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文研】走近关学（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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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随手举出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陕西文化界并没少“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不过，《关学文库》的出版的确是一件盛事，它起码说明，与其他地方相比，陕西更关注地域学术传统，更重视文化的精神价值，因为在别的省，我们还没看到《濂学文库》《洛学文库》《闽学文库》或《理学文库》《心学文库》一类书的出版。

然而，如前所说，《关学文库》所讲的关学还是狭义的关学，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狭义的关学扩大为广义的关学，不仅将关中理学扩大为关中之学，而且将关中之学扩大为三秦之学乃至于关陇之学。

在与卢文远老师交谈时，他就多次感叹说，如今的关学研究者学问尽管做得很细，但对社会的意义并不大。那都是书斋里面的、象牙塔里面的，对评职称、个人晋升当然有用，但对于社会，对于百姓，并没多少作用。当年张载他们的关学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为的是天下生民，万世事业，不是个人一时的荣辱。因此，关学当然应该从书斋里走出来，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化作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资源和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

高端的学术研究当然是必要的，广泛传播，向社会普及也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学者在书斋里说关学如何重要，一方面是社会上根本就不知道关学是怎么一回事，根本就不重视对关学遗产的保护，像姚中秋在蓝田桥村看到的那样，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关学的发展的。如果不是《白鹿原》及其影视，牛兆濂的命运大概也会和蓝田吕氏的命运差不多的吧！

但卢老师讲的恐怕还不只是一个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有思想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学术性，有学术价值者也并一定有思想性。能将学术性与思想性结合起来才是时代需要的学问。近些年，中国文化界一直有“学术凸出、思想淡出”的倾向，结果就是做学问者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百姓的疾苦，社会的弊病全部淡出视野，最后终于躲进象牙塔里自言自语去了。不能说当代的关学研究未受此风气影响。卢老师的感叹显然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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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关学研究走出目前的困境，提高其思想性并广泛传播都是必要的，同时，让狭义关学走向广义关学也是需要的。如前所说，狭义关学是理学，是哲学，是少数人研究的东西；广义关学是文化学，是与多数人有关的东西。所以，将狭义关学发展为广义关学，这本身就有普及和扩大传播的意义，而在研究与多数人都有关的问题的过程中，关学的思想性也是会得到提高和加强的。

不过，广义关学是文化学不假，但作为广义关学的文化学却并不是文化展示学，不是博物馆学和文物学。前面提到的几本关于陕西历史文化的书，大多都是在展示陕西文化，如同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它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增加我们的知识，却并不能像狭义关学那样给我们以思想的启迪、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所以，我们需要的广义关学虽然和历史有关，但不等于历史学；虽然和文化有关，但也不是一般的文化学。广义关学也是关学，既是关学，其哲学性就不能丢，丢了哲学性的关学就不成其为关学了。但广义关学必须从狭隘的“理学”中走出来，走向历史，走向文化，这样的广义关学应是哲学与历史学、文化学的结合，它是一种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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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记载资料最为丰富，但历史哲学并不发达。中国的历史书以纪传体为正宗，长于记人叙事而短于理论概括。编年体也差不多，同样是叙事为主，即使有些议论，也多为道德说教，迂腐之论，如司马光的“臣光曰”还不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有些见识。再者，古代虽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但经学毕竟不是史学，“春秋”左传同样是长于叙事，公羊、谷梁二传则与其说讲的是历史，不如说讲的是政治。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对《春秋》也少有研究，历史哲学薄弱。这一点后来者是应该补上的。

关中在很长的时间里可说都是中国历史的开创者和引领着，关学没理由不予此以重视和研究。在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入关学研究非常有必要，因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门历史哲学。只是在马恩那里，他们用的概念是“历史科学”。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又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此，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无一不是有关历史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历史的一般，一个是历史的特殊，前者即所谓唯物史观；后者即所谓剩余价值学说。然而，这二者显然都具有哲学性，尤其是唯物史观，我们一直都是当作哲学来讲的。而既然马恩把他们的理论叫做历史科学，亦即历史哲学，那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哲学当然没错。

当然，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关学并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结合中国历史尤其是陕西或曰三秦大地、关陇地区的历史实际进行研究，这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发展关学，一方面也是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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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历史是人的活动，文化也就是人化，历史留给后人的也就是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而作为文化人类学进一步发展演化的产物的文化学则是通过人所创造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本身，即通过人类本身来探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及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等问题。至于文化哲学，则正如霍桂桓在《文化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一文中所说：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文化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者从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出发，通过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而展开研究和论述的哲学理论。这里之所以强调'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是因为只有明确回答了“文化是什么”和“文化哲学如何研究文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对文化哲学究竟研究什么、又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那么，文化是什么呢？霍桂桓说——

一般说来，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基本概念一样，文化概念也具有“不追问还明白，若细究便糊涂”的基本特征，因而有必要对它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如果不从哲学研究层次上予以深究，那么，研究者通常多是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或者再由此追溯一步，找到并引用作为当今中外主流文化观之起点的、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似乎这样一来就已经回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了。

那么，这种作为“总和”或者“复合体”的文化，如何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研究者如何才能避免因此而出现的“文化是个筐、任啥都能装”的尴尬局面？如果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或者出于自己的研究旨趣，研究者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只对这种文化定义所包含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那么，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又如何与已有的相应学科所进行的研究，诸如“艺术文化”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等等，严格地区别开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足以说明，这样的文化定义不适合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

认真审视一下可知，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这种文化定义有其特定的背景，因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希望通过对地处西方文明圈之外的各原始民族的社会生活进行综合性研究，以为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服务；二是他依据和使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作为惟理智主义哲学传统具体表现的实证主义基本立场和研究模式。因此，在他那里，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语词都是在人类学意义上、而不是在哲学研究的层次上提出和使用的——它们都被用来表示作为整体的某个特定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并不专门表示由于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不同而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什么样的文化定义才能够把文化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揭示出来呢？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完满的精神性自由，而以其作为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

在这里，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的基本内容是现实的人对更加高级和完满的精神性自由的追求和享受，其本质特征是来源于、同时又不同于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观体验性精神享受活动，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人运用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把这样的追求和享受外化到对象之上的过程和结果——正因为如此，文化活动与人们进行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又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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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化哲学如何研究文化呢？霍桂桓说——

作为一种重要人文现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要想对作为人文现象的、以饱含情感和不断变化的主观感受和主观体验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者就显然有必要探索和运用崭新的、真正适合于这样的被研究对象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因此，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既确定了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又通过实现方法论的自觉而逐渐找到恰当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研究者才能把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文化哲学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也因此才能对它有比较清晰明确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由于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认识它们的存在状态的时候，研究者绝不能只集中关注它们本身，因而忽视这种使它们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和母体；因此，必须通过引进将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生成论”的方法论视角，把它们都看作是特定主体对这种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观反映和情感折射。

其次，由于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现实社会个体基于各自的人生境界而对特定的精神性自由的追求和享受，所以，文化哲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不同社会个体具有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些人生境界都是特定个体与其现实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且，还必须通过相应地调整或者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为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体验和感悟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享受，准备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由于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运用各种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因此，研究者必须把这种作为“文”而存在的感性符号，当作承载了特定人类个体和群体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全部精神意蕴的实际载体来认识、体会和研究，因而应当通过系统而具体地认识它们的现实起源、生成过程、基本内容和感性特征，把它们对于个体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真正揭示出来。

其实，所谓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18世纪意大利维科和德国赫尔德是其先驱，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规律。19世纪先后出现进化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流派，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研究。20世纪以来，文化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德国卡西勒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创立以符号形式为特征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研究，包括地球文明的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与民俗习惯以及大众文化、时尚文化等许多方面，我国梁漱溟、熊十力、张岱年、曾邦哲等学者对文化哲学也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