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类票证
——宁波常青藤小城居民票证调查手记
如今的中国人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尤其对我们00后来说，美团外卖、肯德基宅急送、淘宝天南地北的美食……样样都垂手可得，好像生活就该如此，一切理所当然。然而，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绝大多数时期内，却是票证一统天下的时代，买什么东西都得靠票，有了票也得精打细算。在日常生活中，笔者偶有听闻父母、外公外婆提及各种票证的事，内容断断续续、残缺破碎。为了搞清楚票证的由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这个寒假，笔者锁定了宁波市常青藤小城50-85年龄段的36户家庭，进行了一次票证小调查，之后把调查结果结合相关文献的阅读，撰写成本文。
一、票证的由来和种类
票证就是买东西的资格凭证。1953年国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随后于1955年发行了第一张粮票，我国实行票证制度由此开始，国家统购统销的范围逐步由粮食扩展到棉花、食用油等各种物资。票证制度关系到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涵盖了城乡经济的方方面面。它的提出是为了保障供应，所谓“保障”，就是通过“计划”让大家相对公平地分到最基本的日用生活必需品。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曾发行过多种票证，有粮票、肉票、蛋票、糖票、布票、煤票……甚至还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尿票、粪票。尿票、粪票是农业生产必需品——肥料的购买票证，那时的化肥很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实际全靠粪肥。当时的粪便是由生产队集中收集，农民需要通过粪票进城拖肥，而各大单位的厕所管理员必须按月交一定数量的票，这一举措减少了人们因肥料短缺而去厕所抢粪便的情况。
票证的出现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无奈之举，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一定程度地稳定了市场和社会，发挥了特定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老百姓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小纸片儿”终于寿终正寝。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票证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二、粮票的分类和样本统计
俗语说“心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各种票证中，粮票是票中之王，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粮票可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前者由国家发行，后者由地方省市自治区或者地市级发行。
经调查，36户家庭中有12户留存票证，8户为笔者提供了自家收藏的269张粮票，其中地方粮票241张，全国粮票28张，地方粮票的发行主体分别是浙江、上海、吉林。除去浙江本地粮票外，上海粮票数量最多。这主要是由于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以及与浙江特殊的地缘关系，导致两地间联系交流密切，人口往来频繁。吉林省粮票的持有者是张菊敏奶奶，她当年作为知青相应国家号召，下放东北支援边疆建设，所以手头上留下几张异地粮票。
省级地方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通用，凡是异地出差、探亲回家的人员必须持单位证明去粮食部门换取一定数额的全国粮票。小区的胡爷爷于1972-1992年在陕西参军，每次省亲回宁波，会提前把当月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
样本统计所显示的全国粮票与地方粮票的数量比为1：8.5，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人口流动规模之小，差不多每八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去过外省市工作和游历（即便去外地也主要是知青下乡、参军入伍等政策性原因），说明当时的中国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交通也远不及今天之发达。
三、粮票诉说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史
票证制度在中国实施历时近40年，在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印象中，票证几乎可以与物质匮乏、生活艰难画上等号。很多事情随着岁月流逝会逐渐淡忘甚至泯灭，有些事情在记忆里即使斧头也砍不下去，除非死神来悄然收拾走。[1]粮票在经历过的那代人心里就属于后一种。
笔者采访到的张良鸿先生，是此次调查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生于1937年，196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曾在安徽任教多年，于1986年调回故乡宁波，现为宁波四中退休教师、宁波作家协会会员。他的青壮年时代与票证时代平行，是粮票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一张票一个故事，也是一段历史，它见证了我们这代人当时的生活状况。我10岁丧父，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境特别困难。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每月粮票只够吃过月中，根本不够用，就要学会缩衣节食，母亲发明了“一饭三煮”。所谓三煮，第一煮是下一斤半米煮饭，吃掉一斤米，余留半斤；第二煮是再下一斤新米，把上一顿半斤米饭盖在上面，这样就吸收了大量的水份，米饭变得又松又软；第三煮是将最上层米饭煮成泡饭，带去学校当中饭。经过三轮烹煮，米和水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也苦了弟弟妹妹们，中午还没到，就饥肠辘辘，常常逃体育课。”张爷爷回忆道。
1959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让张爷爷印象深刻。当时中国农田从北往南遭受大面积干旱，因灾减产和因“大跃进”运动等决策失误而减产，导致这三年的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极度缺乏，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张爷爷说：“这场旱灾特别厉害，进入1961年后蔓延到了淮河、长江流域，当时我所在安徽有大量的农民一路讨饭南迁。”那时，张爷爷正好和一安徽姑娘谈恋爱，每天在宁波的母亲会遇到好几拨要饭的安徽难民，这让她对儿子的婚姻产生忧虑。
不过，在粮食困难岁月，大家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替代品，番薯和南瓜是当时人们的首选。张爷爷家的办法就是把南瓜切块放在尺八饭锅的竹栅上清蒸，饭前每人盛一碗，一碗吃下去已经半饱，饭自然就吃得少了。因为南瓜对于度荒有过很大贡献，在宁波方言中南瓜又叫“饭瓜”。当然，经历过这段岁月的人也有“后遗症”，比如小区吴奶奶由于小时候番薯吃多了，一看到卖烤红薯的摊贩就避而远之。在我们看来是美食的东西，在老一辈人眼中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四、粮票见证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粮票的长期使用与我国粮食产量低下有直接关系。下图是笔者从网上找的一张反映1949-200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示意图，其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三农网和中国人口信息网上发布的数据制成的，具有权威性。
根据生活经验，人均一天1公斤粮食的量是肯定能吃饱的（事实上现代家庭由于副食、零食的充足，日均粮食消耗量远在这个水平之下）。根据上表，我国人均粮食达到365公斤大约出现在1982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老百姓基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了。
结合历史课上所学，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近8%，1982年到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由349公斤攀升至390公斤。
二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土地菩萨不要笑，三百斤一亩我想要”，这是张爷爷与我分享的一句话。除去“大跃进”年代的虚报，300公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着当时水稻、小麦等粮食的最高亩产，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是可望而不及的数字。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1975年研制成功，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50年代后期矮秆水稻和70年代初杂交水稻的育成是水稻育种的两次重大突破，促使我国水稻平均单产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先后跃上亩产250公斤和300公斤的“台阶”。其后，随着良种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到90年代初期，单产又进一步提高到400公斤的水平，粮食供应有了根本性的好转，粮食供应日益充足，让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我国的票证制度也发生着一些变化。1985年，国家取消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从此，居民在自由市场也能买到粮食，日益充足的市场供应让排长队买粮的场景越来越少见。1992年，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粮票的特殊用途逐步淡化。到1993年，各地相继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这也在笔者所收集到的粮票中得到了印证。在269张粮票中，1990-1992年发行的粮票最多，共147张，占比54.6%。这里固然有年代越近越容易保存下来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粮食的充裕。试想，在用完全部粮票都不足以吃饱饭的情况下，谁会把粮票作为收藏品呢？只有到九十年代后，很多家庭的票证就有了盈余，才会出现大量发行于这一时期的粮票留存至今的情形。
另外，笔者还发现不同年代发行的粮票在面值的设计上略有区别：1970-1980年的粮票面值较小，多以“两”为单位，通常有一市两、二市两，还有半两的；1990-1992年的粮票面值较大，多以“斤”为单位，常见的有一斤、五斤、十斤。从面值大小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粮票的面值更小，这不仅与产量高低有关，也表明那段时间的粮票在生活中的应用更广泛，更彻底，也更细致。据老人们讲，当时凡是和粮食有关的，像买一根油条一个大饼、上饭店吃饭都要带着粮票，这就要求面值尽可能的小。
五、票证是教育后人的鲜活教材
长达40年的“票证时代”深深地烙进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张良鸿先生搬过四次家，每次搬家每次看见这些粮票都舍不得扔掉，他和老伴周利人把它们集藏起来，不仅仅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教育后人。平日里，张爷爷和老伴生活简朴，勤俭持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俩于2019年1月2日，拿出五十万元人民币的积蓄，在宁波四中设立了“良鸿利人”励志助趣奖励基金。
如今家家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年轻人玩奢华搞攀比，上千元的席桌吃不完就倒掉，各种名牌衣服穿个新就丢弃，这让经历过票证时代的人们惋惜不已。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留存下来的粮票可以提醒后辈们不要忘了曾经的艰难生活。
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我想，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也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效果。看着这些花花绿绿或旧或新的各式票证，听着老人给我讲过去的奇闻异事，于我而言，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这些从未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票证中，我读到了时代的艰辛，还有老一辈的吃苦、创新精神，甚至是黑色幽默。我想，只有让尽可能多的年轻人知道票证背后的历史，自觉传承起那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是票证继续留存在收藏者手中的最大喜剧。