”的下限必须从万历十一年（徐阶卒年）修正为隆庆五年。如此等等不伤“隆庆说”的筋骨而只能使其更完善，更具生命力。
学术界评介，我的“整个《金瓶梅》研究，都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光辉”。《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3）向海外介绍我的《金瓶梅》研究时，用的标题即是“思辨考证，双向汇流”。我的这一特点已为人所共知，也确实成就了我的金学之道。
如何看待我的成功，在1987年出版的拙著《金瓶梅新探·跋》中，我清醒地指出：“笔者的这些新看法……到底有多少真理性的成分，是很难估计的，或许很快就被他人的新说所否定，也许很快就被自己的新说所否定。否定之否定，这完全是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则的……我们不应该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否定，也不应该害怕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唯有否定才有前进。笔者将铭记这一真理，举起双手欢迎别人对自己的否定，同时不断进取，努力实现自己对自己的否定。”
以上十个专题研究，并没有包括《金瓶梅》成书研究的全部问题，也没有真正实现创新的目标。有的也只是推测而已。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周钧韬202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