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写在乾隆谕旨的边上
谕军机大臣等：朕闻谢济世将伊所著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
批注：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清史稿》卷293有传。雍正四年（1726年），他以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身份，状告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并“列举十罪”。田文镜乃雍正的心腹宠臣，正是红运当头之际，谢济世想修理他，当然没有好果子吃。吃不了兜着走，一走就走到了新疆阿尔泰——发配充军。充军是很无聊的，所以他一无聊就办讲座，写书，写《古本大学注》，等等。写书就写书吧，却又不与皇上的精神保持一致，结果写成了文字狱。几经周折，总算走运，没有掉脑袋。脑袋保住了，脾气却没改，到乾隆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于是就有了乾隆六年（1741年）的这道谕旨：《着孙嘉淦查明谢济世注书具奏谕》。皇帝说了：写书是可以的，但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要向程、朱看齐，否则就是诬蔑圣人，就是狂妄自大！——圣旨不愧为圣旨，第一句话就有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势，把人吓个半死。
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
批注：读书人应该注重实践，这是对的；古人的著作有不少谬误的地方，这也是对的。其他几句，不敢恭维。既然古人著述有“可以指摘之处”，为什么不能“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呢？如果不准后人议论前人，意思岂不是说，谁出生得越早，年龄越大，寿命越长，谁就越正确，越有道理，越永垂不朽吗？后人议论前人，错了，可以陪衬前人的伟大正确；对了，可以修正前人的错误，完善前人的义理。无论对错，后人都有议论前人的自由，而且多多益善，怎么会没有好处呢？中国的“老祖宗”，基本上与“千年老妖”同义，实在是拜不准后人议论前人的圣旨所赐！
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
批注：这段话，终于说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清圣祖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说，朱熹之学乃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程朱理学是钦定的治国安邦的主流学说，谁胆敢质疑，胆敢说不，谁就是异端，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利用妖言邪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与皇权为敌。程朱学说未必是真理，但皇权一定是真理；反对程朱学说是学术问题，反对皇权则是政治问题。要命之处在于，学术和政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反对程朱学说，就是反对皇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岂能容人叽叽歪歪？
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
批注：乾隆说“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普天之下的冤鬼都哭了。清朝的文字狱，至乾隆时期而登峰造极。《清代文字狱档》收录案件数十起，只有一起发生在雍正年间，其余全是乾隆迫害知识分子、钳制言论自由的血泪斑斑的铁证。有学者统计，“乾隆一朝文字狱总数在130起以上，为文祸史上的最高纪录”（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号称“十全武功”、“十全老人”的乾隆，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地吹嘘“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林肯说得好：“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的人，也可能永远愚弄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
尔等可传谕与湖广总督孙嘉淦，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牴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
批注：据《清史稿》记载，雍正曾经叫人将谢济世捆到刑场上参观砍头，但没有砍谢济世的头；乾隆也没有下毒手，只是传谕孙嘉淦把谢著全部烧毁。这当然不能证明皇帝是吃素的佛爷，只能说明谢济世运气好。在皇权之下，生，或者死，凭的无非运气。除了拿人头赌一赌，还有什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