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背后有隐情，东林党内部分成两派，分歧导致党争问题大爆发

　　前言：

　　早期与中期的东林党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也是分派系的，我们可以从红丸案中发现到很多隐情。

　　红丸案始末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这一年可是多事之秋，所有东林党人急得起跳。

　　先是万历皇帝病危，东林党人十分害怕郑贵妃借机干政，比如假传遗诏、篡改遗诏内容、暗害太子朱常洛等等。于是他们发动了口水战，利用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逼得郑贵妃“移宫”。

　　不过走了郑贵妃，泰昌帝朱常洛又突然身体不行了，得势的东林党又迎来了李康妃这个敌人。东林党人不得不再次发动口水战，逼李康妃“移宫”。

　　本以为两次“移宫案”东林党地位就稳了，但是“红丸案”接踵而至。泰昌帝朱常洛病重期间，服用过崔文升的泻药导致病情加重，之后又服用了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仙丹”，先是回光返照，然后猝死了。

　　东林党人打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力保的太子朱常洛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而且他的死因有瓜葛的李可灼是浙党首领方从哲引荐的，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的下属——他们推理出一个结论，崔文升、李可灼一定是谋害泰昌帝朱常洛的凶手，背后的主谋一定是郑贵妃与方从哲！

　　谋害先皇，大逆不道，必除之而后快，于是明末党争问题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你死我活级别的派系斗争。这表面上是东林党与浙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万历时期参与国本之争的太子党与福王党之间的大决战。

　　最开始得势的东林党人借红丸案整垮了浙党，然后扩大化对其他非东林党派系进行排挤，统统纳入逆党中。结果是方从哲请罪辞官，崔文升贬谪南京，李可灼发配充军，牵连的浙党与其他非东林党官员不计其数，引发了一场官场危机。

　　岂料躲在背后魏忠贤却因此乐开了花，天启帝朱由校继位后，魏忠贤开始逐渐掌握权力，将被东林党排挤的官员全部吸收了过来。东林党人全傻眼了，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随后逐步被新成立的阉党全部迫害排挤干净。杨涟等东林六君子，这些东林党中期骨干就是在这一时期遇害的。

　　阉党得势，自然要给新加入的盟友撑腰，所以便给方从哲等人翻案，作为东林党人排挤他们的一部分罪名写入《三朝要典》中。

　　天启七年，朱由校落水，之后驾崩，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崇祯帝重新启用了东林党人，再次给红丸案翻案，维持之前东林党人的定论。于是方从哲等人，还是被当成罪人来打击了。

　　红丸案前后的隐藏剧情

　　实际上东林党内部在早期与中期一直存在两个派系，其中一派是较为温和的改良派，另外一派则是激进的夺权派。温和派主张与其他派系共存，争取他们的支持来改革大明的社会问题，他们觉得应该尽量公事公办，避免激烈的党争问题；另外一派则认为其他派系是权贵集团，利益捆绑非常严重，不可能轻易让出权力，必定会继续徇私，所以东林党要改革大明，必须将他们赶出朝堂，将他们的权力夺过来。

　　这种意见分歧在早期的东林党人中略有体现，比如顾宪成就是极好的例子。虽然他很多行为是比较正常的，但有时会暗地排挤非东林党人做他们的上级。

不过越往后面，这种分歧就越来越明显了。

　　温和派最突出的人物是叶向高，一直致力于调和党争问题，非常强调跟其他派系合作的思路。红丸案前后叶向高已经退了，但接力棒传给了杨涟。杨涟在“移宫案”中曾拉拢过方从哲，杨涟也一直鼎力支持熊廷弼，而熊廷弼背后有宣党首领汤宾尹背书，宣党又是东林党的死敌，这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充分说明了杨涟以及温和派竞争合作共存的精神。

　　激进派最突出的人物是赵南星，在红丸案之前的万历年间就通过癸巳京察等事件打击了张素养、姚宗文、刘廷元、邵辅忠、高弘图、徐扬先、李思启、刘大受等人，打击范围非常广，可以说是嫉恶如仇，非常痛恨结党营私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赵南星将其他派系的官员排挤走之后，全部安排了东林党人顶替，可以说是非常双标。

　　在红丸案中，杨涟已经压不住激进派了，因为泰昌帝吃了崔文升的泻药导致病情加重，服用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仙丹”之后暴毙，这些都是事实，当时群雄激愤，很难能保持理智。另外一方面，杨涟拉拢方从哲的过程中，方从哲总是畏畏缩缩的，两边都不敢得罪的样子，这也让杨涟很恼火。两个因素综合一下，杨涟是不可能继续在东林党内部宣传拉拢浙党的事情了。

　　对于赵南星这一派来说，一直致力于排挤其他派系，安插东林党人入朝为官。红丸案是打击敌人绝佳的机会，而且可以一网打尽，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所以很快激进派占据了上风，以一种更极端的形式攻击敌对势力，甚至夹杂着很多死罪建议。不过红丸案不是赵南星亲自动手的，而是派了孙慎行这个亲近东林党的官员打头阵。

　　党争问题风向标

　　稍微仔细研究过明末党争问题的人会不难发现，红丸案之前除了梃击案，党争问题还尚未出现你死我活级别的局面。而梃击案，因为万历皇帝及时灭口，无从查起，最后其实是不了了之。这一时期的党争问题，远远不如天启、崇祯年间那么激烈。

　　大部分人包括一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东林党代表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具有地域性。但是这种看法不准确，因为东林党的主张是全国性的，不局限于江南地区，其成员也遍布全国各地，比如袁应泰、孙承宗、赵南星等人都不是江南的人。也有人直接说他们代表南方地主阶级，这也不准确，因为南方还有楚、浙等党。所以准确地说东林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跟齐楚浙昆秦宣等派系一样，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只是范围大小不同。

　　之前我写文章介绍过，东林党有其他派系没有的思想纲领、组织性、稳定的策略，所以不管人数还是战斗力上，都远胜其他地域特征强烈的派系，往往需要其他派系联合起来才斗得过。万历皇帝不喜欢太子党组成部分之一的东林党，更喜欢福王党，不过他怠政，28年不上朝，基本没怎么干预党争问题，加上东林党当时温和派话语权最大，与其他派系有冲突也有合作，党争问题没有那种你死我活必须散掉一派的局面。

　　红丸案前后的时期，因为泰昌帝的死，东林党内部变成了激进派主导局面。之前摩擦变成了走火，两大阵营的血海深仇也因此结下了。较散较弱且地域性明显的齐楚浙宣等派系，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很容易被魏忠贤利用，变成阉党的主力。

　　阉党能崛起、壮大，其实是有东林党内部的激进派一份功劳的，因为赵南星这一派将太多的敌人推给了阉党，导致东林党几乎处于没有盟友的地步。所以东林党在天启年间失势，也有自己内部的原因。

　　同样是怠政的天启皇帝，他将权力一股脑儿全部交给魏忠贤，无疑使得阉党的后台变得是最硬的，东林党自然要败下阵来，成为被反杀的一方。等崇祯上台之后，东林党又反杀回去了。但是这种长时间的内耗，最终还是拖垮了大明。

　　红丸案出现的权力斗争，包括后续事件，升级成生死之战了，性质变得越来越恶劣了，可以说是党争问题的风向标。

　　通过红丸案，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大明灭亡前后党争问题如此激烈的原因。在权力斗争的大染缸里面，东林党与齐楚浙宣昆秦等派系都无法一直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终归会被染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