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庙院（一）
往期文章 故乡·塔湾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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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 院
作者 陶冶
引子
公元1632年三伏的盛京城，日里骄阳似火，暑热难耐。距盛京城西北五里的御花园倒是清爽许多，数座飞檐峭壁的楼台亭阁点缀在这树木葱郁、野花飘香的郊野里，显得典雅里又不失况味。
大殿里，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紫檀御案前刚收住笔锋，端详着未干的墨迹，这是一道倡导节俭的圣旨：“我国俗素教淳朴，近者奢靡僭越，不可不定为法，自今护军以上许服缎余俱用布，一缎之值可当十布，与其一缎成一衣何如十布得十衣。”皇太极放下御笔，小太监躬身递上一碗乌梅汤，他轻呷一口便放在小太监手上，走向大殿门口，看到远处古松下两个宫女正陪着大玉儿喂松鼠，一丝微笑在他英武的脸上掠过……
过眼烟云
（一）
日月东升西沉老去了光阴，顺治入主中原到宣统逊位268年匆匆而过。张作霖的雄踞一方、满洲国的始末、国共的较量、共和国的东北人民政府到文化大革命，弹指间又是半个多世纪，时间空间在折叠着岁月，世事的变迁被打磨成寥寥数行文字，偶尔唤起人们尘封的记忆。
公元1966年的岁末，我家乔迁新居，朝北开门的一间半平房比从前的居所宽绰了许多，只是正对南窗有一座高高的大庙，总遮住我家日里的阳光。那座庙已旧得破败，不见一丝当初的光鲜色彩，视觉里只有黑白灰砖瓦木石陈旧的底色，更见不到信众们香烟缭绕的供奉。那是一个失去理智的年代，人们像中了蛊，除了领袖的书与领袖的画像还有什么能得到保护呢？不管是古迹还是宗教活动场所都是笈笈可危。大庙像个弃儿，孤独悲戚地矗立在那里，没人问津它的冷暖兴衰。懵懂里我也在嫌弃，干嘛它要立在我家窗前，更希望的是它早日消失。
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带的头，人们继破四旧后对它进行了又一次的洗劫，廊檐下印着无数虔诚者足迹的尺余见方的地砖连同基座的护砖均被哄抢占为己有，像是只要能被直接搬走的就绝不会留在那里。大庙无奈地空望着世间的苍凉。
对新居周围环境的新奇倒是抵消了一些无学可上的寂寞。我家新居北面还有一趟新建的平房，它的北面是两栋旧平房，东西各一趟厢房围拢，再北面是两栋俄式二层红砖小楼。除了我们居住的新平房外皆是一所高校的家属宿舍，被叫做小南院，我们像是附庸风雅般地被小南院裹挟在内，而我家窗外以南却被称做庙院。小南院与庙院构成了这里的全部居民区，除去一面是跑汽车的环城路（现在的崇山中路），三面均面对着部队的砖墙，尽管东面隔了一条小马路（现在的嫩江街）。按说小南院与庙院是紧邻的街坊，可两个院却是格格不入，特别是孩子们，小南院的孩子们忍让儒弱些，庙院的便是江湖气的强势。
岁月
很快我与同我一样没有学上的孩子们成了伙伴，当然是小南院。我不再为爷爷富有的原罪而烦恼，日里与伙伴们的欢笑取代了迷茫的困惑，只是回到家里就会看到大庙的阴影和父亲展不开的眉头。
是一个冬日里，给小弟买牛奶回来，几个庙院的孩子把我们的小冰场“占领”了 ，我的小伙伴们此刻已无奈的退到圈外以避“凌辱 ”。见此状我义愤填膺，好歹我也是小伙伴们的“领袖”，激愤驱使我冲上去与他们理论。岂知，他们那个为首的小超根本不讲道理，蛮横地对我拳脚相加，我怒火中烧了，挥起装着牛奶的瓶子朝小超头上砸了下去，可怜的小超，尽管戴着帽子，还是满头的牛奶落荒而逃。小伙伴们望着我手里剩的瓶嘴，群情激奋齐声呐喊，高呼着我们的“胜利”。
兴奋过后，一小伙伴说“冶子你快回家吧！小超他爷护犊子（东北土话，指为孩子撑腰），可厉害了，肯定会领小超来找你报仇的！”听小伙伴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没了底，那就回家吧，一进家门母亲问：“买的牛奶呢？”未等我回答母亲的问话，外面已是人声鼎沸。母亲明白了，“你又惹祸了，在屋呆着，不许出去”，母亲愠怒而又慈爱地下着命令便推门出去了。我趴在北窗台上将霜花用手指暖化了个洞，向外窥探，只见我家院里院外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小超脑袋上缠着绷带，旁边站着一年近七旬的老者，长长的花白胡须在黑红的脸堂下微微地飘动，敞开的蓝棉袄透着东北汉子的怒气。只见母亲一脸的和善，带着歉意迎了上去。有一丝惊异在母亲慈祥的脸上掠过，母亲礼貌地说了句什么，像是尊重。那老者先是一愣，便收敛了怒气说了句什么，便领着小超走了。准备看一场“好戏”的人群一哄而散。我心中暗暗叫好，妈妈真棒嘿！一句话就给他们打发了。
晚上母亲便将我的“英雄事迹”向父亲做了“汇报”，“你儿子今天惹个大祸，给人脑袋打破了。”父亲吃惊地“啊？”了一声，“严重不，去医院没？”母亲说“没”“人家爷爷带着找家来了，你猜是谁？”“谁？”“那大胡子”，“哦？这么巧”，“一看是我，他只说了一句，'啥也别说了’，领孙子就走了”，爸爸沉默了。我佯装睡着，躲过了那晚父亲的责罚，心中却装进了难解的谜团，这老头这么给母亲面子，一句“啥也不说了”就熄灭了战火硝烟？
帅府东巷
（二）
那是个在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年代，夜里经常有领袖的最高指示发表，随即便是街巷里敲锣打鼓的狂热。懵懂中我的少年时代被愚弄、愚昧、愚蠢牢牢地裹挟，而且是那样匆匆。
1969年寒凉的早春里，带着对小伙伴们的依依不舍和无奈的忧伤离开了小南院，离开了这座城市，与在政治高压下的父亲举家去了辽北的乡下。后来姐姐总讲，俗话说“住庙前不住庙后，住庙左不住庙右。”搬到这，家事就不顺，好端端一个九口之家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五地离散，姐姐将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新居的位子。是啊，我们家在那个乔迁的新居——小南院里，只住了两年另四个月，奇怪的是全家总是管那儿叫做庙院，直至今日。也许是那座大庙离我家太近了，它挡住我家的阳光，喑凉的背影牢牢驻扎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九年后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最先想到的是找寻少年时的伙伴，而这里已物是人非，庆幸的是那座大庙还在，已被街道利用办了个小线材厂。可惜的是它没能坚持多久，上世纪80年代里，它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里变成了滤芯器厂。再后来又建起了居民小区的楼群，就连它的具体方位也难已辨认。大庙不在了，像是一了百了，而它的消亡却让我产生了又一个谜团。
大庙始建何年？怎样称谓？又有怎样的身世 ？它历经了多少年被遗弃的孤独？困扰中记起了父亲曾叫它“御花园大庙”，我始终不解。而我最终还是凭借“御花园大庙”这五个字查出了大庙的前尘往事。
窥探
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七盛京统部“苑囿”记载：“御花园 在城西北五里。国初建。顺治十三年。改为长宁寺。”清朝建国初期建的避暑所在当然比不了入主中原后的避暑山庄，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而皇家的别院当然是护卫林立，仪仗威赫，古树参天，殿宇巍峨。曾几何时，一道道圣旨在这里颁出，昭告臣民。
顺治十三年是公元1656年，御花园改为长宁寺。可见大庙的身世是何等的尊贵显赫，三百多年的沧桑里大庙曾历经过怎样的辉煌？
凭借长宁寺三个字在佛教网站的地方寺院栏里我查到了这样的记载：“顺治十三年下昭，将“御花园”改赐为“长宁寺”，国库拨银，供香火及修缮用资”。“长宁寺，山门坐北朝南三楹，门前立旗杆两根，寺内门旁两棵古松参天从山门到正殿间一条石径雨路相连，路边有康熙二十六年设的玉龙驮碑一座，上由满、汉、蒙三种文字写成记载着相关内容。寺内有东西配殿各三楹，东配殿内藏经书一百一十部，西配殿旁挂大钟一尊，高约五尺，每逢初一、十五寺内清晨撞钟，声传十余里。正殿三楹，青砖黄瓦，檐下高悬乾隆皇帝御书“一心为宗”匾额一面。殿内有太宗皇帝用过的宝座一个，弓箭一副（一弓三箭）；太宗皇后用过的肩幡五件及亲手制的简幡二条，欢幔一件、龙冠一顶、龙袍一件、大小蟒缎褥五个，蟒靠背三个及乾隆四十五年制造的小铜佛塔八座，纯金宝塔、铜色小木塔、大木塔、银色小木塔各一座，嘉庆年间御制诗文一轴，殿内共藏佛像710尊，全寺院内有殿堂兵房等屋宇47间。喇嘛多至27人。寺内古木参天幽兰芳草萋萋。”“康熙、乾隆等皇帝东巡多来此祭祀留下不少字迹、诗赋。”
如此恢弘的皇家寺院怎就落得个灰飞烟灭的结局？它是何时开始走向衰败的呢？
今月曾经照古人
文字还记载道：“1904年日俄战争中，寺内西藏经楼御座、行殿亭等遭到破坏。1913年至1939年间经过修缮和扩建”。“民国期间，寺庙尚存”。“解放后，长宁寺的大喇嘛曾进北京雍和官，后曾任雍和宫主持喇嘛。”“20世纪60年代，寺庙动迁建房，山门被毁，寺地被占”。断断续续的文字串连起长宁寺走向没落的足迹。我想像不出，虔诚的信徒与寺院里僧众散去时的情景，也想不出毁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时人们的心态。而我却仿佛看到大庙在山门被轰然推倒那一刹那，它心底滴血的疼痛，它将撕心裂肺地呐喊憋在喉管里，就像一位没有气力保护儿孙的垂暮老人，眼巴巴的望着明火执仗的人群，只能无声地垂泪哀鸣。我总在想，人们今天对自然与生命敬畏之心的缺乏是否就是那时种下的祸根？
皇寺庙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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