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藏书热，故纸赛黄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奋身投入藏书大潮，上九天、下五洋淘书觅纸。”薛冰先生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作家、藏书家，其“止水斋”有两万多册藏书，在藏书界声名赫赫。不久前，薛冰先生新作《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面世，钩沉自己 20 年淘书、读书、藏书经验，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试图在近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提供方法和参照样本。日前，本报记者专访薛冰先生，谈新著《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以及相关的书事。
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宏观图景
与藏书家薛冰谈“书事”
受访嘉宾 | 薛冰 文化学者、作家、藏书家
藏书报：《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 （以下简称《书事》）是一本怎样的书？
薛 冰：《书事》是我 40 年读书、淘书心得的经验之谈，也是对近现代图书版本形态的一种探索，力求系统、全面、准确，加上全彩印刷的插图，便于比照，为当下的藏书人、读书人，提供借鉴，对其有所启发，成为爱书人的一种工具书。
藏书报：与十多年前的《版本杂谈》 初版本相比，《书事》做了哪些修订增补？薛 冰：《版本杂谈》问世之后，承各方书友指出不足之处，同时图书出版在技术与艺术方面都有新的进展，我在淘书和读书中也积累了不少新材料，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都催生了我的新认知、新思考，据此对全书做了大量的修订增补工作。
首先是重新调整了全书篇章结构，如将传统稿本形式与现代新兴稿本形式分别加以说明，明确区分传统出版与现代出版为两辑，增写《古籍装潢》一文以别于现代装帧，将《烫金与压空》从“装订”一辑调至“装帧”一辑等，以求更符合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实际，并努力从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全书现分7辑，即“稿本”“传统出版”“现代出版”“装订”“版权”“装帧”和“书外之物”。
其次是对初版本中的文章做不同程度的修改，纠正各种错讹之处，删减不够典型的例证，提高表述的严谨性，补充新材料，讨论新问题，并增写了《附加说明》《销售印记》等文章。与内容调整相应，插图也有置换，新增 60 余幅，而且图幅扩大，采用全彩印刷，以求为读者提供一部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近现代版本形态图谱。
藏书报：新书在读者中反响很好，您认为大家的关注点集中在哪里？薛 冰：我感觉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所以近现代图书版本研究越来越为爱书人所重视，但是至今缺少宏观、系统、全面、规范的专著。二是新版《书事》修订和增补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准确，特别是全彩大幅插图，比初版本更易于理解与比照，也就是发挥其工具书的作用。藏书报：《书事》起名为“书事”，同时又是谈“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它与市面上谈版本的书有何不同？薛 冰：传统版本学重点在宋、元，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虽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普遍重视不够。然而有可能接触宋版元版、珍本善本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爱书人迫切需要的，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19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近现代版本产生的诸多新形态，如翻译稿本、记录稿本、编辑稿本、插图原稿，如仿线装式铅印本、石印本、珂罗版印本、摄影本、晒蓝本、油印本、横排本、激光照排本，如精装、软精装、平装、开本、版权、印数，如保密本、编号本、内部发行本、准印本，如装帧设计、烫金、压空、社标等，都需要界定内涵，确立概念，并进一步建构近现代版本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书事》便是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
近二三十年，书话类著作成为一种热点。写作书话，或多或少会涉及版本问题，但往往是就某一本或一类书而言，强调的是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如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无疑是一种权威阐释，但仅限于新文学版本。《书事》是在我所藏数千种、所见万余种各种门类的近现代出版物中，挑选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力求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书中列举的大量实例，目的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作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厘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
当然，个人学力见识有限，难免有失误之处，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教，更期待有条件的研究者推出更具权威性的近现代版本学专著。
藏书报：您认为藏书、读书、写作、研究的理想境界是什么？薛 冰：读书、藏书，属于个人行为，完全可以自得其乐，既不宜以读书的品类分高低，也无须以藏书的质量分上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写作和研究则不然，只要面对社会，他人也就有了说长道短的权力。当然评判的标准各个不一。我的看法，不拘于一隅，能够融会贯通，便可算高境界。倘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超越，就更可贵。至于自成一家、开宗立派的境界，那是生逢其时的天才方能企及的了。藏书报：对于“版本”，似乎收藏古籍的人会更注重，那对收藏近现代图书的藏书人来说，是不是一样重要？为什么要重视“版本学”？薛 冰：“版本学”本是一种实践的学问。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样的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与其他书的形态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在学术史和出版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价值给予正确评估。不了解这些，也就难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叩版本学的大门。
人不能生而知之，做学问的基础是读书，而读书需要选择好的版本。古人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书中的讹误，往往会给读者造成错误的知识积累，也就谈不上做学问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成为版本学家，这时就需要借助于较好的版本学著作。就学术领域而言，近百余年同样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作为近百余年学术研究载体的图书，其版本研究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是很不正常的。
藏书报：除了藏书，您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作，出版了很多著作。这么多年，您的写作方向是否也有所变化？薛 冰：我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集中在小说创作。1996 年参与创办《东方文化周刊》，此后三年间与当代文化学者的接触，使我从文学领域进入文化领域。1997 年出版了首部书话集《旧书笔谭》。
此后的写作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南京历史文化研究，现已出版相关著作近 20 种，特别是城市空间变迁研究，《南京城市史》开中国单个城市发展史写作之先河。一是书话写作、版本研究，并进而广涉花笺、民歌、插花、饮食、钱币等传统文化领域。版本学则成为这两方面工作的基础，因为不掌握可靠而丰富的材料，任何学问都是无从着手的。
编著、点校图书与这两方面工作相表里。如与徐雁先生共作执行主编（主编任继愈先生）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全套14 种，与王稼句先生选编的“新文学线装珍本丛书”12种（姜德明先生作序），都是版本文化方面工作的衍生。编著《金陵旧事》，点校《板桥杂记·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教谕公稀龄撮记·可园备忘录·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等，则是南京文化研究方面的内容。
写作之初，作品能够发表出版，就已求之不得，很少计较图书的形式。后来，作品出版不成问题了，对于装帧设计的考虑就多起来，会提出自己的希望和建议。近年来电子出版物风行，纸本图书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外在形式上，更不能不讲究。所以编辑约稿，我首先强调的就是书要做得好，满足阅读功能之外，能够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审美对象，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甚而收藏欲望。今年出版的《拈花意》和《书事》，都是比较满意的。
藏书报：在您的阅读中，古旧书占多大比重？您认为古旧书和新书有何不同的魅力？薛 冰：就我的总体阅读数量而言，古旧书所占比例并不算高。我的书话集主要是写古旧书的，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会集中阅读古旧书。如《书事》的写作与修订，促使我大量阅读和购买古旧书，没写进去的书是写进去的数十倍。南京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凡是能找到较好古籍版本的，我也尽量使用古籍，而不采用新版排印本，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但毕竟古旧书的收藏量太小，而且不能不关注新的研究成果，所以会更多地读新书。出版质量高的新书，包括新印古籍，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是其最大优势。雕版印刷的古籍，形式上的美感，展读时的舒适，都是一种享受。许多旧书的装帧设计之美，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书中留下的阅读痕迹，让人有与前人神交之感，更增添了一种温度。藏书报：对如今喜爱读书、热爱 藏书的年轻人，有什么寄语？薛 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薛 冰：9 月份刚完成一部南京文化研究的新书稿《秦淮河》，已交江苏美术出版社。《家住六朝烟水间》《南京城市史》的版权使用期限先后截止，已有出版社在商量再版，我都会进行一定的修订。手边正在写一本中国现代木刻专题的书话集，计划明年上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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