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王先谦《汉书补注》：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上）
关于王先谦的史学著作，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中有吴荣政所撰《王先谦》一文给出如下总结：“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王先谦有四种著作：一为记述本朝掌故'以明国是’的编年体史料长编11朝《东华录》，二为集清儒之说，通合勘证而成的《蒙古通鉴长编》；三为《日本源流考》，此书于日本治乱得失政事学术略能窥见本源，旨在使塞聪蔽明的中国急宜仿效积富成强的日本，并着意表彰了明朝沿海人民抗倭的英雄业绩，意在激励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四为《五洲地理志略》，此书系荟萃古今中外史地图籍，以史志法为之，突出介绍了中国，寄托了著者的爱国之心，又对欧美殖民主义者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披露。”
虽然这段评论概括的是王先谦的史学著作，然其并不是王先谦史学著述的全部，其在这方面的著述应以《汉书补注》名气最大。关于此书的撰述缘由，王先谦在序言中首先称：“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讹误、解释路驳之处，亦迭见焉。良由是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昔在东汉之世，朝廷求为其学者，以马季长一代大儒，尚命伏阁下从孟坚女弟曹大家受读，即其难可知矣。宋、明以来，校正板本之功为多。”
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 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书牌
王先谦首先夸赞颜师古的《汉书注》对《汉书》的传播影响巨大，但他同时也指出《汉书注》中亦有讹误在，同时他也说到了该书难读之处，接着王先谦又写道：“国朝右文兴学，精刊诸史。海内耆古之士，承流向风，研穷班义，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旷隆往代。但以散见诸书，学者罕能通习。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荟最编摩。积有年岁，都为一集，命曰《汉书补注》，减之箧笥。时有改订，忽忽六旬。炳烛余明，恐不能更有精进。忘其固陋，举付梓人。”
王先谦明确地称，他撰述《汉书补注》一书乃是受清朝考据学的影响，他发现前人对《汉书》所作之注散见于各种专著之中，这对研究《汉书》带来了一些不便，于是他将各种注释汇集在一起，同时加上个人观点，撰为《汉书补注》，之后经过六年的修订予以刊刻出版。而对于本书的撰书时段，王先谦自称是“通籍以来”。
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 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卷首
王先谦中同治四年进士，《汉书补注》序言的落款是光绪二十六年，如此算起来，他撰写该书的时间是35年之久，而本书由560余万字之多，故本书从时间上来看，应当是王先谦用力最大的一部史学专著。然该书原名却是《汉书集注》，王祖陶的《葵园述略·名贤来札先钞》录有郭嵩焘在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函中的所言：“前奉赐函，并蒙颁示《汉锐歌释文笺正索解》……尊撰《汉书集注》以成几许？具此精鉴，当使三刘避席。大业日新，弥增企仰。”
看来王先谦原本的目的是想汇集历代学者对《汉书》所作之注，因其命名为集注，故并不下于辑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很多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故而其不止步于集前人之注，于是改名为《汉书补注》。
然而在撰写过程中，因为家庭的变故，王先谦曾停止了此书的撰述，王祖陶的《来札选钞》中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吴光尧致王先谦函：“曾闻令爱及侄媛噩耗，犹冀谣传不实。得书流览，凄惋良深。……第班注中辍，更事他书，势将与《水经》之修，同束高阁。见异思迁，学人大病。况著述多门，又非百年精力所能兼顾者乎。目今纂辑之书，讳恶避嫌，断不能为将来信史，原编一不足重，续之增之，未免捐有限之岁月，为无用之简编，殊可惜也。”
王先谦刻《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书牌
吴光尧在函中谈到王家迭遭子侄夭亡，以至于影响到了王先谦的心情，他不再撰写大部头的《汉书补注》。但吴光尧认为这部书十分重要，他劝慰王先谦能够节哀，同时放弃一些杂事，全赴精力地完成此书的撰写。
确如吴光尧所言，王先谦家族人丁不旺，张晶萍在《王先谦中年致仕缘由考》一文中总结道：“王氏一家，人丁不兴。王父载之公于1861年去世。王先谦兄弟四人，长兄王先和1829-1853）、仲兄王先惠（1837-1857）、季弟王先恭（1849-1871）都在二十岁左右去世。王先谦一生，先后娶张夫人、周夫人、李夫人，纳宋妾、毛妾，张、周都是婚后三两年就去世。尤为痛心的是，王氏所生儿女，旋生旋亡，无一成长成人。连年丧亡之戚，自家人外，儿女及侄女辈至八九人之多。”
王先谦刻《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牌记
王先谦兄弟四人，其中三位竟然都在年轻之时就已离世，仅余下王先谦一人，他为了壮大家族，连续地娶妻妾，然其妻妾也是跟他几年就会去世，而他们所生之子也大多夭亡，这种状况当然令其心灰意冷，因此也影响到他在仕途上的追求。王先谦24岁中进士，朝考后成为翰林院书记事，后来做到了国子监祭酒，之后他又任江西学政，李肖聃在《葵园学略》中称：“回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正当他风头正劲之时，王先谦却请假回籍休息，之后他又请湖南巡抚代奏请开缺，也就是主动提出辞官。获得批准之后，王先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撰述方面。
而杨树达在《王葵园先生百零五岁冥诞感言》中也专门讲述了王先谦的急流勇退：“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
王先谦刻《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卷首
杨树达说，如果王先谦不辞职返乡，以他的升迁速度，再过十几年有可能做到宰相一职。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先谦能够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对此，张晶萍在文中作了相应的梳理。其实从《清史稿》中看，王先谦辞职返乡跟其弹劾太监李连英有直接的关系，《清史稿·王先谦传》中称：“历上疏言言路防弊、请筹东三省防务，并动云南巡抚徐之铭。六年，晋国子监酒。八年，丁忧归，服阙，仍故官。疏请三海停工。出为江苏学政。十四年，以太监李莲英招摇，疏请惩戒。”
从这段话可窥，当年的王先谦也是意气风发不怕得罪权贵，而其弹劾之人中以慈禧宠幸的李连英影响最大。《清史稿》中录有王所写弹劾之文：“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谐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誇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钢纪而肃群情。”
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 清光绪二十六年长沙王氏虚受堂刊本，书牌
这样的弹劾之文显然令慈禧太后大为不满，张晶萍文中引用《葵园自订年谱》中黄性一的所言如下：“葵园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请惩太监李莲英，有忤清孝钦后，几遭不测，遂托病告辞。”
王先谦的直率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再加上亲人几经变故，以至于让王先谦心灰意冷，故其辞职返乡。其将个人精力都用在了撰述方面，对于他一生中所撰之书的数量，谭仲池主编的《长沙通史·近代卷》中总结道：“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
如此数量巨大的作品，其分别涉及到了各个门类，然《长沙通史》中认为：“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
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 清光绪二十六年长沙王氏虚受堂刊本，牌记
王先谦撰述《汉书补注》费了很大的功夫，为了能让该书少出问题，他请弟子缪荃孙予以校对。光绪十三年王先谦在给缪的信中称：“刻下专力《汉书》，无暇旁及，弹精八志，先其难者，先刊《地理》，再及其余，予以两载成之，不知能否。”而对于本书的修订，光绪三十一年王先谦给缪荃孙的信中又称：“今年逾五十有四，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从事《汉书》，先刊十志，唯《地理》排日参究，尚未发写。……已刻数《志》，先行呈中，外上崧云观察处，乞转致。有不合，尚可改订，教之为幸。蓉生、莼客俱为古人。闰月初五荷花池寄。”
从以上的所言中可以看出，王先谦对该书的编纂下了很大气力，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汉书补注》中说道：“阅王益吾祭酒《汉书补注·武五子传》一卷，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已见，亦俱精搞，尤详于舆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长，即在此一事。又多采沈文起《汉书疏证》之说。此书闻稿本在上海郁氏，余尚未见，不知祭酒何处以得之，晤时当询之也。光绪辛巳七月二十六日。”
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 清光绪二十六年长沙王氏虚受堂刊本，卷首
李慈铭对该书颇为夸赞，然而王闿运却对该书不以为然，他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逸吾送《汉书补注》来请校检，为阅两卷，无所发明。”王先谦对本书颇为看重，他不但请弟子缪荃孙予以校勘，同时也请湖南著名文人王闿运来修订此稿，仅管王闿运认为他所看到的那两卷《汉书补注》并无特别之处，但这并不等于该部大书无价值，因为王先谦为了校勘此书参阅了多个不同版本的《汉书》，王在《汉书补注·前汉补注序例》中称：“致力《汉书》者多用南监本，此外如景祐本、闽本、汪本、德藩本、乾道本、北监木，并备搜罗，间有甄采，良由文轨同途，众善咸萃，内府精椠，前无以加云。”
以此可见，王先谦撰写该书之审慎，但也有人认为王先谦如此数量的撰述有不少都是借弟子之手而成之。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称：“常论先生著述，不外续、篆、选、辑四者，如《十一朝东华录》为续蒋良父书；《南菁书院经解》为续阮元学海堂书；《续古文辞类纂》，则承姚氏而作也。如《骈文类篆》《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各书集解皆集也。章太炎谓其本无心得，而通知法式，斯言得之。惟先生性好著书，如《五洲通鉴》《外国地志》及《日本源流考》诸书，足末履外国之土，目不识蟹行之字，乃亦假乎众人，杂采他书，以成诸书而尸其名。其疏三良诗，至云远西书记，言非洲亦有以人殉葬之法，而不能实指其书名，邻于不知而作，斯则末可为训也。”
李肖聃有这种说法的缘由乃是因王先谦在光绪二十六年刊刻《汉书补注》时，他列出了二十位同此书之人，其中有郭嵩焘、朱一新、李慈铭、缪荃孙、王闿运、叶德辉、皮锡瑞等一系列名家，但如前所引，这些人实际都是帮助王先谦对该书做了一定的校订，而并不能说本书是由这些人共同撰写而成者。王先谦不没他人校勘之功，故在刊书时一一列明，这正说明其胸怀所在。然陈直在《汉书新证》中称：“清代治朴学者，兼治《汉书》，王先谦先生，采集为《汉书补注》。王先生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排比校雠之役，且多假手于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王先生之缺点，是各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涛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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