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朱维铮，为什么质疑经世致用以史为镜

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能呢？“朱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这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以《朱先生对'以史为镜’”的质疑》为题的一次演讲。

朱先生指的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朱维铮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学史大师，最后的经学史家，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学术史、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姚大力认为，朱维铮越到晚年越是坚定地反对“以史为镜”。朱维铮为什么质疑经世致用以史为镜呢？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而且有着“为现实服务”的传统，《诗经》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召诰》中谈到西周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和统治地位时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就是说要吸取前代历史兴衰成败的教训。孔子还说：“观殷、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
朱维铮在《史学史三题》中“关于经世致用”部分，集中反映出作者对史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反思。朱维铮首先提出，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朱维铮认为，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经世致用”是梁启超概况出来的，梁启超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日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朱维铮提出质疑，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朱维铮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朱维铮觉得，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中国旧史学历来重视资治、垂训、教化、借鉴等功能。宋神宗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即旨在“戒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朱维铮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却认为，“《资治通鉴》的最大特色在'通’,而不在'鉴’”。鉴是缺陷，以史为镜寻觅现成方案解决眼前问题，导致了实践自欺欺人。当时《通鉴》颁行以后，满朝官员中通读一过的，只有一人，别人都是略阅数卷，“便欠伸思睡矣”。

朱维铮反对历史为政治服务，因为朱看到，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从唐太宗定型的史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朱维铮认为，唐太宗钦定的古为今用导向和权力干预机制，自始便决定了史馆必成统治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和传声筒，必随权力的腐败而腐败。
“清代史学的历史进程，再度表明越受权力摆布的历史著述，越无传世价值。”《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如果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历时九十四年。大清为了修明史真是煞费苦心。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梁启超指斥中国旧史是“帝王家谱”、“相斫书”,痛诋传统史学“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

朱维铮在《中国人与中国史》中提醒，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
朱维铮常说学历史没什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
朱维铮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

不懂历史很容易被人欺骗，史学家的批判往往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撕下来不少人的假面孔。
“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
“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

朱维铮在当代学术界里边算是一个另类，坚持唯物史观。朱维铮曾作为上海写作组中的一员，以历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自觉成为意识形态的排头兵。对这一段历史，朱维铮并不会讳言，不像余秋雨那样羞羞答答。所以才更坚持学术与政治的分离。
朱维铮脾气大，喜欢直来直去，自称乌鸦嘴，自己宣称“ 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你有乱说的自由，我有纠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