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祥农场系列｜21岁，21年（外三篇）
21岁，21年
----文/童振祥----
正月初四，二哥设宴做生日，在一片祝福声中，大家喝得尽兴。那夜我没有睡意，远去的情景随心潮翻滚，最后缓缓地泊在我心的堤岸。我对妻说：“我已有21年没过生日了。”妻说：“明年我一定记住，搞得热闹些。”我摇摇头，不想惊动尘封的记忆。
21岁那年，我体检合格准备参军，姐说母亲在担心我不能为她送终。我犹豫了，来到母亲床边，母亲的脸上颧骨凸出，没有血色，只有一头没有杂质的黑发才让人看不出病情。我试探母亲：“姆妈，我体检是合格了，光有特长没有背景，不一定去得了。”“要争取去。”母亲很坚决，“那是你的前途！我了解你的心思，你是舍不得离开娘。”
临别时，我轻轻地抚摸着母亲凉凉的手，希望她流泪，让相互紧闭的情感有所宣泄，可母亲没有。走了好多路，我放心不下母亲：她会不会暗自流泪呢？于是又返回家，紧紧地拉着母亲细细的手，不忍分开。母亲说：“我晓得你要回来，安心去吧，这是高兴的事，姆妈不难过。”那个上午细雨斜织，就像我杂乱的心情，从车窗望去，来送行的独缺母亲，我的心霎时受到一阵挤压，泪水夺眶而出，心急如焚地吼着：“姆妈一人在家，快回去吧，快回去！”
这一刻，多情的雨水在车窗上停留，苦涩的泪水在心弦上弹跳，我的眼前模糊了；这一别，母亲能否等我回来，像以前那样为我打开家门、向我推开心窗？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我的心碎了。
在部队的一天天，我都在牵挂病中的母亲，希望家里来信，又害怕家里出事，煎熬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年。有一天，家里突然发来电报，我奔向值班室，门锁了，只从铁栅窗口看到那封电报搁在桌上。这电报凶多吉少！我的腿开始打颤，我的身子跟着颤抖，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为它的内容足足猜测了半个小时。文书打开门，我冲上去一把揪住他，刚要抡过拳头，又转念抢过电报，飞速拆看电报的内容，原来，母亲要来上海。我像经历了一次长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第二天下午，天阴阴的，我在外滩大钟的对面接到母亲。母亲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几年前，我花13元7角托人编织的毛线短褂，穿在她的身上显得空空荡荡。我把脸贴在她的颊上，不知怎样宽慰母亲。我是在母亲心里长大的，长大后，我却在她病重时狠心离去，我该说什么呢？母亲的手在不停地抹泪，她说：“我老早就想见你了，现在不来，怕是没有机会了。”我劝她：“上海有好医生，怎会没机会呢？等我成家了，我还要争着养您呢！”“这我相信，可……”母亲的喉咙噎住了。我扶着母亲走走坐坐，一站多一点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哥告诉我，母亲的右肾摘除后，病又转移到膀胱，宁波的医生拒绝手术，他就带来见我一面，也让母亲顺便看看上海。天越来越暗了，城市的街灯将要绽放，母亲是我心中的灯，那摇曳的灯光是否还会给我的生命带来光明？
母亲住进海军四一一医院，手术动了7个多小时，医生切除了她的整个膀胱。第二年，母亲来上海复查，没有发现异常。之后，她又在上海动了两次小手术。母亲问我，这病怎会抽芽呢？我被她的提问刺得隐隐作痛。
母亲跨过无数个坎坷，却无法越过这道难关。她是一个在厄运中不断挣扎的女人。家里无米下锅，她借粮不成，途中还险些被洪水冲走；她一人月夜上山，挑回人家寄放棺材后丢下的稻草作猪栏；她生我时正值隆冬，家里四壁透风，邻居劝她把我溺马桶，她抱着我哭不松手。父亲是当时政治运动的“异类分子”，生活中的辛酸和无奈，她无处诉说，就躲进山里放声啼哭……一样的生活，别样的心境。从我懂事起，我就做一些让母亲高兴的事。麦收季节，我就带弟弟捡麦穗，田畈真正成了我俩的家庭作业；每个暑假，我就到田坎边砍柴草，被蛇吓过，被蜂蜇过，被人骂过，可我硬是在空地上堆起柴草垛。哥姐是家庭的“脊梁”，我是母亲的“拐杖”，母亲喜欢跟我唠叨，起初我借口离去，当走出门口再回头时，我见她一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显得那样的孤独。从此，我再也不敢了。每当母亲唠叨时，我就与她互动，这份耐心让母亲聊得格外舒心。
母亲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在1月3日。我带她辗转了几家知名的医院，专家作出的结论是放疗。20多天的疗程确实漫长！早晨6点出发，单程就要花费2个小时，我觉察到她走路的速度一天不如一天，可母亲还要看电视，这《篱笆女人和狗》要到晚上11点半才结束。我心疼她：“姆妈，激光伤身体，明天可要早点睡了。”母亲不吭声。第二天晚上，母亲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见她手里捏着眼镜，笑得极不自然。我说：“姆妈，晚上我不看书了，陪您看电视，听说这电视剧好看呢！”“是啊，我看了觉得特别舒服，也睡得特别好。”母亲很兴奋。一个疗程总算过去，可母亲的病情没有缓和，医生放弃了下个疗程。母亲想家了，我挽留她：“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开心吗？我不让您回去！只要您在我身边，我的心就会安定下来。”母亲终于留了下来。
这是一段多么难忘的美好时光啊！我牵着母亲的手,陪她观外滩、游公园、看电影、逛大世界、登天文台……母亲忘却了病痛，陶醉在这个幸福的小天地里。母亲居住的小屋很静，母子间的话题很多。有一次，母亲说起我陪她看戏的情景,我问她：“您那么喜欢戏，会唱吗？”母亲当即唱了，只唱了一小段就歇了，她说唱词没记住。第二天，我带去《越剧戏考》教母亲唱越剧，有一搭无一搭的，唱到后来竟跑了调，把母亲逗得哈哈大笑。母亲问我：“你总是想法子让姆妈开心，为什么要待姆妈介好呢？”我说：“小时候，我是您的负担，现在，我要感谢您没把我浸到马桶里。”母亲说：“你是姆妈心上掉下的一块肉，怎舍得抛弃呢？”是啊，我是母亲心上掉下的一块肉，可母亲也是嵌在我心上的一块玉呀！有这样的日子，我怎不去珍惜呢？
母亲的病痛越来越重，她决意回家。那是8月11日的傍晚，我送她到十六铺码头上船。母亲劝我：“不要难过，想姆妈了就写写信。”我点点头，泪如泉涌。母亲走走停停，几乎是三步一回头，在我的视线中渐渐远去，最终被奔涌的人流卷走。我正要转身，却突然发现有只手在空中挥动，像浮在漩涡之中，待人潮退走，我才看清那儿站着母亲，她仍在不停地向我挥手……
四个月后，母亲痛苦地走了。出殡那天下着冰雹，这是我人生中最冷的一天。这一天，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这一天，母亲启程走进另外一个世界。从此，我害怕过生日。因为，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是巧合，也可能是冥冥中的注定。谁料想，母亲这一走竟有21个年头了。
21岁与21年，两个不同的点，前有固定的岸，后是外延的边，洞开着我思念的大门。母亲站在大门口，里面是我泪水搅拌的历历往事……
闹钟
----文/童振祥----
文/ 童振祥
从胡陈乡长坑村观赏盆景返回，途中看到一片棉地，我停车驻足，只见抖嗦着的棉秆被枯草缠绵，还有零星的白花正在枝头颤动。天转冷了，先及肤再入腑，才知深秋。在这夕阳下的风里，我看完盆景看棉花，虽则满眼都是枯枝败叶，而心中珍藏已久的棉蕾又在绽放。
每当黄珠山幡带飘动的时候，我就会在生产队的仓库间开始药粉拌种，先是往两端焊着铁棒的柴油桶内倒进棉籽，再按比例放入杀虫粉，然后将柴油桶封口悬空转动，那样子就像在爆米花。过了十余天，我便随小队人马下地抢种棉花了，晨耕暮作，持续一周。之后，我们便是削草、补苗、施肥、除虫，循环往复。渐渐地，棉花的棵儿一寸寸长起来，悄悄地伸出枝杈，那些枝杈透出一种暗红在一天天发粗，叶片上伸出一个个小椤角；慢慢地，枝杈的腋下勃勃地长出了花骨朵儿，那花骨朵儿圆圆的好像青皮的核桃。海风吹来，茫茫棉地就波动起一片片鲜嫩的绿，煞是好看。
进入夏季后，九点一过便是全天最闷热的时段，棉地在屏气闭息, 大自然被太阳烤得似乎没有生命在呼吸。恰是这煎熬时光，棉花竟开起了花，乳白色的,羞羞答答，藏在稠密的枝叶里,可是，三四天后就谢了。我觉得好奇，便去问队长。队长考我：棉铃虫又叫什么虫？我摇摇头。队长自问自答：叫可怜虫。他诙谐地说，棉花名义上叫花，实际上不是花，可怜她在花的序列中没有位置；她开花期短是因为无人欣赏，她吐絮期长是因为给人需求；她经历的是烈日暴雨，沐浴的是星光晨露；她结果吐絮无私回报我们的辛苦，而我们却还要抽株数桃去算计她的产量。队长来自桑洲，教过几年书,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古铜色的脸庞圆圆的，笑口一开，两排齐整的牙齿有个窟窿十分显眼。每回削草大家总是一字排开，我往往掉队，他常常过来帮忙。有时，他见我累了又不好意思歇下来，就故意休息讲故事给我听，或说一些生活琐事。他问我工作服破了怎么办？我说用伤膏朝外贴。他拉过我的手，摸摸我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劝我：别仇恨苦，你要把眼前看作是这片棉花，花期长短算不了什么，但你要去欣赏她独特的品质，说不定你以后会忘不了她！
我果真忘不了她，事隔二十多年，心中的那片棉花依然翠绿。记得生产队在通往胡陈港的机耕路边搭了个茅草棚，每当雷雨倾盆，我们就躲在里面享受坐办公室的待遇，时间一长，我就感到全身酸胀无力下地。有个下午，我埋头削草，突然间一阵风刮过，吹走我的草帽。我抬头一望，胡陈港的上空黑云集聚，云层在懒洋洋地滚动，就像废油漫过干涸的路面。我没有在意，便借这少有的凉爽继续自己的工作，试图把这行棉草削出头。天越来越黑，黑得让我有些惶恐不安，突然，空中响起一声沉闷的断裂声，一条金鞭甩向黄珠山顶，密集的雨铺天而来。我丢下草刮便跑，跑了一半，脚下硬实的路面变得泥泞不堪，我重重地摔了一跤。进入茅草棚，人们的眼里含着怜悯，只有队长阴着脸，冷冷地打量着我一身的泥巴，问：“求了吗？”“求什么？”我惊讶。“求苍天呀！刚才不是开了一眼吗？”队长笑了。我也笑了：“又闭上了，他说，芸芸众生，难以摆平，一切依靠自己。”回到宿舍，晒在屋檐下更换的衣服也被淋湿了，我只得向人借了个“小太阳”，关好窗，掩上门，把十余平方的房间作烘干机。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水气，我光着背，一片迷茫，任汗水漫过眼眶，独自品尝着这份“桑拿”的滋味。
农历七月半前后，部分棉花率先吐絮，人称“羹饭花”。第一次摘“羹饭花”，我不知要在下半身围上尼龙布，就背了个棉箩匆匆下地。棉秆齐腰，露水湿透裤管注入鞋里，于是，我的行走就比别人多了个“咕嘟咕嘟”的声音。“羹饭花”过后，棉花进入大规模采摘阶段，这时，场里的陌生面孔逐渐多了起来，先是一小群、一小群，后是一大片并且成群结队，他们大都是来自三门、象山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昏黄的路灯下，青珠农场成了没有商品的夜市。而我反倒轻松起来，每天拉着手拉车出门，车上放着两只大竹筐，看书等候筐满返回，来来往往，自由自在。棉花进入旺潮后，车上要放三只大竹筐，队长怕我拉不动，就叫我过磅记账。我每天拿着杆秤、挟着账本，照旧看书等候，有时双眼看得发酸，便躺在棉地看天上云马奔腾，看地上蚂蚁爬行，为这漫长的日子不安起来。无助的我又回到书里，从中去感受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每当徬徨或悠然，我就写写诗文，虽有发表，但大多废弃在这片棉地里。棉地里的青春是苦涩的，但她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时常会透出一股浓郁的心香。
三年后的深秋，我告别棉地，离开农场，而在以后的梦里常被挽留。每当别人说起棉花两字，我就像听见儿子的名字那样亲切。我曾去看望过这片棉地，坐在那里闭上眼，耳畔隐约传来小队人员的声音。这声音时远时近，断断续续，真真切切，让我情不自禁。我带回一盆泥土，种上棉花，第二年，残枝下长出了嫩绿的草，我不忍拔去，希望她是一棵棉苗，时常蹲下去看看。
棉花终究成不了盆景。因为，她的骨骼无法让人改变自己的原形；她的价值已越过人们的视线渗透在时尚的生活中；她的一生只让付出汗水的人才有收获；她短暂的生命里有夏的热烈冬的冷落，一切就像一场雨，有声而来，无声而去。
我与蚊子那点事
——文/童振祥——
这季节，蚊子趁热打劫。
我手里没有蚊子的简历，不知它从哪里来，只知道它祖先在的时候，人们就用艾草熏、蒲扇赶、蚊帐防；只知道它低调运行，行踪神秘，贪在暗处，痛在你处。现实中，我无法敬而远之。
蚊子的出没总是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每一次“嗡嗡嗡”地从我枕边飞过，我就会在脸上胡乱地拍打，有时出手太重，以致脸上火辣辣的。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打开灯，找遍了房里的角角落落，还是不见它的踪影。我关上灯躺回去，不久，它的声音又在我的耳畔萦绕。我干脆看起了电视，这时，它竟避得远远的，只在电视屏幕前晃来晃去。我拿着“电蚊拍”过去等候，而它又改变了航线，同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第二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找蚊子。蚊子大意，竟露营在雪白的墙壁上。你看！干瘪的蚊子，一夜之间竟变得油光水滑。粗壮的脖子，滚圆的肚皮，黑亮的双翅，俨然是一副衣锦还乡的范儿，这与我印象中的“小瘪三”全然两样。我终于明白了，小姐傍大款，蚊子爱夜色，都是以生存的名义让自己活得有光泽，这是在践行若要富走险路啊。
我继续留意蚊子，但灯光下的蚊子很警觉。临睡前的每一次巡查，对我来说不管用，只是不死心而已。我经历过蚊子的游戏，深知黑暗的世界属于它的，只有等到天明在它贪欲的肚子还在膨胀的时候去较量。自此，我选择早晨打蚊子，而它却越来越隐蔽，通常躲在窗帘的褶皱中、或伏在地板的背光处、或扒在衣架的柱子上、或贴在床橱的角落里……借助保护色，让自己继续潜伏下来。有时，我故意打开门窗，几分钟后又关上。这时的蚊子闻风而动，迅速转移现场，让我逮个正着。有时，它会溜到房门边或纱窗上，伺机潜逃。凡此种种，蚊子总以不同的战术同我周旋。
朋友说：“蚊子狡猾多变，你要发现新问题，适应新常态。”我说：“凭我这点阅历，也只能是打一只算一只。”朋友说：“错了，这里面有学问。你只晓得赶打，却不知蚊子还有利用价值呢！”他说起早年在老家的事。隔壁家的二个儿子晚上吵架，弟理亏不敢哭闹，想了一招之后钻进蚊帐。第二天一早，弟很得意地对哥说：“昨夜咬疼了吧？你那头的蚊子我故意不掸。”哥跑到母亲跟前投诉。母亲很生气，“你弟弟的身上多处红肿，还不是你的责任？你是怎样做哥哥的？”
送走朋友，我走出理论的空间，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狭窄，我想得辽阔。我反思着与蚊子有关的感受，一笔笔，一遍遍，就这样渐入梦乡。夜半醒来，隐约听到蚊子在叫。这声音细长，似在低吟，似在抒情，没有节奏感，不讲主旋律。我想，我是阳光下的“钟点工”，它是月光下的“魔术师”，两者和谐不了。可是，世界那么大，蚊子何止与我有关？我与蚊子那点的事，还是先放一放吧！抓紧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童振祥：大学文化，供职于宁海传媒集团。长期从事广电新闻工作。近年来，偶尔写点文字，记录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情感，让自己心中的园地不再荒芜。
□编辑：叶寒
□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