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顺:1981年毕业于昭乌达蒙古族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赤峰学院副教授、汉语言文学学者、书法家。
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
中国语文学习策略研究课题实验区负责人。
管王凤林叫二哥，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糊里糊涂，直到如今。初见二哥，印象并不太好，大约是开学的第二天，二哥骑辆破自行车，穿一条皱了吧唧的毛蓝裤子，上衣是一件劳动布工装，头上扣一绿色的搪瓷小盔儿，手里拿个饭勺，时不时的拿下来敲一敲，又放在头顶上。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敲敲，一脸大大咧咧的笑容，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来念书的，倒是像来吃饭的。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城里人的认知，此时我虽然也算是大学生了，但此前我没同城里人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大学生。初见二哥叫我很失望，同时对城里人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感，村里人常说，城里的孩子是街溜子，意思是城里的孩子见过世面，胆子大而且坏。在此之前，为了体检，我仅去了一趟乌丹，带着哥哥给的十块钱，骑自行车走了一百多里路。到了乌丹，先找旅店住下，到了政府招待所，开票的大姐告诉我，这里太贵，每晚上两块五，你到二分店去住，那里每天八毛，并告诉我怎么走，（到现在我还心存感激）出来后我怕转向，又问问路边几个玩耍的小姑娘，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告诉我怎么走，一直把我指挥进了一个死胡同，当我满面羞愧的走出来的时候，这几个孩子笑的死去活来。这就是我对城里人的最初印象，很复杂的。二哥满脸胡子，头发有些发黄，并且乱糟糟的，高个，面部棱角分明，我一直很惋惜，如果二哥刮刮胡子，衣著再讲究一些应该是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可惜这么好的资源都叫他糟践了，都让他的满不在乎给造完犊子了。接下来我就是二哥生活的旁观者，远远的看着而不敢走近，后来我发现二哥并不傲慢。我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有人说自卑和自负是一对孪生兄弟，我的自卑是独生子女，这些年来，在胡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我稍稍有点自信，但不敢自负。当时二哥经常与张军，马国钧，李俐伽一起搭伙吃饭，二哥不吃肉，但似乎臭豆腐的用量比较大，这也影响了我对二哥的看法，不像个城里人，城里人不吃臭豆腐。二哥的字也不好看，和满脸乱糟糟的胡子差不多，我总觉得他有一些江湖气，记得当时写了一篇作文，马栗元老师看了以后认为写的还不错，说"二哥"这个称号，有一些江湖气，但也不置可否。叫我接近二哥的是一次调桌，我原来和于战冰是同桌，于战冰是举世公认的才子，又是学习委员，所谓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当时于战冰给了我很大影响，调桌前我俩正在背诵红楼梦的诗词歌赋，调桌之后，这一活动就结束了。据说这次调桌是因为有阶级觉悟较高的同学向老师汇报，说我们俩搞小宗派。叫我和帅哥王文飞一桌。隔着过道，就是二哥，二哥好读书，但不喜欢查字典，于是我俩约定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找我，由我来查字典。我在我的桌上糊了一张白纸，每查一个字，就把查的结果写在白纸上，差不多快写满了，不知被谁给撕掉了，现在我还有些惋惜。后来又糊了一张纸，到快毕业的时候写满了，我小心揭下来保存至今。二哥是个内心精致，感情细腻丰富的人，与粗服乱头的外表截然相反，正所谓粗服乱头，难掩国色。不知不觉就毕业了，我和老家伙（张君）分配到了乌丹师范，老家伙虽然叫老家伙，其实并不老，仅比我大一岁多一点，所以叫老家伙是因为他成熟，老练精明强干，而又情深意重，那时候的老家伙非常用功，学校搞活动，他写剧本，语言具有乡土气，又有文采，比如扎箍，正疼片，亭亭如盖，之类的词，新鲜而有趣。不知躲在哪里两天一夜就写了一个剧本，写完之后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呛毛呛刺的，走道直跳坑。那家伙人缘好，经常有男女同学去看他，同时也看了我（仅限男同学）其中就有二哥，因为分别的日子太短，每人的变化都不大，见面说了什么都已经忘了，只记得了当时还照了一张相，照相时我还故意把手表露在外面。第二次见面是十几年以后了，大约九五年左右，国有企业改造爱人下岗，为生活所迫，开了一个五金日杂店，我有时帮爱人进货，有一次去赤峰电线厂拉电线，二哥的家与电线厂隔着一条旱河，因为当天没有返回的车，把电线先存在二哥家里，我和二哥借了一辆倒骑驴的三轮车，推着电线，正过桥的时候，因为眼拙，被同学楊淑敏叫住一顿训。晚上就住在二哥家里，不知道是几层，只记得他家是二哥自己铺的木质地板，和现在市场上看到的地板不一样，那是一种纯实木的，菱形的，厚厚的木质地板，进门口的地方有些松动，二哥说是跑水了，被淹了，全屋的电器开关总成在床头，躺在床上就可以控制整个屋内的电器。你想那个时候我还住在传统的平房里，土炕，地是砖砌的，电灯的开关是那种拉线开关，晚上开灯的时候要在墙上乱摸，时间久了，开关的那个地方留下一片污渍，开关或在炕头或者炕梢。后来为了方便就在炕沿上拧了一溜羊眼圈，把开关拉线加长，穿过羊眼圈，从炕的这头拉到炕的那头，这样你无论躺在哪，想要开灯都非常方便。我正为此沾沾自喜的时候，二哥已经铺了木质地板，设计了开关总成。后来见面的机会就渐渐多起来了，尤其是二哥调到了教育局，整天扛着摄像机东奔西走，再后来才知道，脚本写作、文字编辑、后期制作、等等都由他一个人来完成。工作量之大，艰苦可想而知。那时见面也经常谈一谈新课标，发发感慨，甚至牢骚，知道了二哥，是个好读书而勤于思考的人，是一个有情怀的知识分子，是个壮志难酬的好老师。偶尔也说一点拍摄花絮，比如推拉摇移、画面啦、背景啦等等都很专业的，我听了似懂非懂。尤其是一次，他说他拍了一个画面，一辆自行车上一串自由摆动的钥匙，画面好像与主题无关，但表达了一种情绪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冯友兰先生说过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充满诗意，二哥是一个会用镜头写诗的人。二零零四年我也搬到赤峰城里住下，正式成为住在城里的乡下人，依旧喜欢下雨，绵绵不绝，有始无终的大雨。不像同学金夫那样，因为喜欢下雨而不喜欢彩虹，因为金夫说彩虹一出雨就停了。我喜欢下雨，也喜欢雨后的彩虹，生机勃发的山川大地，蓝天白云。在城里住下后，与二哥的交往就更多了，有时甚至他住在我家里，躺在床上彻夜长谈二零一九年二哥退休了，因为孩子的缘故，他搬到了成都，一个连阿斗都不想念的地方。二哥搬家的时候是开着车从东北走到西南，从赤峰开到了成都，开的是自己开了多年的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