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晓堂：隋人书《出师颂》入藏故宫博物院始末
古籍拍卖向来充满传奇。拍卖的过程惊心动魄，拍卖背后的故事也精彩纷呈。名家抄校稿本毛氏汲古阁《陶渊明集》、宋元名刻胡若愚旧藏宋版《考工记解》、天禄琳琅藏书等重要古籍善本是如何走进拍场，又最终花落谁家。翁氏藏书如何入藏上海图书馆，隋人书《出师颂》如何安家于故宫博物院，为你一一道来。
隋人书《出师颂》
2003年的春季，中国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这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非典”。
然而，在“非典”过后，在中国文物艺术拍卖市场上，又突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质疑国宝级文物《出师颂》收购案的事件，这一时成为那一年6、7、8月海内外各种报纸媒体关注的热点。
隋人书《出师颂》，这件作品不具书写人名，但是流传有序，盛名在外。唐时曾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收藏。后又过唐邵王李约、唐中书侍郎王涯及书法家钟绍京之手。宋朝绍兴年间，宋高宗将它收入宫廷。著名书法大家米友仁审定为“隋人书”，元代大儒张达善在此作品上留有长跋，对小米的鉴定颇有微词，并最早认为是晋人索靖作品。时至明代，大收藏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又将它带回家中妥善保管，著录于王世贞《弇州山人集》。入清后为安仪周收藏，著录于所著《墨缘汇观》。乾隆时期已入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并收入《御制三希堂法帖》，刻帖流传。
1922年底，《出师颂》被溥仪携带出宫，带至伪满洲国，1945年随着伪满洲国垮台而散落民间。从此《出师颂》就不知去向了。徐邦达先生曾经做过考证，他在1987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把它列入“隋无名氏”书法，当时这件作品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民间，文中注明：目前“下落不明”。启功先生也曾见照片，在其《论书绝句》中也审定为隋人书。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一书中，也不知此件下落。事实上，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出师颂》已经断裂为二，前面的“晋墨”两个字和正文为一段，后面的元代题跋为一段，究系何因所致，或系当年大栗子沟溥仪仓皇出走，乱兵抢夺随行书画珍宝导致残损，或以析产无知，将此卷割裂，今已不得而知了。最为传奇的是，嘉德古籍竟然如此好运，先后从社会征集到已经断裂的两段《出师颂》文字，并使之合璧，传为天下一段佳话。
1997年，嘉德拍卖公司到天津公开征集拍品。我随同公司同仁一道前往。在外出赴约看拍品之后，返回征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打开的书法卷子，从纸张和字迹透露出来的信息，立刻感到可能碰到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就情不自禁地随口问道：“这是哪位先生的东西？”这时靠窗站着的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答道： “是我的。”并立刻反问：“您是拓先生吧？”小伙子接着说到：“这东西已经请你们公司的人看过了，他们让您回来再看一看。”于是我仔细地审视这段书法文字及其内容、印款，翻来覆去地看其装裱。这是一段残卷，无头无尾，无年款，但经过粗略的鉴定之后，心里已经基本确定：第一，这段书法书写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间；第二，其内容是两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为张达善，均为关于《出师颂》的跋文；第三，从精细的装裱和残了一半的印记，可以看出，应该是“宫装”。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件“开门”的重量级文物。
询问客人此物的来历之时，他回答道：他是当地一家外企公司的雇员，他们老板喜好古玩收藏。有一次陪老板在古玩市场闲逛时，一位老人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看小伙子像个文化人，有点东西不知您喜欢不喜欢？”于是老人从包中取出此书法卷，客人看是件旧东西，于是没有商量，便花了3000元人民币买下了这段书法卷子。客人买到此卷之后，将此卷拿到当地最大的文物店请老师傅鉴定和估价，结果文物店不收这东西，大失所望的客人无奈地问：“这东西要卖，到底能值多少钱呢？”接待他的人说：“可能卖1000元吧。”客人悻悻地离开。他看到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拍品的广告后，特意想请嘉德公司的专家来鉴定一下。我又询问客人到底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能否给出拍卖底价，对方一概不知。于是我在资料背景并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开出了3万元的底价。此客人有点慌神了，事情总是这样，拍卖的底价给高了，也会惊了客人，反而谈不成了，因为客人完全不懂，所以到底是什么价位完全没了底。客人要求是否可以先拿回去与家人商量一下再说。于是双方谈好：嘉德古籍方面先回北京查阅这卷子的相关资料，客人也将原物带回，与家人商议价格，再行联系。
回到北京后，因为有宫装的线索，立即查阅有关资料，很快就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查到这段卷子的资料，是隋人书《出师颂》后面的元代大儒张达善的题跋。对于这个查阅的结果，令人兴奋地很难用语言表达。后来，客人将这段残卷送到北京，嘉德古籍如获至宝，立刻编入了中国嘉德199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图录，列为LOT579张达善撰并书《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在提要中写道：
此跋《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参见《隋人书史岑出师表》条。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初九日溥仪将此卷赏赐溥杰，携出宫外。几经劫难，此卷已裂为数断，惜隋人书今已不知下落，存者仅隋人书后之张达善题跋。题跋文字参见《石渠宝笈续编》。张頯，字达善，元代导江人，侨寓江左。著有《经说》《文集》行世。今存可见导江先生墨迹者，仅此一件，可称孤品。故虽痛惜隋人之书不知所归，然导江原跋横浮出世，亦足令人欣尉，但望他日，神物护持，隋人原书与此原跋重掇圆璧。
在估价时，这件拍品的底价为3万元，可是这远未反映出此件的文物价值，于是在估价之时，直接将参考估价提高到250,000—300,000万元，以便引起收藏界的关注和对此件拍品真正价值的了解。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嘉德拍卖公司向收藏界如何解释它的重要性，如何介绍它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这毕竟是段残卷，最后在拍卖场上仅以46,200元成交。
这个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拍卖市场是无情的，只能归咎于收藏界对于文物价值的无知了。
无巧不成书，时间过去六年之后，在2003年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出师颂》的前半段神奇地出现了。这一段上有隋人书《出师颂》、乾隆皇帝的御笔、大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这简直太神奇了，如果人生能过碰到这种事，那真是修来的福分，命中的缘。当然，这也是靠努力和水准，其实送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嘉德古籍看得懂这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是慕名而来。
拿到《出师颂》原件后，嘉德古籍随即展开了必要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首先就是鉴定。
关于《出师颂》原件的鉴定，当时的报道说故宫和嘉德没有鉴定的过程，纯属想象中的臆造，不是事实。嘉德自成立以来，所有的文物书画瓷器之类，都要经过国家顶级的文物专家鉴定，而且在文物鉴定时，采取所有老专家背靠背的鉴定方法，老先生不见面，可以直言意见，不须看情面。鉴定结果实行一票否定原则，只要有一位老先生有不同意见，绝不上拍卖。此件也是如此，嘉德古籍鉴定认为这件东西是当年从伪皇宫散出之物，确系《石渠宝笈续编》所记载的原件，东西肯定没有错，是故宫乾隆旧藏。但是，这件作品，关于作者及其年代自宋以来就有分歧。这件作品原件已经八十多年没有显过山、露过水，当代的文物书画鉴定专家，没有一人在此之前见到过此原件，大都是依据早年出版的影印照片说事。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都是如此。因此，将原件送上鉴定，请老先生过目，一则是了解老先生看了原件后的意见，二则是请老先生对外施加影响，做点宣传。原来计划一位一位老先生来看。可是，当时真的是北京城里“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四处隔离限制，因此鉴定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最先是傅熹年先生鉴定。《出师颂》作品原件送到傅先生府上，鉴定结果大致有三条：第一，此件确系乾隆《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的原件；第二，从避讳字看应当是唐以前的作品，鉴于以往关于此件作者和年代的争议，可以先搁置一边；第三，引首的“晋墨”二字是后人增加，特别指出所书写的纸张上有画龙，宋代的龙应该为三爪，而此件为五爪，且宋代画龙，为马面龙，即龙头像马头，而此件非马面龙，应系明代补入。傅先生看后认为这些都不妨碍这件作品的年代，特别是确系原来故宫之物，上拍卖没有问题。
傅先生看过之后，《出师颂》原件又送朱家溍先生处。当时朱先生已经身患癌症， 住在北海附近的解放军306医院，但是原件送到后，恰逢一帮戏剧票友正在医院看望朱先生，而且等候时间过长，朱先生的女儿朱传荣说只好改日再看。因此，朱先生这次未看到原件，后来在故宫组织的专家鉴定会上，朱先生才看到了原件。
启功先生的鉴定更有意思，那时“非典”闹得京城里四处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启先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里面，非本校的教职员工一律不准入内，嘉德书画主管胡妍妍小姐去见启先生，无奈不能入内，只好约在铁栏外。启先生问，是白纸本，还是黑纸本。胡小姐答，是白纸本。启先生说，那就是对的。因此，这次拜访启先生也未看到原件。启先生也是在后来故宫组织的鉴定会上，与朱家溍先生等一同看到了原件。
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在嘉德逐个登门请求鉴定过程中，只有傅熹年先生看到了原件，其他老先生，包括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朱家溍先生等都是在后来故宫组织的鉴定会上看到原件。
《出师颂》作品原件，也曾专门送到上海。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提出要看原件，为此嘉德古籍部门专程赴上海，将原件送到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钟银兰先生、单国霖先生等在上博过手鉴定原件。
在故宫博物院得知嘉德古籍征集到《出师颂》原件之后，对此件文物极有收购的兴趣。在拍卖之前，故宫博物院于漱芳斋正式召集了一次文物专家的鉴定会，嘉德公司将《出师颂》原件送到故宫。参加这次鉴定会的专家有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徐邦达先生、傅熹年先生、杨新先生、单国强先生等。在看到《出师颂》原件之时，徐邦达先生连称：国宝，国宝。令人感动的是朱家溍先生，接到鉴定和论证《出师颂》的通知后，一大早就来到了故宫。此前虽然嘉德曾将《出师颂》原件送到朱先生住的医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看到，这次朱先生最早赶到，一睹《出师颂》原件。那时朱先生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脸色也非常不好看，可是一说鉴定文物，什么也顾不上了，精神头也来了。在鉴定会上，徐邦达先生表示，前次曾经看过元人张达善《出师颂》题跋，现在又看到了《出师颂》原件，非常兴奋，说得也特别多。故宫博物院的杨新副院长、研究员单国强先生，嘉德公司的王雁南总经理，以及华辰拍卖公司总经理甘学军先生等，参加了鉴定。专家们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一致认为，隋贤书《出师颂》确实是溥仪从宫中盗走之后散落在民间的那件《出师颂》。之后，除专家留下，其余人员退出，故宫组织召开闭门会议，听取专家的意见。虽然嘉德公司没有参与故宫的专家闭门会议，但是最后结果是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出师颂》，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意见是统一的，没有分歧（关于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专家鉴定会议的经过和内容，后来也有披露，参见娄玮先生《〈出师颂〉购藏工作始末》）。
有一个枝节问题外界很少知道，那就是在故宫博物院对此件文物感兴趣的同时，北京市文物局所属的博物馆也有极高的兴趣，为此北京市文物局也组织了另一场独立进行的专家鉴定会。一如故宫的鉴定会，嘉德古籍将《出师颂》原件送到北京市文物局，参加鉴定的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史树青先生、丁瑜先生，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马宝山先生等人。
毫无疑问，这件隋人书《出师颂》经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鉴定专家最多、最为严格的鉴定程序，这是从未有过的认真和负责的鉴定过程。相信鉴定的结果，没有一位鉴定专家提出否定意见，如果当时有不同意见，故宫和北京市文物局，断不敢不顾国家鉴定专家的意见，贸然出资购买这件文物。
2003年春，由于“非典”病毒传播的原因，政府要求市民尽量减少外出活动，所有的公共大型商业文化活动一律取消和暂停。因此到三四月间，一切工作都处在非正常的状态下，甚至5月春季的拍卖会能否正常进行都是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嘉德的各部门主管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决定，一切照旧，进行春季拍卖准备，如果疫情发展不能得以控制，政府也不会允许举办大型的商业活动，就自然取消春季的拍卖，这是所谓的不可抗力。如果疫情迅速得到控制，时间与通常春季拍卖相差不多的话，那就正常进行春季拍卖。按照这次碰头会议的商量意见，各自回家，编写春季拍卖的图录。如此开始了编写《出师颂》拍品图录。
隋人书《出师颂》无疑是一件重量级的文物，拍卖底价创了新高，因此必须制作专题的拍卖图录，予以充分的介绍和说明。按照一般情况，这类图录通常都会请一位在文物界德高望重的、而且书法不错的老先生来题写图录的封面，比如说唐怀素的《食鱼帖》，宋高宗的《养生论》，朱熹的《春雨帖》，《常熟翁氏藏书图录》等都是由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等题写。然而在2003年的春天，这一切都做不到，于是只好闭门造车，利用现有的条件来编制，直接选取了《出师颂》原件上的“晋墨”两个篆字大字。视觉效果很好，但是也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议。原因是这两个字并非宋高宗的真迹。同时，《出师颂》作品年代一直有争议，如宋代的米友仁的鉴定认为是隋人书， 而非晋人书法。不同的意见，一直流传到元明清三代。因为用了此二字，招惹了许多的是非，如果当时截取米友仁的“隋人书”，那就稳妥了很多，也会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麻烦。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会少了许多美感。图录文字的叙述如下：
索靖（239—303），晋代书家。字幼宇，敦煌（今属甘肃省）人。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日庄。善章草书，峻险坚劲，自名日“银钩虿尾”。时人云∶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引首∶（宋）宋高宗（赵构）
题跋题识∶（宋）米友仁（清）乾隆皇帝
钤印∶御府图书等唐宋元明清收藏鉴赏印五十余方。
著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集续集》。
（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
（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卷三。
（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
（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
（清）敕编《石渠宝笈续编》第五十二。
（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
（清）吴升《大观录》魏晋书法第一。
碑刻∶《御制三希堂法帖》卷三
2003年3月1日出版的中国嘉德《嘉德通讯》2003年第1期上，我撰写了《寻求一个梦》，详述了从发现元张达善撰并书《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到此隋人书《出师颂》的经历和故事，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许多人用怀疑的态度问道，这是真的吗？可事实就是那么千真万确，这等滴水不漏的故事我是编不出来的。
隋人书《出师颂》的出现，令嘉德拍卖公司的所有人都兴奋异常，同时也轰动了整个文物界。2003年春季的“非典”疫情一天一天的退去，情况大为好转，特别是政府对于大型的商业活动也开禁，虽然时间已经到了5月底，但与嘉德通常例行的春季拍卖时间相差不大，于是决定春季拍卖照常进行，只是较以往的时间向后推迟近两个月，确定为2003年7月9日至11日拍卖会预展，7月12日至13日拍卖，而《出师颂》原件所在的古籍善本拍卖会定于7月13日晚7时拍卖。由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图录文字和配图，因此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按照正常的拍卖程序，7月9日，嘉德的2003年春季拍卖会预展即将开始。就在拍卖预展开始前一天，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的正式行文送达嘉德拍卖公司，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6条第二款和第58条之规定，向嘉德公司下达了“关于指定故宫博物院优先购买《出师颂》帖的通知”，指定故宫博物院为该拍品的优先购买单位。经过协商，并征得该作品委托人的同意后，故宫博物院动用该院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予以收购收藏。2003年8月18日上午10时，一辆装甲运钞车从位于北京恒基中心的嘉德拍卖公司出发，在五名持枪警卫和嘉德拍卖公司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出师颂》原件重归故里。这件饱经沧桑，在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整整80年之后，又回到了故宫，成为了一段传奇。故宫博物院于漱芳斋举行了“隋人书《出师颂》重归故宫交接仪式”，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以及院方的专家杨新先生、单国强先生，以及嘉德公司王雁南总经理、寇勤副总经理等出席了交接仪式。这次故宫博物院没有到拍卖会上去竞买，根据刚刚修改完善的国家《文物保护法》，行使“ 优先购买权” ， 以2200万元成交价购藏。
截止到2013年9月， 在故宫的这幅《出师颂》还不完整，仅是前面的正文部分， 而后面的题跋部分仍在私人收藏家手里。等到有一天《出师颂》的前后两部分如果能团聚在一起，这将会又是一个奇迹！是年中我受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先生委托，前往上海找到《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的收藏者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滔先生，转达陈东升先生的创意，将《出师颂》后面题跋部分捐赠给故宫，使它与正文部分完璧，给国家收藏。故宫杨丹霞研究员曾有类似动议，没有操作方案，无法进展。经过磋商，最后由中国嘉德出资50%， 总估价为3000万元，双方共同将此件重要文物捐赠故宫博物院。陆牧滔先生响应了陈东升先生的提议，借嘉德拍卖成立二十年之际，做成了这件美事。对于这次捐赠，出席捐赠仪式的有文化部部长蔡武，办公厅于群主任、陈发奋副主任，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白云楼主人陆牧滔先生等。媒体多有介绍， 仅以中国新闻网为例，报道标题：《〈出师颂卷〉与跋文合璧分离多年重归故宫》：
9月29日，元人张达善《出师颂》题跋捐赠仪式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内举行。随着工作人员将两卷作品徐徐展开，张达善《出师颂题跋》与隋人书《出师颂卷》两件国宝级高古法书作品至此珠联璧合，这是它们分离多年后再度聚首，重返故宫。据悉，捐赠张达善《出师颂题跋》义举，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创始人陈东升提议，中国嘉德及红树白云楼主人共同捐赠。
当时的其他媒体报道此事称：
隋人书《出师颂》，纸本，章草书。历史上曾一度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宋代著名书画家、鉴定家米友仁题为隋贤书。历代流传有序，最后入藏清代内府。乾隆年间刻入《三希堂法帖》，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1922年，清朝逊帝溥仪以之赏赐溥杰，由此流出宫外，《出师颂》本幅与元人张达善的题跋割裂，散落民间。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的《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二书，都对隋人书《出师颂》做过详尽的考证、评价，认定为“隋人书”。2003年，《出师颂》再度出现于中国嘉德春拍中，由故宫博物院购得收藏。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10年前，故宫博物院作为优先购买单位，动用院里文物征集专项资金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购回了隋人书《出师颂》，弥补了故宫藏品中隋代书法的不足，也使故宫早期书法收藏形成了系列，但令人遗憾的是元代张达善的题跋一直缺失至今。此次捐赠实现了隋人书《出师颂卷》的合璧。”
同年《出师颂》首尾全卷完整地于11月10日至30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嘉德艺术品拍卖20年精品回顾展”中联袂亮相。
然而就在故宫博物院动用优先购买权，将《出师颂》原件收回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故宫博物院出资购买隋人书《出师颂》，这恐怕是中国二十多年来古籍拍卖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一时间国内外的报纸、中央电视台，持续将近一个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在当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事实上，这件拍品没有进入拍卖程序，而是按照转让的程序完成交易。
我以两个插曲，来说明这个质疑案的轰动性：
一是我曾在7月间接到一位朋友从外地打到北京我家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你看一看网上，新浪网上已经为你的《出师颂》开辟了专栏，甚至建立了网友评论设立正方和反方专栏，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他甚至告诉我，点击这个专栏的流量，已达三千万人次之多，比“皇上”张铁林的“花案”点击率还要高。其实，我的这位朋友不知道，就在他的这通电话之前几天，我与张铁林一起吃饭。席间我笑他说道：“皇上（指张铁林）在网上是花案臭，我在网上是画案臭，和起来是一道浙江绍兴名菜蒸双臭。”张铁林连忙声名：“别，别，只有你臭，我那花案，对方已经正式声名道歉，我已经被平反了，下面是我告不告那无聊小报的事了，只有你一个人臭了。”
另一是7月底，我奉公司之命，到美国征集秋季拍品，第一站就是芝加哥。接待我的Ｌ先生领我到当地的中国城，吃罢午饭，出门便进了一家书店，说要买张报纸，顺手就买了两张，说这张你拿去看。接过报纸，我一看是中文版的《星岛日报》。美国出版的报纸，特点就是每天都是一大打，可巧我随意一翻“中国焦点”版，就看到一行大字标题《故宫巨资突购“国宝”遭批》，同一版还有一段背后的故事《嘉德苦寻六年偶得之》等文，写了寻找《出师颂》的经过，整整一个大版面。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版， 也有《故宫天价晋书涉黑盘交易》等文半版。我向Ｌ先生说，看，这事已经闹到美国来了。谁曾想《星岛日报》的报道竟帮了我的大忙，我随后来到一位客人家里，我将报纸拿给客人看，客人看罢笑道：看来你真是懂文物价值和文物市场价值的人。我真要感谢这份并非好意的报道，是它帮我确认了身份和地位，我与客人很快达成了一批古籍拍卖的协议，就是著名的研易楼旧藏宋婺州刻本《尚书》，以及其他研易楼藏书。其中，有一件唐人写经卷。我开玩笑说，这件底价要不要定1000万人民币？客人问，为何？我答，这报纸上说隋人写经应该和《出师颂》价值相当，你这唐人写经虽比隋人晚几十年，那也总该值1000万吧！客人正色回道：把隋人写经的文物艺术价值等同《出师颂》，也要两千万，那就是神经病；而把《出师颂》文物艺术价值等同隋人写经，只要十几万，那是糟践自己，糟践文物和历史。
故宫博物院2003年以2200万元，从中国嘉德拍卖会购买的隋人书索靖《出师颂》时，遭遇到强烈的攻击，有的人不懂市场价值，不负责任地说两千多万元太贵了，有的不严肃的媒体，甚至说故宫博物院对花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含沙射影地说故宫某领导的儿子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工作等等，不一而足，掀起轩然大波。直到一个月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出师颂》研讨会，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对于《出师颂》珍贵的程度、价格的合理、非议者的低俗等各个方面，引经据典， 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有力的批驳，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现在，《出师颂》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镇馆之宝，其后多次参加国内的古代书画大展。仅仅十来年之后， 当初百万元的明初宋克（无款）《急就章》已经市场价位过亿了，那么，说《出师颂》两千多万太贵了的人，现在看来，目光何等短浅。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当时真是捡了了一个天大的漏，现在如果拿出来要你三五个亿，绝不是一句戏言。
在经历了此次风波之后，我只获得了一个感想和一条经验。感想是记者媒体，号称无冕之王。可是天下昏君暴君有的是，一些心术不正，利益熏心的媒体记者，一旦利用媒体的制高点，歪曲和煽动民情，谁来监督?精英就不犯错误？华尔街搞出的次贷危机， 不就是利益失控的华尔街精英们铸下的大过吗？帝王昏庸，百姓都可以揭竿而起推翻他的宝座，何况无冕之王。亲身的经验就是，对于媒体采访谈话，千万要小心，经常会因不专业而出笑话。这也许是无意，怕的是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地曲解内容，纯属有意设套，陷人于不仁不义。好在我是学历史的，上下五千年，自认为天下自有公道在，事久自然明。事可以瞒一时，瞒不了一世。
人生能够碰到像《出师颂》原件和拖尾题跋，已经是离奇的故事了，而能够将此已经分离的头和尾，通过转让和捐赠重新缀合，无疑是破镜重圆的一段佳话，于文物保护可称功德无量。能够参与和经手此事，人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