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域，棺椁的装饰传统得以继承，其装饰形式和内容虽然源于汉族的影响，但也吸收为本地丧葬习俗的一部分。尤其应该注意鲜卑族的木棺葬具，较早的例子是辽宁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贵族冯素弗墓，用石材砌筑成长方形石椁，内放置柏木画棺一具，为前高宽、后窄低形制。棺的左右两帮以及前挡板各由七条木枋拼成，棺外涂朱漆，施彩画。从残存内容看，前挡板绘两行羽人，后挡板则画云气纹，左侧绘墓主人生活图像，其中心为一座白色屋脊的建筑，周围拱手而立许多人物都是“黑发髻，上衣黑圆领白口”。此墓还有壁画装饰，其壁画、棺画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而木棺形制则具有鲜卑葬具的典型特征，在札赍诺尔墓群中便出现不少这种前宽后窄的桦木棺，而棺画及壁画的装饰仅见于规格较高的墓葬。随着北魏的建立和入主中原，带有浓厚的鲜卑文化色彩并融入了汉文化影响的丧葬习俗开始流行，壁画墓、画像石棺椁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衰落之后重新兴盛起来，并且出现了画像石棺床、石屏风等新的形式。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 以柏木为板材，鬆漆为地，其上描绘烈女孝子、高人逸士等内容，继承了汉代画像石刻的传统题材。漆画屏风与同出的石棺床组合为一套葬具，这种形式在同时期的汉文化核心地区却不多见，它很有可能是后来北齐和北周石棺床和石屏风的早期形态。司马金龙死于太和八年（484年），虽为汉人，但几代人都任北魏高官，墓中又出土不少鲜卑装的男女陶俑，鲜卑文化色彩相当浓厚。而宁夏固原的发现似乎更证实了这一现象的非偶然性。固原是北魏时期北方重镇，也是鲜卑族的重要聚居地，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具彩绘漆棺，为前高宽、后窄低形，棺盖顶端为三角状，上绘着鲜卑装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前挡绘墓主人形象，侧板上层绘孝子形象，中部绘男女胸像，联珠状龟背纹，其间填裸体舞人，下部绘狩猎图像。内容虽有传统汉代题材，而人物却是穿夹领小袖、戴垂裙皂帽的鲜卑人形象。狩猎图像尤其引人注意，山野间野兽纵横，野猪、鹿疾奔，骑马勇士张弓射虎，真实反映了鲜卑人的游猎生活。与此漆棺形制和装饰手法接近的还有山西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彩绘漆棺，此墓为一棺一椁，棺下设棺床，松木质。棺椁前宽后窄，头高尾低，木板间采用凿榫、细腰合缝结合铁钉固定。棺椁及棺床外髹黑漆，彩绘缠枝忍冬纹、联珠圈纹和屋宇及人物图案。左侧板漆画联珠圈纹及姿态各异的伎乐童子，后挡板绘建筑门楼一座，门内一人头戴白色尖圆顶窄缘帽，圆领窄袖黑色衣，腰系带，探身翘首，门外两侧各一守门侍者，曲身胡跪，两侧绘联珠圈纹、童子。棺盖前沿呈圭面，也装饰有联珠圈纹、童子、花草等。2005年，山西大同沙岭发现的一座北魏壁画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漆片，胎质已朽。经过拼对发现残存的漆片上有彩色绘画和文字铭记。在漆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男女主人端坐、庖厨、扬场3处精彩的生活场面。据漆片上的文字铭记推测，墓主人死于太延元年（435年），鲜卑人，是侍中尚书主客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的母亲。根据以往的发现以及漆画的内容，可知原是彩绘漆棺。上述资料大都是彩绘木质葬具，时代大都在北魏太和改制以前。在孝文帝迁洛后的北魏皇室陵区，彩绘木葬具不见，而代之以石棺，例如章武王元融石棺（永平二年），贞景王元谧石棺（正光五年），东莞太守秦洪石棺（孝昌二年），林虑哀王元文石棺（太昌元年），秦洛二州刺史王悦石棺（永熙二年），元华光瓦棺（孝昌元年），升仙石棺，孝子石棺等等。这些石棺多数周身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其中以孝子烈女故事、墓主出行，以及乘龙升仙、龙虎神兽等内容较多，而狩猎内容稀见。在界于洛阳和平城之间的山西榆社县发现的一具北魏画像石棺，右侧刻画墓主人生前享乐生活及死后乘龙升天场面，左挡板外侧中部刻墓主人出行和狩猎图，前半部刻有精美的杂技表演图, 一大力士用杆顶着5人在表演，旁边有击鼓、踩高跷、弄丸等。一梯形挡板中央刻墓主人夫妇坐平台上宴食，两侧有仆人、朱雀，其下有伎乐、舞女。根据碑文可知，其时代在北魏神龟年间（518-520），其内容与洛阳地区的画像石棺不同，而与固原的漆棺画内容类似，显示了两地交叉过渡的状态。这些石棺也多为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形状，由棺盖、棺底、左右两帮、前后挡等六块石板安榫装配而成，与汉代整石雕凿的长方形石棺截然不同，明显是模仿了北魏迁洛以前木棺的形制，一些棺盖的三角状顶端也与固原彩绘漆棺和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彩绘漆棺相似。由此可知，北魏在迁都洛阳后，上层统治阶层虽然盛行石质葬具，并且对装饰内容和艺术处理进行了一些改进，但仍然保留了原来木质葬具的形制，深深地打上了鲜卑葬俗的烙印。如果仅仅根据以上这些发现，对鲜卑彩绘木棺或者仿木棺装饰的规律性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将这些棺饰习俗与某一民族或文化联系起来似乎需要更多的证据。然而，最近的一些发现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这一问题。其一是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这是在传统的鲜卑墓葬集中分布地带发现的三块色彩鲜艳的彩绘木棺，棺木形状为前高宽、后窄低形，木板之间以银锭形束腰榫卯。棺内髹漆，外施彩绘，左侧板以山水为界，左绘车马出行，舞乐杂技表演，右绘激烈的狩猎场面，仅存画面至少绘人物35，通幰牛车3，马9，以及猪、兔、鸟、雁等动物。右侧板以帏幄为中心，左为排列整齐的男女侍仆及马匹车辆，右为庖厨奉食场面，共人物37，通幰牛车1，马2。另一块残板应为右侧板之一部分，绘不同形式的车舆8、人物数个。木板上所绘人物皆头戴圆顶垂裙皂帽，交领窄袖上衣，男着裤，女着裙。从装饰题材上，我们不难看出其与固原漆棺画、山西榆社县画像石棺的相似性。而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在一些人物的面部，涂有红色斑块装饰。如左侧板岀行图中黑牛侧有二驭手，额、两颊和下巴都涂朱色，其他较明显的还有牛车右后方的数名女随从，右侧板奉食图酒樽侧一侍者等。这里的面部涂朱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后文将稍加探讨。1988年，大同南郊的一批北魏墓群中，有4具木棺的残板上发现了精美的彩绘，但报告中并未对此进行详细介绍。在智家堡棺板画的简报中，作者也提到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出土的几块残板上的棺板画，内容有身着鲜卑装的勇士骑马游猎，一只猛虎被矛剌中头部，旁边也有几只白羊被流箭射中。此件棺板画发表在日本的岀版物上（《中国山西北魏文物展图录》），所言可能是同一批材料，反映的应该是鲜卑族生活场景。在遥远的西部地区，更发现了与此极为类似的棺板画。2002年，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的郭里木发现了两座吐蕃时期的墓葬，所出土的三具棺椁都有精美的彩绘，其精美绝伦与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曾经在2006年5月慕名前往，对其进行了仔细观察和临摹。墓葬位于东距德令哈市30公里处的巴音河南岸，属于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山根，其中一座为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另一座为迁葬墓。其中合葬墓的棺和迁葬墓的棺椁共三口葬具，四面均有彩绘。合葬墓的木棺侧板以三块木板拼成，呈前高后低形。左侧板绘狩猎，帐居宴饮，野合，射牛等场景，共绘男女人物40余人，马10 匹，鹿3只，耗牛3头，狗、骆驼各1头，毡帐2顶，内坐一对夫妇，应该是墓主人形象。右侧板绘野合，帐居宴饮，出行狩猎，葬礼，迎宾等场景，共绘男女人物60余人， 马10匹，牦牛3，骆驼1，毡帐1，毡帐形葬具1。前后挡板分别绘朱雀和玄武。迁葬墓彩绘木棺形制、内容与合葬墓大致类似。所绘人物着装多为典型的吐蕃装束，男性有两种缠头装，女性则头覆披巾，多穿翻领左衽联珠纹长袍，腰束联珠纹带，足蹬黑靴。根据许新国的推测，其时代大致在8世纪末。乍一看此木板棺画与前所述棺板画时空相隔甚远，并无太多共性。但仔细分析可发现，两者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除了棺板为彩绘、呈前高后低的形制、描写内容多狩猎纹饰这些共同因素之外，更多的细节表现出了两者文化上直接的传承性。郭里木的合葬墓除了右侧板外，其他三块侧板上的人物大都面涂朱色圆团，男女皆是，所涂部位包括，额、双颊和下巴。这种装饰在其他地区极为罕见，但上述智家堡棺板画上的鲜卑人面上便偶有出现，而且时代上要远远早于郭里木棺板画。在敦煌发现的8世纪初“劳度叉斗圣”绢画中，树下围观斗法的群众中计有四人着吐蕃服饰，其额、双颊、鼻和下巴均有涂朱，与棺板画上图像相同（Karmay, Heather. Tibetan Costum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w in Ariane Macdonald and Yoshiro Imaeda, eds. Essais sur Part du Tibet. Paris：Jean Maisonneuve, 1977. pp. 65-81.译文见台建群：《7-11 世纪吐蕃人的服饰》。更完整图像参见沈以正：《敦煌艺术》）。唐书中有一些关于吐蕃风俗的描写，其中便有“赭面”（《新唐书·吐蕃传》：“部人处小拂庐……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等）。因此认为赭面为吐蕃民族的装饰习俗，似无异议，同时这对于棺板画的族属认定也是相当有力的佐证。但对于这一习俗之来源，以及如何在吐蕃地区形成，智家堡棺板画的发现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多数研究者将郭里木棺板画的主人定为吐谷浑族，其主要根据是，该地域当时为吐谷浑的领地，但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有力证据来阐明这一论断，这也是其族属至今仍然存在纷争的原因。吐谷浑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慕容部又可追溯到东汉漠北的鲜卑檀石槐，最早是东胡中的一支，后迁于今辽宁，吐谷浑也被称为“辽东鲜卑”，《隋书》卷八三《西域·吐谷浑传》云其“本辽西鲜卑徙何涉归子也”。晋太康四年（283年）从辽东迁出，西附阴山，大概在4世纪初期，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故地。吐谷浑既为鲜卑一支，自然保留了鲜卑的生活习俗。因此在拓拔鲜卑的居地和吐谷浑在青海的领地内同时发现绘有赭面人物的棺板画，而前者时代又远早于后者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一习俗可能来自于鲜卑族。郭里木棺板画内容与鲜卑人相关联的另外一个重要证据是其中有数名鲜卑人形象。如合葬墓右侧板中间上部的一位骑马者，头戴黑色垂裙皂帽，垂裙向后飘扬。右下方迎宾图中二跪拜者也戴同样的帽子，迁葬墓的右侧板右下方迎宾图中，残存的一位跪拜者形象也如此。这些装束与其他人物的缠头大不相同，而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前的鲜卑族装束一致。在前所述棺画中，不少人物为典型的鲜卑装。而其他壁画、石窟雕像、陶俑甚至丝织品中所见的类似形象更层出不穷。吕一飞根据文献记载对鲜卑服饰考证，认为《魏书·辛绍先传》中“垂裙皂帽”即《御览》卷九七五引《北齐书》所记之鲜卑帽, 其典型特征为垂裙、覆带、黑色。通过比较来看，郭里木棺板画上的鲜卑人形象应该是确信无疑的。这两个发现的意义是相当大的，使我们对于郭里木棺板画的族属有更清晰的认识, 虽然大部分人物着吐蕃服饰，但应该理解为在吐蕃统治时期所施加的文化影响，而吐谷浑其民族自身的东西也在吐蕃化中得以保存下来，而且某些文化因素如赭面等被吸收入吐蕃文化，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了。吐蕃服饰中翻领左衽、腰束带、脚蹬黑靴等重要特征，可能也有鲜卑服饰的影响。吐谷浑对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保障及其在东西方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也为这些带有中亚特征（如联珠纹）的服饰在青藏高原的盛行提供了合理解释。这些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吐蕃文化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以及鲜卑文化在吐蕃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时，两处棺板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性，使得木棺装饰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的特征更加突显出来。从更晚期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民族习俗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在内蒙古地区曾经发现不少辽代的木棺彩绘，如翁牛特旗广德公辽代早期木棺画，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的雕龙彩绘木棺，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的彩绘木棺等。其中作为 2003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吐尔基山辽墓，发掘者称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市辽耶律羽墓中的尸床上罩有柏木小帐，上面也有精美的彩绘，墓中还发现的一方墓志，记载其先宗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世为君长云云。石槐即为东汉鲜卑部落首领檀石槐，亦为吐谷浑先祖，“这是首次发现的有关契丹黄金家族与鲜卑承袭关系的详细记载”，也是我们将这些较晚期的彩绘木棺同早期的发现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契丹原属于东胡族，是鲜卑的一支，947年建国号大辽。辽代是彩绘木葬具非常流行的时期，虽然所绘内容与汉地壁画内容相似，但在汉文化中心区却少有类似的形式。这些彩绘木葬具虽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可以看出其民族、地域对这一习俗的偏爱。上述分析表明，北魏平城时代是彩绘木棺相当流行的时期，集中发现在山西大同附近；从彩绘木棺的使用者来看，大部分属于鲜卑族中级别很高的贵族和官吏，彩绘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些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场景。也许只有地位较高的阶层才有实力来美化其葬具。这种传统的形成固然有汉文化影响的成分，但其在鲜卑丧葬中的继承和流行，可能有更多的因素。有研究者认为棺画的使用是因为在某些地区的墓葬中无条件营造出壁画所致，这一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彩绘木棺的流行可能受到自然环境或者制作技术的制约。在以游牧为主的草原地带，缺乏制作大型壁画和石刻棺椁的技术和传统。虽然冯素弗墓有壁画装饰，但墓室用石块砌成，表面不易整平，绘制壁画应该有一定难度，而且墓室规模也很有限。当贵族阶层需要对墓葬进行装饰来标志其等级时，使用精美的木棺并绘以墓主人的享乐生活图像，便是其有限的选择之一。而壁画墓、画像砖石墓在中原地区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北魏迁都洛阳后鲜卑贵族迅速釆用了与彩绘木棺形制和装饰类似的石刻棺椁，似乎是对这一现象很好的解释。在装饰内容上也省略掉了狩猎图像，反映了北魏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改变。之后中原地区壁画墓重新盛行，而彩绘木棺相当少见。然而在鲜卑族仍然活跃的游牧地带，其传统得以延续下来，直到唐代乃至辽代，仍可看到这一装饰风格的流行。这些彩绘木棺的流行，或许是深藏于鲜卑族文化内的遗传密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内，总是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面貌出现，并承载了反映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图像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