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池记原文
墨池记鉴赏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失之空洞说教。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活了墨他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约，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他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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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赏析
本文在写作上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先记叙墨池的方位、形状、传闻，然后发表议论，接着记叙王羲之的轶闻，再议论后世之所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是因为他们所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并由此联系到道德方面的深造修养。最后记叙学官王盛为推广王羲之的事迹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并对其用意发表议论，从而揭示出文章深刻的主题。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此，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也就是说，并非“天成”，而是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紧紧扣住“墨池”题意，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文章的主旨并不就此完结。作者由此进一步引申、推论：（一）学习书法是如此，“欲深造道德者”也是如此。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强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二）从“人之有一能”尚且为后人追思不已，推及“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将永远影响后世。也从书法推及风节品德，从具体的书法家推及更广泛的仁人志士，这是从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来立论的。这两点推论都极为自然，并非外加，表现了曾巩思路的开阔，识见的高超。如果是低手写作这类碑板文字，往往就事论事，粘着题义，不知生发、开掘的。这是本文的第二层意思。沈德潜评本文说：“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题中”“题外”，即分别指上述两层意思。
更有说者，“题外”实在还在“题中”。这两层意思不仅由小及大，从前者推出后者，顺理成章；而且，从讲书法到讲道德，从讲怀念书法家到追慕先德，都还是跟题意相扣的。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因为墨池旧址“今为州学舍”；本文之作，又是作者应“教授王君”的请求；王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所以，重点是一个“勉”字。于是，从学习书法到道德风节，自然是勉励生员们的应有内容。如果死扣“墨池”，拘于一般题义，只讲书法，倒反死于题下，甚至远离作记本意了。所以，这第二层意思，就一般作法来说，是“题外”；就本文来说，实在还在“题中”。
这篇短文的另一特点是多用设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可分十四句，其中设问句五句：“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而因以及乎其迹邪?”“以勉其学者邪?”“也”字句两句：“荀伯子《临川记》云也”，“非天成也”。最后又以一个感叹句作结：“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这些句式的大量运用，使这篇说理短文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特别是五个设问句，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低徊吟诵，玩索不尽。前人以“欧曾”并称，在这点上，曾巩是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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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池记创作背景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相传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池边习字，池水尽黑。曾巩钦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散文《墨池记》。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便飞快的变绿了。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只懂得用它的飞絮蒙住日月，却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倚：仗恃，依靠。狂：猖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解把：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春雨迅猛，池塘水满与堤齐平，远处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热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已经凋谢，只能看见萋萋的春草，碧绿一片。
雨过横塘(táng)水满堤(dī)，乱山高下路东西。
路东西：分东西两路奔流而去。横塘：古塘名，在今南京城南秦淮河南岸。乱山高下：群山高低起伏。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与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了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城南》二首描写了暮春时节大雨过后的山野景象，笔调流畅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赏心悦目。特别是“惟有青青草色齐”这一句，沁着水珠的草地鲜亮碧绿，表明雨后的大自然依然充满生机，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格调超逸，清新隽永。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风吹已送烦心醒，雨洗还供远眼清。
新笋巧穿苔石去，碎阴微破粉墙生。
应须万物冰霜后，来看琅玕色转明。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先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先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先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先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先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先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先，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铭：在器物上记述事实、功德等的文字。通材：兼有多种才能的人。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勒：刻。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畜：积聚。兼胜：都好，同样好。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卓卓：卓著，突出样子。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蹶：挫折。魁闳：高大。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 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1、正话反说
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
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
2、意境含蓄
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
对景见南山？岭梅露、几点清雅容姿。
丹染萼、玉缀枝。
又岂是、一阳有私。
大抵是、化工独许，使占却先时。
霜威莫苦凌持。
对景见南山？岭梅露、几点清雅容姿。
丹染萼、玉缀枝。
又岂是、一阳有私。
大抵是、化工独许，使占却先时。
霜威莫苦凌持。
此花根性，想群卉争知。
贵用在和羹，三春里、不管绿是红非。
攀赏处、宜酒卮。
醉捻嗅、幽香更奇。
倚阑干、仗何人去，嘱羌管休吹。
争得时人见鸾凤，不教身去忆烟霞。
滋荣冬茹湿常早，涧泽春茶味更真。
已觉路傍行似鉴，最怜少际涌如轮。
曾成齐鲁封疆会，况托娥英诧世人。
若道人心是矛戟，山前那得叔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