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梁漱溟自认是一位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因为他一生只关注两件事：中国问题、人生问题。外国人给他贴的标签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是对他活了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一生的最佳评语。梁先生却觉得“儒家”的称号更适合熊十力等人，自我评价道：“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原名焕鼎，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官宦之家，是元朝蒙古梁王的后代，有兄妹四人。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喜思考而拙于动手。六岁那年，家人喊他起床，却听他气愤地喊叫：“妹妹不给我穿裤子。”众人失笑。读北京顺天中学时，同学有汤用彤、张申府等。别人打篮球，他只能旁观。等没人了，他自顾自地拍球上篮，却听有人喊：“小老头，当心球炸了。”

1911年，梁焕鼎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并在机关报当编辑及外勤记者。总编辑很喜爱他，有次为他写了一幅扇面，上书“漱溟”二字。后来，他就以此为笔名发表文章。由于毕业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梁漱溟发奋，公开宣称：“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去当教授。”

梁漱溟曾任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其间不堪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母亲去世，曾数度想自杀。后来潜心佛典，做了一位居士，立誓“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后的七十多年，梁漱溟坚持食素，除了鸡蛋与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碰。

1916年，梁漱溟发表了《究元决疑论》，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蔡元培想聘梁漱溟来北大教印度哲学。梁漱溟说：“我只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觉得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校长马上说：“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就这样，本欲往衡山出家的梁漱溟，二十四岁就做了北大的老师。他后来自称一生有四个“没想到”：最讨厌哲学，没想到教了哲学；没学过孔子，没想到讲了孔子；没读过大学，没想到教了大学；标准的京城人，没想到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清朝四品文化官员，多次劝导儿子读儒学，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1918年，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绝望，梁济跳湖自杀。此前几天，他曾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想了想，认认真真地答道：“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北大，梁漱溟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注册的听课生有八十人，结果来了二百多，不得不移到大讲堂。据说除他之外，仅蔡元培、胡适二人能享此待遇。梁漱溟的说话特点是慢吞吞，但直指要害，有着子弹一样的穿透力。那时北大的教员休息室群贤毕至，梁漱溟放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辜鸿铭翻了翻说：“有心人哉。”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曾有个小插曲，梁漱溟常去同事杨怀中（杨昌济）家里探讨哲学问题，总有一位高大青年为他开门，两人没说过几句话，只能算是点头之交。后来，杨怀中病故。葬礼上，梁漱溟见他以女婿身份张罗事情，并不晓得此公姓甚名谁。直到1938年，两人在延安长谈了八次，有两次还是通宵达旦。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拿月薪八块大洋的毛泽东说：“我和梁漱溟早就熟。”

晚年梁漱溟 1924年，梁漱溟从北大离职，前往山东，推行一生最大的梦想：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华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之前在北京南苑给冯玉祥部队讲课时，他就打动了韩复榘。这次应邀来到山东一展胸怀，老韩有求必应，在省政府大会上宣称：“我就是迷信梁先生。”此后许多年，梁漱溟奔波于南北，著文建校，被外国人多次称赞为“中国的甘地”，他只是礼貌地回了句：“愧不敢当。”

日本人的炮火打散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一度冲到前线，践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在香港，敌机狂轰滥炸之时，他竟打坐如故，声称使命未了，绝不会就死。

1940年，梁漱溟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出任机关报《光明报》社长。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疾呼：“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随后著文呼吁：“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与发妻黄靖贤感情平淡，育有梁培宽、梁培恕二子。妻子亡故后，五十岁的梁漱溟娶了四十多岁的陈淑芬。由于陈淑芬也是出身北大，她的同学在他们于桂林举办的婚礼上献了一副对子：上联“师傅改称姐夫”，下联“同学变成师娘”。陈淑芬的脾气又怪又躁，但梁漱溟忍受得了，因为他们梁家有祖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奔赴的大事。”

1978年“两会”，梁漱溟在政协发言，公然否定“文革”，他是举国第一人。后来落实政策，梁漱溟没有申报损失，只说了一句：“我所受的损失，不是多少金钱所能补偿的。”

1985年12月，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先生举办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参加，被他以“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为由拒绝了。事后，梁漱溟写信解释说：“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之前两人曾聊过一次，梁漱溟直言不讳：“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于1976年，日本想引进翻译，并用稿费设立一个“梁氏基金”。梁漱溟对此不予置评，说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把著作当成商品。

梁漱溟临终前，有人问到在北大设立梁漱溟奖学金的事，他只说了一句：“小事。”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弥留之际，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